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让“小家”的事影响“大家”，周总理定下了这“十条家规”

　　“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这是周恩来“十条家规”中的一条。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杜绝故乡亲友向自己谋求官职，周总理曾召集家庭会议，定下了“十条家规”。

　　这是周恩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严明家风的直接体现。周恩来的家风，既凝结了大严大孝，又饱含着大爱深情，不仅在当时对各级干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今天仍有着珍贵的启示意义。

　　生活上从不为自己考虑

　　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他认为党员及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坚决“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

　　抗战胜利后的延安，生活条件依然艰苦。有一次，几个警卫班的小战士想给周恩来弄点吃的，补补身子，就拿四双旧布鞋去一个农户家里换了一条狗。

　　周恩来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小战士：“四双旧鞋能换到一条狗吗？老百姓之所以跟你换，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我们决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第二天，周恩来带着战士找到农户家里，向农户道歉，并亲自付了钱。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作为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生活作风一直十分简朴，反对奢侈浪费。在家吃饭时只有一荤一素一汤，出外工作时也只吃普通食堂。

　　“大家看他那个形象都特别觉得很爽、很整洁，但实际上他里面的衣服全都是补了又补、破了又破。出国的时候也是穿这种衣服。”侄女周秉德回忆，周恩来不喜欢物质享受，生活上也从不为自己考虑。

　　周恩来居住的房屋建于清末，老旧、潮湿，他和邓颖超腿脚不好，经常感到不适。一次周恩来夫妇离开北京，工作人员未征得总理同意就翻修了住房，将地上的方砖改成木板，连带更换了软床、窗帘和浴缸。

　　周恩来回来后大发雷霆，秘书也做了检讨，换回了破旧的窗帘和原先的木板床。他还在会议上两次做了检查，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要带个好头，你们都会学好，学得好事情。我要是带个坏头，你们会跟着我学坏。你们可别跟我学，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要检讨的，你们不要跟我学。”

　　一条洗脸毛巾，周恩来也能用多年。直到中间破了四个洞，卫士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买了条新的，他发现后立刻让卫士长给他把旧的拿出来，卫士长劝说：“总理，医生不是跟您说了吗，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太硬、不断摩擦引起的。”不料，周恩来竟然想起用柔软的纱布缝补破掉的地方继续使用。最终，卫士长也拗不过他，只好请人帮忙用纱布缝补好让他继续使用。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周恩来很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他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

　　在周秉德印象里，伯伯吃饭特别简朴，绝对不要山珍海味，平时就只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次吃饭自己去盛，吃完饭把碗筷送回厨房然后再离开，有米粒掉了都要捡起来。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也是自费，而且不是象征性地付点钱，是按标准交。

　　“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中，醒目地展示着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严格要求，也是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良好家风的生动教材。他曾告诫亲属：“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他自己也始终坚持以身作则，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让“小家”之事影响“大家”。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合影（中央档案馆藏）

　　周恩来与爱人邓颖超既是铁骨铮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举世公认的模范夫妻。在二人的往来书信中，谈论的大部分是工作，字里行间也浸透了对彼此的体贴关爱和勉励。

　　1951年3月17日，周恩来复函在杭州养病的邓颖超，信中写道：“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藉口，这次也并未忘怀……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纸短情长，字里行间足见两人的情深意浓。

周恩来与邓颖超合影（中央档案馆藏）

　　除了伉俪情深之外，让邓颖超感触更深的，是周恩来严格的家风。她曾非常感慨地说：“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违背过组织原则。两人结婚后曾经商量，可以在同一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能在同一具体部门共事。历经数十年风雨，他们都谨守着这个约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人对周恩来说，根据邓颖超对革命的贡献，应该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务。周恩来严词拒绝，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对周恩来这“绝情”的做法，邓颖超将其视作一种严格的家风，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她毫无怨言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1951年3月17日，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信中周恩来向妻子介绍自己在天津的行程，还分享电影观感，夫妻间的恩爱与默契溢于言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藏）

　　教育晚辈过好“五关”

　　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但他有两个弟弟和多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很多。作为国家总理，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即使再忙，他对这些晚辈仍十分关心爱护，视如己出，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对这些晚辈提出严格要求上。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由于她父亲周恩寿的职务低、工资待遇少，她们姐弟多，家里住不下，经济上也较困难，伯伯就让她搬到他家里来住。

1952年夏，周恩来邀集在北京的亲戚为六伯父周嵩尧过80大寿，并亲自下厨做了两道六伯父喜欢吃的家乡菜（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藏）

　　在周秉德印象里，伯伯对他们姐弟的教育从来都是严加管教，“我虽然是总理，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将来工作了是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前途要靠自己奋斗。”她回忆，伯伯总是教育她和弟弟妹妹千万不能搞特殊化，所以无论是读书、参加工作或者其他方面，他们从没借助周总理的特殊身份。

　　新中国成立前，周恩寿从事党的外围工作。解放后，他找到周恩来商议参加工作的事情，周恩来说：“你的工作不应该由我来定，应由组织来定，你先去学校学习。”后来，周恩寿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分配工作时，周恩来跟分配单位领导交代，分配的工作应该职务要低、待遇要少：“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跟国民党不一样，就是我们不能搞裙带关系，也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可以，我们就是要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亲属，不能有任何特权。”

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召开家庭会议，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图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现场记录稿（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藏）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他要求晚辈尤其是青年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56年，南开大学决定重新开办外文系英语专业。南开大学领导考虑到，重新建立英语专业需要一名懂英语的半脱产学生担任外文系的团总支书记兼辅导员，故找到有英语特长、正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半脱产学生，周恩来的侄儿周尔鎏。周尔鎏考虑到半脱产学习时间过少、经济收入甚微等因素，故回复学校的意见是“提前毕业”，这样能自食其力，也能减少周恩来的负担。

1976年11月25日，邓颖超致侄子周尔辉、侄媳孙桂云的信（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档案馆藏）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随即召集周尔鎏在京亲属举行家庭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一致意见：鉴于国家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周尔鎏中途退学是不适合的；希望周尔鎏接受学校的有关安排，经济困难问题，仍由周恩来从自己的工薪中凑足费用给予帮助。这既体现了周恩来对周家晚辈的关心和支持，更体现了他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情怀。

　　就这样，周尔鎏得以到外文系学习英语，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和团总支书记，直到正式毕业。后来曾任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参赞，还曾在中联部、对外文委等单位任职，为中国外事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终其一生，周恩来未曾留下一钱一物、一砖一瓦，却为后人留下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大严大爱的家规家风，教育后人始终坚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拒腐蚀、永不沾，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