贺子珍的身前身后事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子珍，得以第一次踏上30多年来只能从电影或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率女儿娇娇、女婿孔令华敬献花篮。

　　贺子珍的复出，引起世人瞩目，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通过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等访问过延安的外国友人之笔，贺子珍已经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军巾帼英雄。就连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书籍，也星星点点发表过有关她的消息，对她的身世和经历，进行过种种的猜测或歪曲的报道。

　　自1938年突然从革命舞台上，从毛泽东身边消失，在40年后贺子珍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了，怎能不产生轰动效应呢?那些通过一鳞半爪、道听途说了解贺子珍片断人生的年轻一代，一直把她看成是传奇性的神秘人物。那些善良的人们为这位饱经磨难、坎坷一生的伟大女性落下伤心同情的泪水，发出衷心的吁叹。国人怀念“骄杨”，也尊尚健在的革命功臣贺子珍。如今，他们欣喜地看到，这个人物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一时间，国内或者海外，熟识或者不熟识的人们都欢快地传递着同样一个消息:贺子珍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她终于出来重见天日了!

　　◆1937年春，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在延安。

　　贺敏学在政协会议上也成了热门人物，因为他是贺子珍的胞兄，一个原本也很具传奇性的名人。面对这些姗姗来迟的耀眼光环，贺敏学宠辱不惊，只是耐心地、点到为止地向热心人讲解历史的烟云和风雨。

　　1984年4月14日，在福建的贺敏学和妻子李立英接到女儿小平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姑妈肚子疼得厉害，气色不好，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出血。贺敏学心里不觉一沉，对李立英说:我真怕出什么意外。李立英也感到眼皮直跳，说那我们赶紧去上海吧。当时贺敏学正受命筹组福建省顾委，说自己怎能随便离开岗位。后来省顾委筹备组说服他去，他才和妻子李立英匆匆赶到上海华东医院。

　　贺子珍神情衰弱，但脑子还是清醒的。见兄嫂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动，似乎在微笑，好半天干裂的嘴唇才吃力地开了口:“哥哥嫂子，我可能不行了。”李立英心里一痛，赶紧俯在她身边，紧握着她的手强装欢颜道:“大姐，上一次我们来也是这个情况，以后慢慢就好了，不要紧的。”

　　听医生介绍，贺子珍除中风偏瘫外，还有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所以造成持续高烧数月不退。贺敏学毕竟有经验，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说这是退烧急救良药，如果医院认为这种药太贵不能用，那由我来付药费。贺子珍服了兄长买的安宫牛黄丸后，烧果然退了下来。有两天，神智更清楚了，大家一颗心逐渐放了下来。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再次升到40来度。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怀着太多的遗憾和难了的心绪，在亲人的泪眼中走完了她一言难尽的坎坷人生，终年75岁。

　　◆贺子珍晚年和女儿、孙女的合影。

　　命运给贺子珍以太多的不幸和不公，但她却以自己顽强的生命与之战斗了一生，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奋斗者之歌、革命者之歌。她的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有领导人提出要把骨灰放上海，贺敏学提出不同意见:贺子珍在上海时间是不短，但基本上没工作过，不是上海干部，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这里也没有她的档案，主席本人(遗体)在北京，女儿女婿也在北京，把她的骨灰放北京，让她靠近主席，女儿女婿平常也方便去看;至于是不是放八宝山，放哪一室，由中央决定。

　　这些事上海市委做不了主，专电请示中办，中办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最后拍板:“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八宝山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贺敏学听后，神情有些激动，说：中央没忘记贺家，小平同志对贺家是了解的。

　　贺子珍的遗体在上海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因为贺敏学悲伤过度，在追悼会上几番痛哭流涕，滚烫的泪水像泉奔涌，半天缓不过气来，差点休克过去，最终没有到北京为贺子珍送葬。

　　4月25日，新华社发表电讯通稿，全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历史给贺子珍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贺敏学对此感到欣慰。

　　报纸在发表通稿时，还登了贺子珍的照片，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腴，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看到报纸后，贺敏学情不自禁地又一次老泪纵横。

　　贺子珍去世后，海内外想了解她和写作传记的人很多，贺家兄妹的唯一幸存者贺敏学是他们必须要访谈的人。贺敏学每和他们谈一次，都要沉浸在缅怀胞妹的情感中。1987年，贺敏学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采访，在短短的20分钟内，他竟两次老泪纵横。第一次是回忆革命年代全家族有20多人遇害，第二次是谈及贺子珍的不幸遭遇。此时贺子珍已去世3年多了，可贺敏学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

　　文章《贺子珍胞兄贺敏学家事》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