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顾问葛元仁

　　【編者按】“顧問的足跡”欄目主要是介紹為社會及為白求恩國際組織做過貢獻的顧問。在選擇到葛元仁老師的時候，大家感到了工作的難度。首先是其閱歴豐富，其次就是葛老師的大量社會活動，在選擇上受到篇幅所限，不能全部記錄下來，故只能挑選出主要的部分內容介紹給讀者。

　　初識葛元仁老師是在2015年白求恩國際會議（蒙特利爾）受邀名單上，因為葛老師未能到會故印象深刻。也就有了希望早日相見的沖動與願望。在後來的交往中，特別是葛元仁老師受邀加盟白求恩國際組織顧問團隊後，大家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共識，白求恩的事跡和精神不僅在中國、在加拿大，在全球都有現實的社會意義，具有更為共識的社會科學價值，也是一種國際上稀缺的積極嚮上的精神資源。葛元仁先生是我們的顧問之一，他通過自身的高尚品德、人格魅力、對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都是極好的教材和榜樣，是人生勵誌標桿。現我們通過整理，將他們的相關貢獻及背後故事記錄下來（併寫進《白求恩國際活動年度報告》“顧問的足跡”欄目中）。（責任編輯：梁科鋒）

　　葛元仁，男祖籍江蘇1947年出生於上海中共黨員大學本科畢業工學士高級工程師於2016年1月8日加入白求恩國際組織HNBIA任顧問組顧問

　　其父葛叔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測控專家，被中央軍委指定為首次核試驗委員會委員，控制委員會主任。首次核試驗成功後由國防部授予一等功，後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他也是我國首顆返回式人造衛星通信繫統的第一完成人，又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葛元仁在家庭的良好教育下，從小就形成了與人為善，嫉惡如仇，甘當普通勞動者的思想。在父輩的影響下，他學習、工作認真負責。就讀首師大附中（原師院附中）時，就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學生，國家少年級運動員，初高中六年連續獲得北京市教育局頒發的“操行和學習成績優良”獎狀，1966年以前三名成績高中畢業。

　　在學校他尊重老師，關心同學，“文革”中堅決反對“血統論”和武鬥，併為此受傷。在“巴黎公社式”的普選中以98.6%的選票被同學老師選入中學革命委員會，擔任了革委會副主任。他按照中央“復課鬧革命”的要求，積極“解放”老師，組織開展教學工作，使大部分同學回到了課堂。

　　1968年到山西夏縣農村插隊後，他尊重農民，拜農民為師，學會了所有農活，成為一等勞動力。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堅持學習馬列著作，進行調查研究，掌握，了解了解放後村莊的歴史，使他能夠正確識別各類人。

　　為了維護農民的利益，他頂著巨大的壓力帶領知青們反對農村的武鬥，盡管受到了不應有的打壓，但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直到1969年7月23日發佈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佈告》，武鬥被制止後，他才在精神上獲得了解放。為此被農民群眾推選進了調查叛徒和八路軍情報員被致死的專案組。在縣裏駐村工作組的領導下，他克服種種困難，廣泛地調查，認真收集，仔細整理資料，用無可辯駁的證據，實事求是地還原了歴史本來面貌，受到了廣大群眾和上級的認可。

　　他被大隊安排到七年制學校擔任初中畢業班的班主任，承擔了畢業班數、理、化、語文、體育、音樂所有課程。他教的學生中考升學率在全公社名列前茅。他的學生的孩子中不僅有大批本科，碩士生，還出了五個博士。他在學校期間被大隊聘為夜校教師，他積極開展體育運動，是公社聯校篮球和田径运动的優秀裁判員，全縣的優秀教師。

　　1973年國家採用“考試加推薦”上大學，盡管他的文化課考試成績全縣第一，但因為不正之風的影響，被別人頂替了。但他堅守“追求真理，報效祖國，造福人民”的理念，面對現實，不辜負農民對他的希望，勇敢地挑起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的擔子。在大隊和小隊農民的支持下，他推廣科學種田，調整小麥品種，打深井擴大水澆地，春節不回家，十冬臘月帶領農民一起平田整地，為了解決土壤缺失的磷肥，他和農民一樣拉著平車到50裏外的山裏拉含磷較高的腐殖酸礦。擔任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三年，將小麥畝產從歴史最高產量273斤提高到412斤，使全大隊小麥總產由1969年的28萬斤到1975年突破200萬斤。他也被評為全縣的知青模範，公社的優秀幹部。同年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疫情期間他專門匯款支援插隊的農村，聽到村裏要修路又匯款支持，五十年多後又受到縣裏表揚。

　　1975年他被招工到太原鐵路分局工務段當養路工，因為素質優秀，先被選為團支部書記，又到政治處任幹事，後來擔任了有七百多團員青年十一個團支部的工務段團委書記（以工代幹）。他不怕圍攻，帶領青年，堅決與破壞鐵路運輸的人進行鬥爭。為了整頓渙散的共青團組織，他首先組織團委和各團支部書記學習列寧的《青年團的任務》統一思想，祭掃白求恩烈士墓，集體朗誦毛主席的《紀念白求恩》，開展義務勞動，進行崗位練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從1975年到1977年連續被評為太原鐵路分局和工務段“工業學大慶”的先進工作者。

　　1977年恢復高考後，他放棄在鐵路提幹、擔任黨委委員、團委書記的機會，到考入的山西礦業學院機電繫電氣自動化專業學習。經過學院黨組織的考察，被同學們選舉為全校學生會主席。是全國學聯第十九次代錶大會的代表，山西省第四屆學聯委員。他依靠學生會的全體成員，從抓早上出操開始，整頓食堂打飯次序，和夥食科研究改善夥食，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評比，解決女生宿舍的安全問題，開展百科知識競賽，組織了全校的管弦樂隊，參加全省大學生文藝匯演，利用自己曾經在鐵路工作的優勢，解決了同學們放假火車票難買的問題。及時嚮校院黨委反映同學們對教材、授課老師、考試頻繁的意見併且提出建議……。受到了同學們和學院領導的高度認可，連續兩屆被選為學生會主席。被大學授予“三好學生”和優秀學生幹部“。1982年1月以優良的成績大學畢業，獲工學士學位。

　　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山西煤炭規劃設計院工作後，他通過外語、專業技術考試，從助理工程師成為工程師，從普通設計人員升任設計室主任。又通過外語、專業技術考試、答辯成為高級工程師。他經常深入礦井，聽取工人同志對設計的意見改進設計。1983年在他就在《山西煤炭》雜誌發表了“採區供電繫統設計中電導繫數取值的探討”的專業論文，1986年擔任機電設計室主任後編寫了十幾萬字的《中小煤礦供電初步設計參考資料》（手冊），五萬多字的《fx－180P計算器程序編制》（講義）對加快了設計進度起了一定作用。他參加了幾十個煤礦的規劃、設計，簽發了幾仟張圖紙，無一發生差錯。為了拓寬設計範圍，1985年設計院承接了從未做過的60萬噸/年選煤廠的設計，選定他擔任設計項目負責人，他勇挑重擔，帶領設計團隊在呂梁地區孝義縣駐紮一個多月，現場調研，協調各專業和地方·政府的關繫，圓滿完成了任務，帶出了一支能夠承擔選煤廠設計的隊伍。1987年他擔任了設計院首條供電外線路設計——呂梁陽泉曲煤炭集運站10公裏10仟伏山區線路設計的項目負責人，整個“三伏天”帶領設計，測量組在大山裏爬山，測量，計算，確定桿位，保質保量地完成了任務，打開了外線路設計的大門，受到設計院的錶彰。當突發設計團隊煤氣中毒，工程車輛險些在雪地翻車的情況時，他臨危不亂地進行處置，保證了人員和車輛的安全。

　　新宿捨樓建好後，他被群眾推舉為分房委員會副主任，他聽取群眾意見，採取公佈每個人的工齡、職稱，家庭人口，讓大家“自報公議”選擇樓層和面積的方式，自己帶頭選擇了一般人不要的頂層，使得新建的樓房順利分了下去。為此他被選為聯合黨支部書記。

　　為了公正、公平的評定每個人的年終獎，作為室主任，他把全室十八個人每月完成的圖紙，定額，工作量畫成大錶貼在墻上公開，而自己主動放棄規定的室主任獎金可拿平均獎的1.7倍，堅持只拿平均獎，解決了過去因為獎金分配形成的矛盾。他擔任教練的設計院女籃在山西省煤炭廳直屬單位的比賽中獲得第二名，他擔任組織的歌頌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詩歌聯唱，獲得了山西省煤炭廳歌詠比賽的第一名。

　　1993年他根據政策調回北京，經過國家嚴格考試，獲得了由國家人事部和建設部共同頒發的全國註冊監理工程師和全國註冊電氣工程師的執業資格證書，能夠代錶國家審查設計圖紙，監理，驗收工程。又經商務部考核，取得了海外工程的監理資格，併被北京市納入評標專家庫。回京後主要在原機械部設計總院工作，也曾被借調到中國電子工程設計院工作。作為專家參與了不少國家重點工程的設計審查，如，中國科學院現代物理所的核廢料的處理項目，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繫的暗物質捕捉項目等。退休後又被中國城市設計研究院綠色設計與可持續發展中心聘為電氣總工程師。

　　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員，華僑大學的兼職教授，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文化青年委員會委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朝陽區黨校特聘教師，北京經濟管理職業學院黨史學習教育宣講團特邀顧問，黑河知青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科技/科普專家，兩彈一星歴史研究會顧問。

　　他著有《我的知青之路》《奉獻者的足跡》《革命接班人的培養》，公開發錶了近百篇文章宣傳紅色文化。

　　國家一級理論刊物《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刊登了他的《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需要——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再認識》（“求是”理論網和國史網轉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要途徑》，《發揚“五·四精神”，堅持青年運動方嚮，為實現“初心”、完成“使命”而奮鬥》（“求是”理論網轉載）。

　　國家一級刊物《中華魂》雜誌（中共中央黨校主管）刊登了他的《回憶我的父親——國防科研的老專家葛叔平》，《堅持和完善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化主義制度》，《意識形態的領導、管理、話語權絕不能旁落》，《發展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之路》，《吸取人類的全部知識建設社會主義——學習列寧<青年團的任務>一文的體會》

　　他不僅深入學校、工廠、農村、社區、部隊、科研單位宣講“兩彈一星精神”，“弘揚延安精神”，“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在線下講，還在線上講。聽眾過萬人，受到好評。

　　他始終認為，自己只是毛澤東時代培養的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所作的一切都是應該的，比起白求恩来还差得远。。

　　唯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沒有辜負父親母親的養育，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培養，沒有辜負為人民服務的信念。

　　2022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