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浩然和他作品的人物萧长春、高大泉一样，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新人。如果说萧长春、高大泉回答了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生成的可能，那么浩然本身就回答了从农民中成长出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劳动群众在经济基础上确立主体地位奠定了基础，然而要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原则，还必须同时在上层建筑取得领导地位。基于这样的原因，党和政府倡导劳动人民占领文艺舞台，掀起了工农兵写作热潮，浩然就是这股热潮中孕育出的杰出代表之一。可以说没有新中国、没有这股热潮，就没有浩然。
浩然不同于赵树理、柳青等老一辈作家，他们是先做知识分子，后当作家，走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浩然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只上过三年小学，他是通过自学成才，从农民中走出的作家。他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即便在文革中最风光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初衷，最后他又回归农村，致力农村文艺绿化工程，一生不失农民本色。用他的话说：“我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我的生命之根在农村。”
农民情结、农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不竭的创作动力和创作源泉。他一生出版了1000万字、50多种文学作品，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乡土气息、时代特征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影响和感染众多读者，尤其是其《艳阳天》《金光大道》出版后，几乎家喻户晓。
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浩然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1964年《艳阳天》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部作品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一道，被誉为中国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四大金钢”，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合作化运动的各个阶段，在描写整个农业合作化进程上有着延续和递进关系。而他的《金光大道》则是一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景图，也是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的巅峰之作和绝唱。在某程度上可以说完成了柳青《创业史》未完成的事业。
《金光大道》第一次完整地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那场发生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被誉为“社会主义的圣经和教科书”。小说主要讲述以高大泉为首的芳草地农村基层干部，如何一步步教育、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从个人单干到组织互助组、再到初级社，艰苦创业，最终走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以及如何与以冯少怀为代表的地富反动分子和以张金发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蜕变分子、自发破坏势力作斗争。
《金光大道》不仅表现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这一当代文学史早已有之的主题，反映出走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才是正途，才是“金光大道”，才能奔向“艳阳天”，而且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农业社已办起来，而且是越办越红火，群众生活开始富足以起来以后，在农业社内部又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各种落后思想又开始反噬、作祟。这些人都可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就比《创业史》、《艳阳天》等同类题材作品更进了一步。说明即便农业社已经建立，但农民头脑中的小农意识、私有观念并不会自然消亡。相反，在通过互助合作初步脱贫致富后，农民内部也有可能出现分化，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旧思想仍有可能死灰复燃，从而有被敌人趁机钻空子的危险。这恰恰证明了毛主席曾一再告诫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毛主席逝世后，以小岗村为代表的部分农民由于未能充分经历生产合作的锻炼，脑子里装的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的落后思想意识，只愿为自己做事不愿为集体做事，改革便以此为突破口，把小岗村自私自利的农民树为改革典型，在全国推行分田单干，人民公社集体被全面瓦解，由此延续几十年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金光大道”在整个国家层面走到了尽头。
从《创业史》《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始终把刻画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作为重点，这是因为“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的人”，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证明，广大劳动人民在获得翻身解放后是否真正有了主人意识？是否真正有了做主人的能力？他们能不能坐稳主人的地位？他们中间是不是真正出现了杰出人物？这些都关系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江山能否代代相传的大问题。这些作品塑造的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一系列新人形象，也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历史的前台终于被曾经的旧人郭振山、马之悦、冯少怀等占据，他们压抑已久的发家致富愿望被国家大力扶持鼓励，在今天早已成为先富的典型，而且还给他们赠送了一个“乡贤”的美名。而曾经的新人们，则从历史舞台上悄然隐去，梁生宝的原型的王家斌晚年穷困潦倒，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也默默老死农村。然而，虽经政治转折的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的余辉仍然顽强地在中国大地上延续，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公社等一批坚持集体生产方式的村庄乡镇在新的历史时期蓬勃发展。而王宏斌、吴仁宝、雷金河等带头人，同样是“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式新人的延续。
毛主席逝世后，政治风向的转变，使浩然一下子从巅峰跌落下来。他的《金光大道》被指斥为“精光大道”，他本人也被称为文革中国文坛“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里的那个作家，其身份被贴上文革的标签。
身处逆境并未动摇他的信念，他说：“我是吸吮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乳汁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作者。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养育了我，树立了终生为人民为文的信念。即使前几年《讲话》横遭一些人莫名其妙的仇视和贬斥，谁若表示对《讲话》敬佩，就会招惹到无情的嘲讽、咒骂的那些日子里，我也会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对于攻击否定《金光大道》的恶浪，他没有屈服。他指出，作品反映的那段生活是中国几亿农民确确实实经历过的，参加那场“农业改造”的人大多数还活在世界上。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也是自己生活中所熟悉和真实发生的，他本身就是那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亲身体验到农民群众与传统观念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决裂，加入到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因为这道路是正确的、伟大的，亿万农民身上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出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些话可谓铮铮有力，落地有声。
他维护自己作品实际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他不是不像某些人那样，瞄准时代的风向随时变化。对当时的政治动向，他很不理解，社会上一股风地把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农民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一概歪曲，全盘否定，更加剧了他的烦恼和痛苦。一次座谈会上，针对一位知名人士的肆意污蔑，他忍不住怒火中烧与之争辩起来，但令他寒心的是，现场竟没有一人对其表示同意或支持，有的只是无动于衷和嘲笑。浩然成为了一批文人攻击文革的靶子，他们肆无忌惮地落井下石，包括那些在文革中给江青写效忠信要他转呈的人，更是乘机向他发难，给他造成巨大精神压力。他一度心灰意冷，决定不再写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专心创作自传体小说，让自己躲藏到回忆中去。然而，一名作家的责任心，他“写农民、为农民写”初心的召唤，使他无法逃避现实，安心于案头。他要去寻根，从自己创作生命的起点去重新获得意义和力量。
1986年，在经历社会变迁和命运顿挫后，浩然携老伴来三河长期深入生活，挂职副镇长、名誉镇长，并在"泥土巢"定居下来。回到农村的怀抱后，浩然的艺术生命很快又重新焕发出来，他一边开展农村文学绿化工程，一边埋头自己的创作，在此期间写出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烧》《老人和树》《浮云》等一大批作品，表现了新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些小说使浩然重新站立了起来。而长篇小说《苍生》的出版成了他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定鼎之作。
客观地说，《苍生》表面描写的某些地方确实有对现实政治形势迎合的一面，但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逢迎追随，在那样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发表作品，为了不使手中的笔停下来，他只能有所隐忍，把自己的观点尽量隐藏在作品的深处。比如在他的作品虽然并没有直接否定分田单干的政策，但他写出了分田单干后农村的社会现实，如田家庄生产大队的土地和几十年艰苦努力创下的家当通过经济改革分掉后，大权在握的村支书邱志国、被作为改革新事物而获得大队果园承包权的“摘帽”地主巴福来和靠送礼得以承包大队砖窑的孔祥发等少数人家“先富”起来，而大多数家庭除了每天混个“肚儿圆”以外，生活仍然紧巴巴的。
而与田家庄这条明线对应，浩然还特意安排了一条暗线，这就是在老队长刘贵带领下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红旗大队”，他们并没有将集体的家产瓜分，而是在对“人民公社”制度扬弃的基础上，采取一种联户承包方式，将村民划分为果树队、农田队、工业队和商业队，并对生产与分配方式进行了改革，以工副商业养农业，又以农业促进工副商业，在这样的体制下，红旗大队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了闻名四周的富裕村。红旗大队坚持集体化走共同富裕之路与田家庄大队实行分田单干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仍然贫穷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暗含了作者的褒贬好恶。
一明一暗两条线的写作方式实际就是现实的隐喻。在大背景下，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走上了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之路，至今仍未摆脱严重的三农问题，而极少数像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公社仍然坚持集体经济的农村早就走上共同富裕之路。而且红旗大队的集体经济发展方式简直就是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公社的翻版，这恰恰证明了毛主席当年发展人民公社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也体现了浩然敏锐的观察力和前瞻性。
《苍生》刻画的典型人物具有代表性。一个是邱治国，田家庄的当家人，几十年来一直是田家庄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从解放战争中带队支前，到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巴福来、分田分粮，农业合作化初期组建农业社，直至公社化、大跃进等等，他都是最先响应号召积极行动的带头人。农村改革之初，他拒不执行承包，宣称要坚决抵制这股“歪风”，因此被召到公社接受公社几位领导三天三夜“熬鹰式”的轮番谈话，使他终于放弃坚持，想开了也看清了风向，立刻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仅用十天时间就把分田到户推行完毕，成为全公社第一名，从一个思想“落后”分子一下子就变成了紧跟形势的积极分子。他为了迎合政策当先进典型，把田家庄群众在集体时期劈山开岭、流汗流血建成的果园以低价承包给刚摘帽的地主巴福来，让他轻而易举赚了大钱。还在孔祥发承包的大队砖场入了权力股，吃吃喝喝，使自己先富起来了。邱治国不同于《创业史》里的郭振山，郭振山主要是自己主观上小农经济自发观念影响导致革命意志衰退，而邱治国革命意志衰退乃至彻底蜕化变质，很大程度上受是政治环境改变的影响，他不能不改变初衷来适应迎合，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邱治国本质上还是革命的同路人，是跟着走的人，道路的方向变了他也跟着变。反映了他投机的一面。正因为邱治国式的共产党干部如过江之鲫，才使中国历史发展的车轮轻易就改弦易辙。
再一个是巴福来，昔日的地主分子，改革后不仅摘了帽，而且政府还特别支持他发家致富，政策变化如此之迅速彻底，连他自己一开始也难以适应。在邱治国的扶持下，巴福来靠廉价承包果园轻易地富起来。这一对本来是冤家对头的人在改革的名义下一起先富起来了，象征着革命新贵与昔日旧贵在新时期结成某种利益联盟，也象征着革命前旧秩序的部分回归，革命所要消灭的旧制度的部分回归。
老队长“郭云”是小说中不改初心的典型，他反对邱治国的做法，与其据理力争，他带人一起修集体废弃的灌溉设施，还给老光棍何三老头修房子。与邱治国被群众鄙视相对，郭云为集体办事的认真负责、公正公私，做人干干净净，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爱戴。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田保根，是一个有主见、有正义感的青年，他反对邱治国的贪污腐化，组织人自己成立联合企业建筑公司。显示其适应新时期潮流的一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又是一个未成熟的正在发展中的人物，有很大的不确实性，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即便能够有所作为，也很可能仍然是先富中的一员。社会已不存在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存在的土壤，只有邱治国存在的土壤。可以说，浩然对这人物个既有肯定和希望，又有一定的保留和迷茫。
从《艳阳天》《金光大道》乃至《苍生》，浩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始终贯穿了对集体化道路的肯定和坚信。他直言不讳：“我崇尚发展集体经济。纵观历史，横观现实，总觉得不搞好集体经济，不提高集体经济理论，不总结推广完善集体经济的实践经验，不弘扬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就难以实现四化，农村永远摆脱不了贫困。”对个体经济他也有其看法：“个体经济只能是整体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更不是主体方面。”他批评那些为个体经济唱赞歌的人：“有的人有意颠倒了个体经济所应坐的位子，迷恋它，赶热闹或想沾光而拼命地鼓吹它，把它的作用存在说得神乎其神。他们不懂得，或者无视这样一个道理，分散的个体经济虽然有其可利用之处，但它在中国农村并不是强国富民的苗圃，如管理不好，倒有可能成为制造两极分化、贫穷落后、涣散腐蚀农民思想的温床。尤其要清醒地意识到，放任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负责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可收拾。”他的这些真知灼见和警示，在后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很大程度得到了验证。由此证明浩然绝不是紧盯政治风向的作家，他对于农村道路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而且这一切都是从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从维护农民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的。这也是对他“写农民、为农民写”初衷的验证。
然而，随着新时期的转折，农村与文学渐行渐远，曾以为工农兵服务为荣的艺术家们有的进了象牙塔不再深入生活，有的则紧跟潮流，写富人贵人，劳动者不再入他们的法眼，即便有写农村农民的，也是胡编乱造、猎奇窥密，把农民的身份标签化，作为陪衬和愚昧落后的消费对象。对这样的情况，浩然心情非常沉重，作为一个立志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作家再也坐不住了。80年代他自我下放到三河农村后，就积极帮助当地开展农村文学活动，第一次组建了作家协会，热情支持农民写作。到90年代，以三河为中心的冀东几个县在浩然的带领下，“文艺绿化”工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他主持创办了《苍生》杂志，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农民文学杂志，专门发表农民作家生产劳动之余的创作，他还帮助这些作者出版作品。
作为一个从农民中成长出来的作家，浩然最大的梦想是想通过自己的成长模式培养出新的更多的农民作家。然而时代不同了，新时期以来，通过去政治化的政治，“写什么”与“怎么写”成为中心议题，而“为什么写”与“为什么人写”则被淡化，文学艺术在技术化的同时也被精英化，这也正是浩然对一众作家轻视抛弃《延讲》精神产生愤恨的原因，然而他无法改变大环境，只能只手擎天自己努力。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工农兵被赶下舞台，劳动人民不仅在作品中失去主体性，而且作为创作主体的主体性也失去了，他们失去了拿起笔讲述自己故事的可能性。在这个时代，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不但已经没人讲他们的故事，也没人愿意听他们的故事，人们的目光转向了另一个阶级的“创业史”、另一个阶级的“艳阳天”、另一个阶级的“金光大道”。所以尽管浩然殚精竭虑，耗尽心血培养一批农民作者，鼓励他们写作，并把自己的居所命名“泥土巣”，希望哺育更多的农民作家人才，但最终随着浩然的故去，他的希望最终付于流水，农民作家再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之中再无法出现另一个“浩然”，这就如同毛主席感叹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注定他的梦想必然破灭。
对浩然这样一位一生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正如陈永贵说自己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农民，浩然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家。他们只能在毛泽东时代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浩然没有辜负他的时代，他把那个时代最真实最真诚的故事精彩地讲述出来，而且永远留给了后代。他用一颗矢志不改的初心，终身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终身坚持集体化道路的信念，终身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扎于农村、与农民息息相连。
时至今日，即便面对铺天盖地的毁誉褒贬，对于一个有着高尚灵魂的人民作家，我们除了由衷的敬意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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