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河：身为海归的钱伟长为何鼓励学生不要出国留学？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上海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

　　钱伟长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1928年，只读了一年初中的钱伟长就考入了江南名校苏州中学。1930年他以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1年9月刚入学，“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钱伟长苦苦思索救国报国之途径，他向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提出了改学物理的请求。吴教授有些不解，对钱伟长说，“我查过了你的试卷，语文、历史都考得很好，数理化的成绩却不理想，对你来说，学文科很合适，为什么要改学物理呢？”钱伟长回答说，“我本来喜爱文学，也准备学文科，但是现在我感到学文科救不了中国，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是飞机大炮，我的数理化成绩虽然不好，但我有决心赶上去。”吴有训被这位年轻人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提出有一个条件：可以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后数理化的成绩必须达到70分以上，否则仍转回中文系。钱伟长接受了这个条件，决心在这一年里夜以继日刻苦努力。他首先攻下了英文关，尔后，继续向数理化进军……年终考试时，他的成绩全都在70分以上。

　　1939年春，中英庚子赔款基金委员会公开招聘留英公费生20名。社会上报名应聘的人数多达3000多人，钱伟长选择的力学专业只有一个名额，但由于他和郭永怀、林家翘3人的考试成绩完全一致，经招生委员会决定将3人同时录取。1940年1月在上海集合乘船转加拿大，但大家在船上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时登岸游览，他们非常愤怒：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他们绝不接受敌国签证，于是全体人员携行李下船返回昆明，第二年夏天才重新赴加拿大学习。

　　1941年至1942年，郭永怀、林家翘和钱伟长先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身在异国他乡，钱伟长牢记恩师周培源的教诲：“儿不嫌母丑，子不弃家贫。”他时刻准备用所学报效祖国。在得知国内抗战胜利的消息后，1946年，他谢绝冯·卡门的挽留，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冲破阻力只身回国，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一名普通教授。然而由于薪水很低，往返3个学校的教学还是让他的五口之家入不敷出，只能借贷度日。此时，他得知加州理工学院有意请他回美国工作并表示可以全家迁美定居。但他到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时，表格中有一条：“一旦中美发生战争，要绝对忠于美国”。钱伟长断然拒绝。他后来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忠于我的祖国！”

　　随着他看到解放之日将至，坚定了迎接解放胜利的决心。他和当时绝大知识分子一样，都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当局极度失望。1949年1月北平解放。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钱伟长任常委兼教务长。

　　从此一直到1957年，他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数不尽的各种社会活动。

　　1950年他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年12月随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回国伤病员。在东北各地历经十几个城市，他深感大学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建设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枷锁，在目前，科学技术虽然落后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但要赶上他们，越过他们，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我们祖先在历史上曾有许多创造发明，我们的民族同样也是优秀民族，有着光荣的创造发明的遗产，只要我们有自信、能团结，我们是能富强起来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在慰问期间就开始起草写有关我国古代科技发明的事绩的文章，用以鼓励青年，坚定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在1951年1月以后，一连在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我国祖先的科学发明史实的文章，后来1953年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崇洋媚外之风又沉渣泛起。钱伟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奔波，多次联系，终于将此书修订再版。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他还自掏腰包，购买几百本，赠送给和寄送给他的海内外的亲朋好友。

　　钱伟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他2005年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毛主席说，他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就是说，我还能讲课的，所以还给我工资的。”他还回忆：“我虽然已经不能接触到国家对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通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无不欣然答应无偿地勉力从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技术援助，许多来访者事先并不认识，事后成为终身益友。在交往中，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搏斗，在搏斗中他们仍把我看作是一个忠诚的战友。”1958年至1966年，钱伟长上过十几门课，编写了约600万字教材，为权威学术刊物审稿约300余件。即使在“文革”时期，在运动初期受到严重冲击的他，仍坚持进行飞机、潜艇、化工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有许多成果被运用到实践中。

　　进入1970年代，中国外交迎来建国以来最大的高潮。周恩来多次指定他接待来访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来宾。1972年10月初至12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派他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瑞典、加、美四国。外访所到之处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使他深感“足见新中国的威望”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194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郭永怀和钱伟长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他们希望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当时的中国，虽然有西南联大这样至今反复被人们赞颂的著名大学，但更不可忽视的是，正如钱伟长回忆他和郭永怀交谈时的情况：“全国没有一个像样的研究所，高等学校连教会、私立学校在内才三十多所，在校大学生也只几万人。”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旧中国不可能创造值得中国人自豪的科技成就的根本原因。西南联大可以培养出大师（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类），大师在科技事业上当然重要，但科技事业的成就并不是只靠几十个大师可以创造出来的。正如物理大师彭恒武后来所说：“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国民党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分别代表数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国考察原子弹，每个人还带着两个学生，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等人都被挑选到了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亚一个人回来跟原子弹有关系。可见，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于1956年回国。虽然在中科院力学所担任常务副所长时开始带研究生，还在1958年担任了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的主任，但自从1960年开始承担了正在秘密进行的“两弹一星”研制的重要任务后，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从事教学了。1968年12月因公殉职，办一所好学校的希望成为了他的遗愿。因此，办好一所好大学就成了钱伟长的终生追求的目标。

　　1983年初，钱伟长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而且年龄和任期不受限制。这样，实现他年轻时和郭永怀的共同希望就有了坚实的基础。1994年，他担任新组建的上海大学校长，在成立大会上，他提出要办好与世界上以城市命名的优秀大学并驾齐驱的上海大学。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他2010年去世。他在1995年曾说过：“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这是我的天职。”

　　在钱伟长担任校长的的27年中，正是中国学生留学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汇报时，谈到了留学生问题，说：“我赞成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派3000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

　　针对有些人担心派出的留学生是否会学业完成后滞留不归的问题，邓小平说：“要相信广大青年学子的爱国报国热情，就算个别不好的情况发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跑了10%甚至20%，还会有80%、90%的青年回来！”

　　为了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30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通知》首先指出：“近几年，要求出国出境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不少人去而不归，这个情况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通知》在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要求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归侨政策，进一步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后又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后，一些知识分子受到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薄弱，致使要求出国出境的知识分子仍在增加。”《通知》最后相信“只要我们政策对头，做好工作，随着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知识分子外流的情况就会逐步改变，已经出国出境的，会有许多人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相信广大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旺，能够和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钱伟长虽然不是党员，但他说过，他始终把党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1983年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一直关注出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归国的问题。在国内和青年学子见面，谈到留学时总是说，出国留学，把国外的先进东西学回来，使国内更多的学子不需要出国留学就可以学到先进的科技知识，大家一起报效祖国。钱伟长每次率团出国访问，凡是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见面时他都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恳切地叙说人民多么期望着祖国儿女学成归来参加建设。但是效果不够理想。作为清华大学的老学友，老教授，老领导，钱伟长终于作出了不推荐学生出国留学的决定。

　　中科院空间所的的一位科学家还记得1995年和钱伟长共同出席一个活动的小插曲。“一个清华物理系的学生找到钱伟长，请他为其写出国留学推荐信，被钱先生拒绝了。钱伟长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当年我们那一代人学成之后都想回国报效，而现在你们出去了都不回来了，所以我不能给你写，希望你能留在国内报效祖国。’”

　　关于派留学生问题，郭永怀的夫人李佩的关心和关注，是非常值得一提的。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来自各个研究所的外派人员集中到中科大培训英语，李佩担任教授英文的任务。1978年，留学生规模迅速扩大，李佩被担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她不断探索又快又好的教学方法，成为了“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她还为扩大留学规模想方设法，对开辟自费留学渠道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然而，在她生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记者问，“现在有好多人想着出国，但是出了国就不想回来，想听听您的意见。”李佩回答了一句：“我们那个时候出国就是为了回国”。当时在场的郭永怀生前最后一位助手后来写道：这个回答是“振聋发聩”之声。值得注意的是，李佩2017年去世时，许许多多的在海外定居的中国留学科技人员都向她表达了感恩之情。

　　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既是郭永怀的研究生，也是钱伟长从北京带到上海大学工作的骨干。钱伟长去世后，戴世强写道：“如今，一波波混合了留学与移民的新浪潮正席卷中国，高端人才流失触目惊心，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度《科学与工程学指标》的最新报告，2002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90%以上在5年之内仍选择留在美国，这是在留美学生来源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却在为外国大学培养预科生。”

　　今年是2022年。据统计，中国最大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每年只有20%的留学生回到中国，许多人宁愿在国外谋生也不愿在毕业后回到中国，但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