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唯一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将军大使

　　姬鹏飞在新中国首批12位“将军大使”中有三个唯一：唯一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将军大使”；唯一年龄在39岁以内的“将军大使”；唯一担任过外交部、中联部两个部长的“将军大使”。两个仅有：新中国11任外交部长参加过长征仅有的两位部长（另一位为周恩来）。新四军走出仅有的两位外交部长（另一位为陈毅）。

　　从最初逃避当外交官到当外交部长，成为职业外交家，姬鹏飞的外交生涯充满着传奇色彩。

　　1、不愿当外交官找老上级粟裕司令帮助求情

　　1949年底，第三野战军7兵团副政委姬鹏飞成为第一个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的“将军大使”，在杭州接到去北京的命令后，他的心情十分复杂。

　　姬鹏飞从内心来说喜欢带兵打仗，而实现这一愿望曾经整整经历了10年曲折。

　　姬鹏飞，曾用名吉洛，1910年2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临猗县东张镇街东村，幼年丧母，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姬鹏飞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来到西安一家卖盐的店铺做事。虽然后来他曾进入中学读书，但还是因为经济原因辍学。

　　在迷茫之际，恰逢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在西安开办陆军医院，不收学费，还给予生活补助。姬鹏飞抓住这个机会，在数百人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在医院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学习期间，姬鹏飞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他已经从一名医疗看护成长为上尉军衔的军医。

　　◆姬鹏飞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势，其部队大多被蒋介石收编，姬鹏飞被安排到26路军任少校军医处长。1931年，26路军进驻江西宁都，参与对红军的“围剿”。

　　1931年12月中旬，26路军1万多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及中共特支的领导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全体加入红军。姬鹏飞被编入红5军团，成为军医处处长。参加红军，姬鹏飞喜出望外，但未能带兵打仗，心中未免遗憾。1933年，姬鹏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长征。姬鹏飞先后任红5军团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参与建立了新四军后方医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姬鹏飞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由“红色医官”向作战指挥员的转变，这一转变历经10年。他任新四军1师1旅政治部主任之后，解放战争期间，又先后任苏中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10纵队政委，苏中军区政委，华中指挥所副政委，第11纵队政委，苏北兵团副政委，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在作战部队指挥员岗位如鱼得水，屡建奇功。特别是在汝南战役中，姬鹏飞率领7纵成功歼灭国民党49师，缴获了数百门（挺）各式火炮和轻重机枪，还俘虏了6000人，毛泽东特别发电祝贺。

　　在此之后，姬鹏飞还率部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占杭州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成长为我军著名战将。

　　◆1943年，姬鹏飞与新四军第1师部分战友合影。前排左起：张震东、刘先胜、王集成、王必成、姬鹏飞。后排左起：陶勇、刘培善、钟期光。

　　正是姬鹏飞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的时刻，中央让他改行当外交官，自然他一百个不情愿。

　　接到中央命令后，姬鹏飞首先想到老领导、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于是他没有直接到北京，而是先到上海找粟裕为他求情，试图留在部队。

　　姬鹏飞来到上海，向粟裕坦白了自己的内心想法，请求粟裕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讲情，不去外交部了。粟裕听完姬鹏飞的讲述后，耐心地对姬鹏飞说：“国家哪里需要军人，军人就要去哪里。军人的任务，不止在战场上。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别无选择。”

　　粟裕是姬鹏飞非常敬重的老领导，听完粟裕的劝解，39岁的姬鹏飞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姬鹏飞离开上海到北京外交部报到前，粟裕还送给他一件大衣，给他夫人买了一身衣料。从此，他成为12位“将军大使”中最年轻的外交官，开始了20余年的外交生涯。

　　2、初使东德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荣誉勋章

　　姬鹏飞从事外交工作，第一个职务是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大使。在东德离任时，总统威廉·皮克当面称赞他是中国政府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并授予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荣誉勋章。

　　1950年初，外交部正式公布了驻各国的大使名单，唯独没有姬鹏飞。因为原定姬鹏飞出任英国大使，但英国政府虽然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在联合国中仍然支持蒋介石政权占据的席位。这样直到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才公布毛泽东任命姬鹏飞为中国首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的决定。

　　1949年10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建交，互派外交使团，姬鹏飞就任外交使团团长。1953年11月，双方关系升格互派大使，姬鹏飞又成为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国高层领导对姬鹏飞担负的使命十分重视。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姬鹏飞，费时一个小时，对他“面授机宜”。周恩来说：“吉洛将军，声名遐迩。现在名字改回来了，很好。你到马克思主义发源地工作，任重道远啊！要多做友好工作，还要利用东德的有利条件，重视对西欧国家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国际形势。”最后，周恩来鼓励姬鹏飞说：“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工作，困难一定很多，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1950年10月11日，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等一行12人到达柏林。12日，姬鹏飞赴总统府向皮克总统递交国书，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向总统的问候。从此，姬鹏飞大力促进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友好往来，开辟互访，增进友谊。

　　◆姬鹏飞（左二）递交国书后与东德总统皮克合影。

　　1951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决定举办德中友好月活动，姬鹏飞抓住机遇，请国内派一中德友好代表团参加活动。5月31日，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抵达柏林，姬鹏飞全程陪同沈钧儒等参加德中友好月活动，出席盛宴，参观民主德国医学研究所、西门子、勃拉尼亚工厂、科学院土壤实验场；在波茨坦、哈勤城、马格德堡等地，先后有50万人听了中国代表团的报告。

　　1954年7月23日，周恩来总理应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的邀请，对民主德国进行首次访问，姬鹏飞全程陪同。

　　姬鹏飞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与民主德国总理的会谈，在随同周恩来参观李卜克内西变压器厂、马克思展览馆、游览柏林市容时，看到民主德国人民夹道欢迎、万人空巷的场面，很受感动。他在《出使民主德国纪事》一文中感慨地说：“我是第一次亲身参加周总理的访问活动，总理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白天参观、会谈，晚上也进行活动、研究问题。他房间的灯整夜亮着，这使我深受教育，感动不已，激励我们献身祖国的外交事业。”

　　此后，姬鹏飞迎接陈毅副总理参加民主德国国庆五周年活动。陈毅副总理出访民主德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整个德国的情形做了一番考察研究，姬鹏飞陪同陈毅在民主德国访问了两周。陈毅还邀请来自联邦德国的教授、艺术家、工人代表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德国工业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外国驻军状况、知识阶层情况等一一作了缜密的考察。

　　东德方面也先后派出包括总理格罗提渥在内的近20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姬鹏飞事先对这些代表团的活动，都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中国与民主德国的互访，使两国友好往来常态化。

　　在东德，姬鹏飞还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活动。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协定。东德援建中国的较大项目有北京电子管厂、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保定胶卷厂。中国也尽力支援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该国制造人造黄油所需要的大豆，80％靠中国供应。

　　驻东德期间，姬鹏飞非常重视侨务工作。通过各种机会和方式，向侨胞介绍祖国的变化和相关政策，鼓励留德侨胞中的科技人员回国服务施展才干。他得知德国有个著名的石油专家郭如屏博士是山西中阳人，从清华大学毕业赴德留学，不仅在化学理论和实践上造诣精深，而且关心祖国建设。姬鹏飞与之会面后，以同乡之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再鼓励他回国工作，终于使郭如屏博士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和条件，于1954年携带捷克妻子与儿女，自费回国服务，后担任石油化工部总工程师，为山西矿业的建设发展也出了不少力。

　　郭如屏当年的留德同学、西德的内燃机专家王运丰博士，在他的介绍和带动下，也离开妻子，告别西德，携带三个混血幼子和一吨重的图书，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新中国的坦克制造专家，曾任原第五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原兵器工业部计算所所长，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1月，由于姬鹏飞在民主德国任大使期间的出色表现被调回国内任外交部副部长，受到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当面称赞，并被授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荣誉勋章。

　　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中，姬鹏飞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后，姬鹏飞担任了新中国第三任外交部长。10月11日，他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长瓦尔特·谢尔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德建交公报。姬鹏飞在中国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建交和友好来往中都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

　　3、中美解冰姬鹏飞不卑不亢彰显大国风度

　　1972年中美消除22年的敌视状态，在尼克松、基辛格访华过程中，外交部长姬鹏飞不卑不亢的外交风格，既彰显了大国风度，又照顾到美国的面子，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专机神秘地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意见。

　　◆1971年10月22日，亨利·基辛格（左）和姬鹏飞在北京十三陵的石象前合影。

　　1971年10月22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取代号为“勃罗二号”，但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这次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姬鹏飞不卑不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

　　基辛格在首都机场走下飞机，没有发现他期待的鲜花和人群，警卫将欢迎的人群隔于飞机场之外，他只能冒着淅沥的小雨走到迎接他的姬鹏飞等外交人员队伍中，在道路上他看到“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标语，不免心中一惊，忐忑不安。

　　后来在宾馆中基辛格又看见了“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担心地问随行人员：“中国人是不是不喜欢美国人，是不是这里的政治风气并不欢迎我？”

　　随行人员没有回答，姬鹏飞却微笑着解释道：“博士，你不要介意，你们用报纸与电视（宣传），我们用墙上的标语，昨天我们墙上反美帝，今天却换成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我们的宣传有些放空炮。我们欢迎美国客人。”

　　轻松欢快的解释，打消了基辛格心中的疑惑，他理解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外交手段以及欢迎方式，消除了对中国的戒备以及对中国的固有观念。

　　周恩来也没有想到姬鹏飞会以这样风趣诙谐的外交语气让基辛格放下戒心，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重的好奇心理，一时间拉近了两国交流者的距离。

　　1972年1月17日，尼克松的副手黑格前往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做最后的铺垫。他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中国新闻信息通讯的安全程度，以及安全保卫是否得当，而这些都事关中国的主权。

　　意识到中国人对尊严十分重视的基辛格跟黑格打招呼，希望他别太过，但黑格依旧奉行美国的老一套。

　　在会谈时，黑格向姬鹏飞提出，希望中方提供一份可能会对总统造成威胁的恐怖分子名单，这无疑是一种命令的口吻。

　　◆1972年2月22日，姬鹏飞与罗杰斯举行会谈。

　　这涉及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姬鹏飞绝不能容忍，他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根本没有恐怖分子。请贵国总统放心，我国政府绝对保证总统先生的安全。”

　　黑格并没有就此罢休，当他想要再开口提出要求时，姬鹏飞告诉他这涉及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容忍任何其它国家的人诋毁并且践踏中国的尊严。后来，黑格听取了基辛格的意见，选择相信了中国的安保措施。

　　在美方谈到用卫星电视对尼克松访华进行实时转播时，美方提出希望在中国地面建立卫星站，姬鹏飞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这一问题双方陷入僵持，后来姬鹏飞与周恩来商量后，提议由中国购买美国卫星转播设备，美国再租用中国设备。此话一出，黑格当即哑口无言，中国主权没有受到伤害，转播问题也迎刃而解。

　　1972年2月21日，中美在历经20多年敌对状态后终于走到了谈判桌前。尼克松访华期间，姬鹏飞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周旋也十分出众。

　　罗杰斯由于之前与总统尼克松有矛盾，经常制造小麻烦。在谈判之初，罗杰斯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是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改善关系。这个观点明显没有诚意，并且在玩文字游戏。

　　姬鹏飞当即表示关系正常化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

　　罗杰斯诸如此类的异议刁难还有许多，但都一一被姬鹏飞顺利挡了回去。经过多方面的准备，让世界震惊的尼克松访华顺利结束，中美成功向世界发布了《上海联合公报》。

　　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姬鹏飞的努力。周恩来总理感慨地说：在我看来，中美这次成功的外交离不开姬鹏飞的出色表现。

　　4、中日建交谈判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日建交谈判是姬鹏飞任外交部长期间经历的大事，他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中日谈判陷入僵局时柳暗花明。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偕大平正芳外相等52名高官抵达北京。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

　　田中首相一行抵京的当日下午，中日双方就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立即展开，气氛非常和谐友好，但没想到在欢迎晚宴上却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

　　欢迎晚宴上，田中角荣致词，这样描述侵略中国的历史：“过去几十年之间，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把侵略说成是“添了很大麻烦”，这让周恩来非常不满。田中的这一表态被公开报道后，立刻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反感与愤慨。

　　第二天的谈判中，周恩来坦率严肃地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了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周恩来据史讲理说：“日本攻陷南京，侵华日军屠杀了几十万名中国士兵和平民。侵华战争期间，1000万中国人死于日寇炮火之下，2000多万中国人民受到战争伤害，中国遭受30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最后，周恩来理直气壮地问田中：“你是怎么想的呢？”并且进一步阐明：“添了麻烦”只是小过失的道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田中当即承认“周总理讲的是事实，不容争辩”。接着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下，田中角荣又急忙道歉，并同意更换用词。周恩来这才同意继续谈判。

　　针对日方对“添了麻烦”词义的解释，我方还搬出了日本出版的辞书、辞典，一一查出“添了麻烦”“反省”“道歉”“谢罪”等字词的含义以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烦”来道歉的不足、不当。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等人连称“厉害”“折服”！

　　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田中首相时一上来就问起：“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么样了？”田中称，已经基本解决，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毛泽东进一步告诫说：“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也不会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一句轻松的俏皮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最后毛泽东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啊！”

　　其实，田中此时说“基本解决”，当时并没有解决，而且对日方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去长城及归途中的车上围绕“添麻烦”的问题继续商谈。当时只有外交部新闻处处长周斌给姬鹏飞当翻译，日方翻译没去。

　　周斌回忆说：大平和姬鹏飞都是1910年生的，两人同岁，谈得很好。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

　　周斌回忆：关于当年中日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他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源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他被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他就病了，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1972年9月26日，姬鹏飞与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图为会谈时情形。

　　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其间总共送了四次咖啡，刺激精神。凌晨2点多的时候，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读了纸条上的内容，周斌记得是这样的表述:“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周斌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鹏飞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中日联合声明》上午10点钟要签字的，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

　　姬鹏飞心里是倾向同意的，因为他清楚中日建交是大局，而且田中和大平真心想建交，枝节问题可以让步。

　　姬鹏飞不再犹豫，他要马上请示总理，于是表态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首相看过，估计他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姬鹏飞也马上去见总理了，总理也在钓鱼台等着这个结果呢。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鹏飞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日方高兴地鼓起了掌，最难的一个问题终于达成了一致。

　　最后《中日联合声明》就采用了大平正芳条子上的表述。当时外交部许多同志还认为不能接受，因为里面没有“侵略战争”四个字，最后还是周恩来说了话：“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要深刻反省，这不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周恩来表态后，没有人再争论了。

　　当时深夜，姬鹏飞和大平正芳还就“结束战争状态”、复交三原则和台湾问题的表述进行最后的商定。两国外长就所有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并字斟句酌地敲定了《中日联合声明》的措辞。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派大使。从此，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成就了姬鹏飞在外交史上的一大辉煌。

　　“将军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姬鹏飞最终成为职业外交家。从1949年至1982年的新中国外交史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担任了东德大使，参与决策了中美解冰、中日建交、中法建交、中国重返联合国、香港和澳门回归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和谈判，新中国外交凝聚着他的聪明才智、辛勤付出和不朽功绩。毛泽东称赞：“姬鹏飞是外交部的壮丁。”周恩来评价：“外交部没有姬鹏飞是不行的。”

　　◆晚年姬鹏飞。

　　1979年后，姬鹏飞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2年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1987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2000年2月10日，姬鹏飞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党中央评价他：“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