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为了争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国民党的政治“抹黑”，让外界了解真实的红区情况，在党的历史上开创性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党中央主动邀请或欢迎中外正直的人士来访问，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斯诺是回应中共对外开放方针，应邀访问陕北红区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记》等著作，向世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党的政策，起到了正视听、助革命的强大作用，一时名扬天下，这是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重大胜利。斯诺此访的意义在于，为外国人来访开了个好头，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改善了党的政治生态环境。但是，还有许多鲜为人知、饶有兴味的故事，他并未写入《西行漫记》中。本文择其要者，以飨读者。
踏上“伟大的探险”之路
斯诺1936年到陕北“探险”前，已在中国生活了7年。
斯诺的祖父塞缪尔·斯诺，担任过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他少年时就听到过关于中国的故事。1928年，不满23岁的斯诺经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来又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上海的特约通讯员。从1929年起，斯诺开始遍访中国内地的主要城市，以及东三省、内蒙古、两广、云南、台湾等地，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斯诺曾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东北采访。返沪后，又经历了“一.二八”抗战。他根据见闻，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颂扬东北和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同时，在书中根据第二手材料，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作了报道。
斯诺是怎样产生访问陕北动机的呢？这事与宋庆龄有关。他为撰写宋庆龄传记，1931年9月在上海拜见宋庆龄，进行了多次长谈。他被宋的伟大人格深深感染，并同她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关系。经宋庆龄的介绍，斯诺结识了鲁迅。在他们的影响下，斯诺“在对中国的现实认识上，来了一个飞跃”。后来，在鲁迅的具体指导下，斯诺编辑了英文的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
1933年秋，斯诺离开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执教，并在这里结婚安家。在此期间，他同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并且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一起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正是从这些学生那里，他得到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陕北红区，亲眼“看一看蒋介石费了十年时间试图‘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的念头。但怎样去呢？一时无策。1936年春，斯诺又去拜访宋庆龄，表达了这一愿望，宋表示赞同并愿帮助。时隔不久，宋庆龄接到有关人士转来的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是请宋帮助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访问。
◆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在保安。
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他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性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本，登上了从北平驶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他的被后人称作“伟大的探险”的旅程。
受到苏区的热烈欢迎
当时，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已经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为斯诺进入红区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诺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控制），然后步行，于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刚一到达，他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斯诺大感意外。谈话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来苏区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阻碍记者来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了解苏区的情况。”斯诺没有想到，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斯诺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斯诺在这里受到更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热烈迎接第一位到访的外国人。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在保安，斯诺开始了他对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正式访问。
毛泽东正式接见斯诺前，7月13日晚有一个礼节性的看望。斯诺在窑洞里等待着，直到吃完饭时毛泽东才来。毛泽东用力同斯诺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要斯诺在同别的领导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之后，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斯诺和马海德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了斯诺，主要谈中国抗日的世界性问题。此后，毛泽东与斯诺又有过几次谈话：7月16日，谈中国抗日的形势问题；18日、19日，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19日，张闻天接见斯诺，回答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阶段划分等问题；7月23日，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公开表述中共的独立自主立场。7月底至9月中旬，斯诺前往甘肃、宁夏，采访红军前线部队。返回保安后，9月24日，毛泽东同他谈联合战线问题；10月间，毛泽东应斯诺再三要求，同他连续几个晚上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对他人系统地谈个人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为慎重起见，毛泽东要求斯诺将这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后，由黄华译成中文，交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黄华照改英文稿后，再交给斯诺。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吴亮平（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做翻译。这些谈话，马海德通常在场，但他只听不发言。
《七律·长征》的传播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毛泽东觉得斯诺是一个真诚、可交、可信的人。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敞开心扉，对一个外国人谈了连贺子珍都未听说过的“个人历史”。
在谈完长征的经历之后，他乘兴将所作《七律·长征》抄赠给斯诺，斯诺感到大喜过望。这首诗，是毛泽东1935年9月下旬长征抵达哈达铺时写成的。当时他确定了“陕北”这个长征的落脚点，“心情豁然开朗”，写下这首诗。9月29日晚，在通渭县文庙召开的部队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自告奋勇朗诵了它，此后便秘不示人。这时，主动抄赠斯诺，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在吴亮平的帮助下，斯诺用英文意译了这首诗，写进他的采访日记中。1937年4月间，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了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印了五千册，主要内容是斯诺上一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该书出版得到斯诺的大力帮助，书的首页刊有斯诺提供的《七律·长征》。后来，该书主编王福时陪同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的笔名，斯诺的第一位夫人）访问延安时，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铅字印成的自己的诗，笑着拿在手里把玩良久，表示感谢。
后来，斯诺把这本书寄往英国。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个月里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国纽约出版，立即轰动世界，被称为“现代新闻的杰作之一”。该书第五编《长征》，就是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的。斯诺写道：“在此，我谨以毛泽东主席——这位既能领导征战，又能写诗的造反者所写的，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一首古体诗作为尾声。”（原诗略） 这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最早在国外的传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为了掩护和便于在国统区发行，该书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初版印了1千册，当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载有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使这首诗在国内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
从现有史料看，斯诺是第一个看到毛泽东这首诗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记》创下了同毛泽东诗词有关的三个“第一”：该书是第一个披露毛泽东《七律·长征》的公开出版物；该书所引录的《长征》诗，是毛诗中第一首被公开的诗作；该书第一次向国内外传播了毛泽东的诗，使人们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
一张珍贵照片的拍摄
人们打开《西行漫记》，都会看到毛泽东那张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诺访问保安时拍下的杰作。
当年，由于斯诺与毛泽东交往中形成的友谊，他成为惟一能使年轻（43岁）的毛泽东戴帽子的人。平时，毛泽东总是光着头，蓄着长发。在交往中，斯诺用文字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许多谈话，也拍过一些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照片，但他觉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摄一张很帅气的、足以体现毛泽东风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诺觉得，毛泽东穿着随便，又光着头，看起来不够“正式”。可是毛泽东最不喜欢受拘束，也不愿意受人摆弄。随心所欲，自然无华是他的性格。这些，斯诺通过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还是想为毛泽东拍一张“正式”的照片。这个想法，他对同伴美国著名医生马海德谈了，马表示赞同。
机会终于到来。一天，毛泽东来斯诺的窑洞看望。斯诺乘机要求为毛泽东拍照，毛泽东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着头，斯诺又犹豫起来。此时，站在一旁的马海德，机灵地摘下斯诺头上的红军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未及毛泽东反对时，只听“注意……”，咔嚓一声，这张历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诞生了。
现在我们从照片上还能够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戴的帽子有点小，头发也没有完全套进去。他本来有一顶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时不戴。当时警卫员说要回去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说那样太麻烦。斯诺说，窑洞光线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泽东服从了，并按照斯诺的“指挥”，站到指定位置。斯诺取景时，觉得站位距背景的窑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动几步，毛泽东也服从了。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泽东这张侧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当时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这是斯诺事先未曾想到的，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摄影师。这张肖像摄影艺术杰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很快流传于海内外。
1937年5月，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把这张照片拿给毛泽东看。他端详着照片，面带笑容地说：“没想到，我看起来还挺精神咧！”海伦说：“你的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说，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蒋介石，轰动了全世界。”毛泽东接着说：“哦，没想到我的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斯诺先生让世人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并不是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我们非常感谢他！”
1965年，斯诺访问完后由北京回到美国，对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们说：“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十分壮观。后台天幕上出现了放得极大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为主席拍的照片吗！我兴奋极了，没想到这张照片在那么大的空间，派那么大的用场。”
斯诺十分珍惜那顶帽子。虽然它在毛泽东头上只戴过几分钟，但又是他自己与红军在一起时戴了几个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着。他的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后，他时常取出这顶帽子，向子女们讲述当年在保安会见毛泽东和为毛泽东拍照的动人故事。全家人很高兴，都愿意在头上戴一会儿。他的两个孩子还戴着这顶帽子照过相。
1972年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商量这顶帽子应该怎样处置。尽管他们心里难以割舍，最后还是认为它属于中国人民，应该把它送还中国。因为，那是当年红军送给斯诺戴的，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见证，上面有中国革命的影子。所以，在洛伊斯·惠勒·斯诺访问中国时，亲手把这顶帽子交给了邓颖超。后来，转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
意外发现的一封书信
斯诺离开陕北后，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4—1950）访问延安。毛泽东3月1日，与她谈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与中日关系问题。这个谈话，表露了当时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后来，经过整理，3月29日至4月3日刊登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上，题目是《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毛泽东为了让好友斯诺及时了解党的新方针，于1937年3月10日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并附上这份谈话稿。信是这样的：
斯洛（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带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斯诺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高兴。他通过文章，在中国和外国广泛传播中共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新政策。从1937年起，在35年的辗转奔波和动荡生活中，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当时我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王静，应邀协助斯诺夫人整理斯诺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封信。请示国内后，定为珍贵革命文物，要求立即将它影印下来。1982年，在斯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陈志方将它交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保存。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封毛泽东写给斯诺的书信，弥足珍贵。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都感谢你的。”其实，毛泽东对斯诺表示感谢不止这一次。1938年春，毛泽东对一位德国记者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陕北红区）的时候，斯诺来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和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郑重介绍给大家。并指出：《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党的政策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但是，当时延安也有一些人对斯诺心存误解和偏见，觉得他是美国人，不赞成在党报上发表他的文章。为此，1943年4月9日，《解放日报》以“编者”的名义发文，力挺斯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斯诺：“虽然他是资产阶级记者，说话是站在美国立场上，但在现在国际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斯诺也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他写的文章只要有利于抗战，在我们党报上发表也是可以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陕北归来著述多
1936年10月底，斯诺秘密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国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布他苏区之行的重要消息。继而在其夫人的协助下，整理他在苏区的采访笔记。
11月12日，距斯诺返回北平不到两周，他的《毛泽东访问记》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陆续刊出。随后《大美晚报》《亚洲》《美亚》《新共和》《星期六晚邮报》《生活》《每日先驱报》等英、美报刊接连发表了斯诺所写关于苏区的报道，以及斯诺在苏区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斯诺自己回忆说，他仅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在撰写文章的同时，斯诺还参加和召集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介绍他的苏区之行。斯诺的报道文章和报告，在国内外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为了让中外更多的人了解苏区的真相，斯诺继续紧张地工作着。
1937年初，斯诺在北平寓所，将刚完成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初稿）英文打字稿交给王福时（清华大学学生、斯诺的朋友）。王福时看了非常感动，立即约斯诺的秘书郭达和燕京大学学生李放合作，迅速编译成中文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东方快报》主编王卓然（王福时之父）的帮助下，在北平秘密印刷出版，用上海丁丑编译社的名义发行。该书收有：斯诺与毛泽东多次谈话的记录，在英文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苏区情况的13篇文章，在北平作的《红军与西北》的讲演稿，以及32张照片和10首红军歌曲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斯诺关于苏区介绍文章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也是斯诺关于红区报道的第一个中文本。斯诺认为，此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妻子海伦则说：此书“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它的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1937年7月，斯诺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修订了《红星照耀中国》。10月，它的英文本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10万余册，10月底三次印刷，仍供不应求。至12月，连续出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三星期内销售1万2千本，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籍。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法、俄、德、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1938年2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较全的中文本《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一版发行后，顿时销售一空。以后接连数版，仅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册。各地又陆续出版了多种简译本、片段或译文小册子，尤以《毛泽东传》为多。据统计，斯诺有关其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多达五、六十种。
《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各国赢得了不同阶层众多的读者。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巴巴拉·拉奇曼所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1970年，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参加国庆典礼。
《红星照耀中国》更大的影响当然还是在中国。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从各地奔赴“红星”的所在地（延安），不断补充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毛泽东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自己也认为：他的书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关注是时代潮流决定的。斯诺的红区之行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中美交往及他与毛泽东的个人交往中树起了一块丰碑，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立了大功。中共对外开放方针初战告捷，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实行这一方针的信心。
1971年，斯诺患癌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政府派出医疗小组帮助治疗。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于日内瓦。毛泽东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要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了有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北京大学（当时名“燕京大学”）是他1936年西北红区探险的出发点，也是他1937年整理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而且他在去陕北访问之前，曾在这所学校任教。斯诺长眠于此，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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