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志亮：从黄埔军校走出的朝鲜首任大使

　　在新中国将军大使中，倪志亮是从黄埔军校走来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将军大使，12位首批将军大使中，只有三位参加了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倪志亮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战火大使”，他的任职期间全部在朝鲜战争之中；他唯一获得四枚一级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一级国旗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从黄埔军校走向朝鲜首任大使岗位

　　倪志亮，1900年出生，北京人。读私塾4年，新学兴起后，又读过高小，但因为家境拮据，高小毕业后辍学。为了生计，倪志亮在杂货铺当学徒。

　　1917年春，倪志亮入皖系军队当兵，任过班长、排长。1924年春入陕军第1混成旅炮兵营当文书。1925年秋，考上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加入共产党。

　　1927年春，国共合作破裂后，倪志亮被国民党逮捕拘禁。广州起义时被起义部队营救，遂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0月组织鄂东北红军游击队，任队长。1929年8月任红1军第1师第3团团长。

　　◆倪志亮（右一）1937年与鄂豫皖苏区战友在一起。

　　此后，倪志亮担任过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纵队司令员等职。1949年7月，任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倪志亮的革命经历，在他担任朝鲜大使之前，已经是久经沙场、德才兼备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在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侵略朝鲜的国际战场担任大使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新中国成立半年时间里，有十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挑选十多位兵团级领导出使这些国家，倪志亮被选中。在12位将军大使中，倪志亮是为数不多的军事指挥员。

　　让倪志亮担任驻朝大使，是周恩来精心选择的结果，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关系密切，两国唇齿相依。此外，朝鲜南北分治，政见不同，矛盾很深，面临着战争爆发的危险。所以，选一位具有良好军事素养的领导担任驻朝大使意义非同寻常。倪志亮在东北军政大学担任过副校长，朝鲜人民军中不少来自四野的朝鲜籍干部是倪志亮的学生。12位将军大使中倪志亮年龄大、资历老，“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950年初，倪志亮接到来自北京的一纸调令，要他到北京做外交工作。当时倪志亮已经50岁，长期的战争环境让他患上了肺气肿，身体需要疗养。对此，他曾幽默地对老部下胡奇才说：“中央要我当大使，是拿着黄牛当马骑，难啊！”但出于对党的忠诚，他服从了组织决定，前去北京报到。

　　一见面，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对倪志亮说：“你是位老同志，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倪志亮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总理说：“可以边干边学嘛！”于是，倪志亮参加了外交部专门为这批将军大使办的外交培训班。培训期间，倪志亮战争年代的战伤和哮喘病复发，难以坚持学习，经周恩来批准，回到武汉休养，准备康复后赴朝鲜正式上任。

　　休养期间，倪志亮认真阅读和分析从外交部图书馆借来的有关朝鲜资料，详细了解朝鲜南北双方的矛盾，密切关注朝鲜局势变化。就在他养病期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向朝鲜派出全权大使，成为当务之急，但倪志亮仍在病中。为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周恩来推荐了正准备派到驻东德使团担任公使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入驻朝鲜。于是，柴军武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的身份，率领5名干部先期到达平壤，正式建馆办公。

　　◆倪志亮担任朝鲜大使时留影。

　　7月5日，倪志亮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赴朝之前，倪志亮受到了毛泽东的专门宴请，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是其他将军大使们所没有的殊荣。

　　2、向党中央提出美军仁川登陆战略判断

　　1950年8月12日，倪志亮携大使馆二等秘书吴晓达及随员一行9人，抵达平壤。次日，倪志亮向朝鲜金日成首相递交了国书。

　　此时，朝鲜人民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南北统一指日可待。但毛泽东担心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密切关注着朝鲜战争的进程，急需来自一线的准确情报。周恩来要求倪志亮注意观察朝鲜战局的最新动向，有了新情况随时报告。

　　倪志亮随时与朝方沟通，及时掌握战场进程。打了几十年仗的倪志亮还主动与柴军武分析战场动态，进行战争预测，以便为党中央当好参谋。

　　9月初，倪志亮经过冷静分析，没有被人民军眼前的胜利所误导，感觉到朝鲜战场走势危机，他和柴军武经商议后，合写了一份《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详细阐明了朝鲜战场的态势和朝鲜后方情况，进行了战争推测。倪志亮洞察到人民军胜利中面临着巨大隐患，这份报告敏锐地预测了美军正在准备战略反攻，很可能会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作战，而地点“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区”。

　　倪志亮、柴军武判断仁川登陆的理由是：仁川是汉城的门户，占领仁川可以直捣汉城，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同时又可以和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相互呼应。另外，情报显示，美军最近在仁川港外的活动十分频繁，很显然在为登陆作准备。

　　9月7日，倪志亮派柴军武火速回国，向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汇报。8日，柴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了《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当日聂荣臻将报告呈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第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军事人员是否要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这个报告提纲是当时中国掌握的关于朝鲜战局的第一手资料。周恩来听完柴军武当面报告后，感觉倪、柴汇报的情况很重要，遂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对仁川登陆，毛泽东早在此前的7月就已预测出来了。倪志亮和柴军武商议和起草的报告，佐证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判断，与毛泽东的分析不谋而合。

　　◆1950年初，中南军事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倪志亮。

　　1950年8月中旬，南朝鲜军队仅剩下几万人，连同前来增援的10万美军被围困在朝鲜最南端釜山的狭小地域，朝鲜人民军几乎要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赶入大海，全胜指日可待。

　　但9月15日，麦克阿瑟利用人民军后方兵力空虚，实施了全面反攻的仁川登陆。他指挥美第10军所属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共7万余人，在500架飞机、260多艘军舰的配合下，成功登陆仁川港，将人民军拦腰斩断。朝鲜战争发展的事实，对毛泽东和倪志亮、柴军武的判断给予了验证。

　　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人民军腹背受敌，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利用装备和兵力的绝对优势，举行全面大反攻。正面洛东江战线的美军和南朝鲜军的10个师亦于9月16日开始沿釜山至汉城线实施反攻。朝鲜人民军在两面夹击的形势下，转入战略退却。美军和南朝鲜军28日占领汉城。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鸭绿江挺进，并疯狂地轰炸中国边境城市集安、临江、丹东等地。至此，北朝鲜面临亡国之危，中国领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历史已经证明，倪志亮和柴军武预测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为我军进行抗美援朝作出提前预警，为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尽到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的职责。

　　3、积极协调党中央下决心抗美援朝

　　面对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倪志亮带领中国驻朝鲜使馆人员夜以继日地收发电报，各种请示、报告、建议，转达于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很好地发挥了军事联络员和参谋的作用。

　　1950年9月27日中午，金日成召见倪志亮大使，向他介绍朝鲜战场最新情况和人民军的应对措施，并告之“三八线”以及以北地区，目前没有部队防守。

　　9月30日，金日成再次召见倪志亮，称人民军主力第一方面军8个师已经被美军和南朝鲜军切断退路，第二方面军尚未到达指定位置。金日成要求倪志亮尽快将此情况转告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接到倪志亮的电报后，以《朝鲜军情甚为严重》为题，报告毛泽东。

　　10月1日夜，周恩来向倪志亮发来一封经毛泽东阅改后的电报，要他立即转交金日成首相，建议人民军迅速北撤。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写了求援信：“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3日，金日成首相再次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希望中国尽快出兵，支援朝鲜作战。倪志亮立即将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报告国内。

　　10日，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柴军武回使馆汇报后，倪志亮立即将朝鲜劳动党坚决抵抗美国为首的侵略者的决心报给党中央。11日，金日成亲自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倪志亮从驻朝大使馆一次又一次地把朝鲜面临亡国的危机和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求援信息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

　　面对金日成的求援信，面对朝鲜面临的灭国之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10月2日下午，在收到金日成求援信的10多个小时后，毛泽东就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倪志亮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中央常委们彻夜讨论，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书记处未能作出出兵的决定。

　　4日下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仍有人讲出许多不出兵的理由。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讨论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从大西北赶来参加会议的彭德怀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这次会上，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致决定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8日，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的4个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3个炮兵师，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给倪志亮的电报。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同日，毛泽东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商谈援助中国抗美援朝出动苏联空军和支援武器装备事宜。

　　10日，毛泽东收到了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中掩护由苏联负责，并支援中国军队装备问题。因此，当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

　　10日下午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毛泽东通知彭德怀等原定方案有变化，迅速来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彭德怀等到京后，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经彻夜讨论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会议号召要自力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冒犯之敌。

　　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十万火急的电报：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倪志亮（前排右四）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人员合影。

　　周恩来紧急会见斯大林，坚定地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中国都要参战。”当苏联翻译把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后，他半晌沉默不语，后来自言自语地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1950年10月19日夜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跨过了鸭绿江。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过鸭绿江一共18天。在这18天的决策过程中，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路程，这一决策中也包含着倪志亮和驻朝大使馆穿针引线和全力协调的积极奉献。

　　13日深夜，倪志亮驱车前往设在牡丹峰的金日成首相办公地点，转达了北京最后决定出兵的决策，金首相兴奋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激动地对倪志亮说：“请你向毛主席、向中共中央转达我及朝鲜党和人民的衷心感谢。”倪志亮回应说：“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打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让我们并肩战斗，再打败一个美帝国主义。”当时金日成高兴地与倪志亮举杯以示庆祝。

　　4、为中朝苏联手战胜“联合国军”殚心竭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国作战，语言、风俗、群众基础与国内大不相同，倪志亮在志愿军部队入朝前夕，就未雨绸缪，与大使馆同志专门拟制了11条《部队进入朝鲜应注意事项》，上报给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等。后来这11条，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称赞志愿军是“模范军队”“仁义之师”“天下少有的好军队”。

　　协调中朝苏三国空军合作是倪志亮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空中力量，才不得不求助于苏联。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毫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使斯大林大为震动，深受感动！后来，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也顶着美苏大规模对抗的风险，于1950年11月初，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后的第７天，派空军和防空军高炮部队参加朝鲜战争。苏联空军出兵在中国陆军出兵朝鲜之后，中国空军出兵朝鲜之前。

　　据资料显示，中、朝、苏三方在朝鲜上空作战的空军部队达到17个团、作战飞机599架。

　　据1950年10月底统计：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朝鲜共出动空军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连同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南非联邦及南朝鲜空军的兵力，总共有各型作战飞机1200余架。1951年6月，增加到19个联（大）队，共有作战飞机1500余架，约占其全部空军的五分之一。

　　◆美国谈判代表乔埃进入谈判会场。

　　与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空军力量相比，中、苏、朝明显处于弱势。如何协调好中、苏、朝三国的空中力量，发挥出最大的空战效益至关重要，而倪志亮带领驻朝大使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3月15日，中国朝鲜空军联合司令部在辽东省安东(丹东)成立，刘震任首任司令员，苏联顾问是戈卢诺夫将军，朝鲜人民军王琏任副司令员。中、苏、朝三国航空兵语言不同，作战方式不同，编制和指挥体制不同，要协调好中、朝、苏三方空军并非易事，常常需要三国的空军领导人直接出面磨合协调，而倪志亮在其中担负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31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为了保证中、朝、苏空军担负掩护交通运输的任务，“关键在于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修建朝境机场。修建机场的方针，应是有计划地分区把它建立起来”。苏方使用的机场定为六个，先修四个，由我方“定期修好”；我方使用的四个机场和朝中双方合用的三个机场，均拟请朝方负责修建。

　　4月5日，周恩来就苏方喷气式飞机在迎击美机时进行低空作战有困难，而中方驱逐机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任务不能出动一事，向倪志亮发来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因为苏联空军喷气式战斗机难于遂行低空掩护任务，建议朝鲜空军在新义州的部队，以20架拉九和雅克式飞机，配合安东苏方空军，进行安东经安州至平壤线的掩护。倪志亮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找苏方、朝方进行了积极协调，保护了铁路运输线。

　　16日，为了改变朝鲜境内铁路管理和运输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高效运输前线急需的装备物资，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急需，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

　　23日，周恩来再次就空中掩护问题，致电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告之苏方可出动喷气式飞机与朝鲜空军协同掩护运输的消息，请即下令朝鲜空军执行掩护运输线任务，并令其与现驻安东之中朝空军联司刘震联络。

　　2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告以向苏联增订的喷气式飞机钢板跑道已获苏联政府批准，并于5月份交货。请督促有关方面迅速勘定另外两个钢板跑道机场的地址，以便早日动工，争取能与平壤以北苏联空军所使用的四个机场同时完工……

　　5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代表正式达成《中朝两国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8月在倪志亮的协调下，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

　　周恩来让倪志亮转发这一系列电报，倪志亮都立即、准时转交给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指挥机构，到1951年春，以苏联空军为主，中朝苏空军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朝鲜战争中，在倪志亮和中国驻朝大使馆的积极协调下，中、苏、朝三国为数不多的航空兵联合作战，发挥出巨大的空中战场反击能力。

　　据战后苏联统计，朝鲜战争期间，苏军空军共击落“联合国军”飞机1309架。此外，苏联高炮部队击落212架，击伤10架。俘获美军飞行员262名。

　　朝鲜空军击落击伤情况不详。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击落击伤425架，其中击落330架。

　　1951年7月10日，美国在战场上无法取胜的状态下，同意苏联提出的朝鲜停战谈判建议，中朝也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但谈判期间打打停停，直到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交战双方才在朝鲜板门店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

　　◆倪志亮荣获朝鲜国旗勋章的新华社消息。

　　倪志亮虽然没有经历谈判全过程，但为停战谈判呕心沥血近一年时间，他拖着病体为停战谈判忙碌着、协调着、服务着。后来，倪志亮因肺气肿、哮喘病，加上多年征战留下的创伤，很难坚持正常工作。1952年2月，周恩来决定让倪志亮回国休养。对倪志亮的离任回国，金日成首相十分惋惜，动情地说，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大使在此工作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照顾，给大使同志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倪志亮向金首相也表达了惜别和感谢之情。送别倪志亮时，金日成请倪大使回国后代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他在任期间的热情服务，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

　　倪志亮出使朝鲜一年零七个月，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带领使馆全体人员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不畏生死、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外交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51年9月2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

　　1952年2月倪志亮回国后，9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开国将军大使中仅有的倪志亮、彭明治、谭希林三人重新回部队工作，1955年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1965年12月15日，倪志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