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书，作者为周总理的侄儿，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他从亲历者的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叙了周恩来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和工作情景。用许多感人至深的细节，印证并丰富了众口传颂的周恩来精神。这种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本书以大量史实和生动事例记述了周恩来少年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历经几十年革命斗争，使中国走向新生。他担任开国总理26年里，日理万机，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复杂工作付诸实施，为新中国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本文内容摘编自中信出版社《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作者周尔均，周恩来的侄儿，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获得者。
在追踪寻觅恩来伯伯的历史足迹时，我们意外获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发现了珍藏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资料。这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堪称百年难得的机遇。这些资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伯伯不但对中国革命事业，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所有这些资料都属首次面世，绝大部分是七伯当年用中俄两国文字亲笔书写，在“国际”档案中也仅存一份，具有极其珍贵的传世价值。
这一发现看似偶然，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次冥冥中天赐的历史机遇。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我和夫人邓在军在俄罗斯驻华使馆采访了大使罗高寿。罗高寿大使是一位高大而和善、风度翩翩的外交官。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来华，曾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的翻译，还参与过周恩来与柯西金著名的“机场谈判”。大使熟悉中国情况，多次见过恩来伯伯，又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通，“罗高寿”就是他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同大使畅叙时，我无意中听他说，在俄罗斯可能保存有周恩来的档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出乎意料的信息，使我兴奋得从沙发上蹦了起来，立马向他请教，愿闻其详。
在罗大使的帮助下，俄方同意我们派人前往莫斯科调阅有关档案，并将积极给予协助。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及国家档案馆的同志协同我们工作，在连续奋战五天五夜后，我们取得的丰硕成果使大家喜出望外，远远超出了预期！
第一，发现的资料全都是关于周恩来同志的，几乎全部出自他本人的手笔。
第二，这是唯一在国外保存的周恩来档案资料。
第三，这是俄方首次公开和向我们提供这部分档案资料，也是国内首次见到原件和伯伯手迹，包括他书写的外文真迹。
第四，这批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紧密联系与相互影响，佐证了恩来伯伯在这个重大历史时期和转折关头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功勋与崇高思想品德。
在这五天五夜里，我们沉浸于一批批厚重的档案，徜徉于威武雄壮的历史舞台，好像重新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国际共运风浪中。一页页档案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初期是多么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多么重大的牺牲，七伯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是经过何等的艰辛努力，以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政治智慧，运筹帷幄，制订战略，说服共产国际，联络战友，发展自己，消灭敌人。这批档案资料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中国革命经验总结，是中国革命历史征程中难得的宝贵资料。
档案中的每一页，我们都难以割舍，但受时间、经费和俄方有关规定的限制，不得不从中精选再精选。
回溯历史，恩来伯伯直接在苏联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在1928年、1930年、1939年至1940年。我们按照这个时序反复筛选，经双方共同商定，最后取得157件共产国际档案的原件复制件。
无比珍贵的人生履历
档案保存有恩来伯伯在1928年、1939年不同年代为共产国际填写的履历表，其中，1939年的履历表，是恩来伯伯以流利的俄文书写，最为详细。
周恩来用俄文为共产国际填写的履历表摘译：
1920-1921年，中国上海《新闻（晚）报》和北平《晨报》驻法通讯社记者
1922-1924年，旅法（旅欧）中国共青团委员会委员、书记
1923-1924年，中国国民党旅法（旅欧）支部特别全权代表
1924-1926年，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执委会委员、黄埔军校教员、政治部主任
1925-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1926-192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
1927年-，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1928，1929-1930，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27-193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2-1934年，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总军事委员
1934年，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1-1937年，苏区中央政治主席团成员
1938-，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28-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陈光”即为周恩来）
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签名：周恩来
日期：1939年10月13日
共产国际先后两次专为周恩来建立了秘密档案。在1933年2月的档案中注明：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笔名少山。1921 年入党。受过高等教育。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5 年，共产国际为周恩来第二次建立秘密档案，对他作了更高的评价：
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在党内担任过领导、书记和机密工作；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担任过组织和军事方面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组织部、军事部工作多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建立和保存的秘密档案，是对各国共产党重要成员的全面考核和鉴定，据以认定其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属于最高机密。
我做过干部档案工作，深知早期党内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干部的档案资料往往不能全面反映本人的思想政治面貌，一般情况下，记载的缺点、问题或疑问常常超过成绩和优点。记得我们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初期，我军一位高级干部、川北军区司令员（胡耀邦同志曾任川北军区政委）病故，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在撰写悼词、查阅档案时，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缺点和不足，而所立功绩却语焉不详。这件事被贺龙司令员知道了，大怒，责令全军区政治机关对所有干部的档案进行普查，撤销不实之词，补充优点功绩。在二野后勤部，这件事是由我经办的。我据此推测，在国际政治斗争极度激烈复杂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恐怕也难免有这个通病。而且“国际”保存的资料均属“绝密”中的“绝密”，绝对不可能同本人见面。
但我感到意外的是，无论是共产国际20世纪30年代两度为周恩来建立的秘密档案，还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同志应共产国际要求，于1938 年2 月5 日所写的周恩来旁证材料（这种材料过去我们常称为“背靠背”，即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由第三方写的证明材料），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恩来伯伯的缺点和不足，全部内容都是表述他的重大功绩和优点。
蔡畅同志在长达八页的充满革命情感的旁证材料中，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在建党建军和领导地下工作、武装斗争的重大功绩，赞扬他“人是非常聪明能干精细，并有煽动组织军事才能，他能艰苦耐劳肯干的精神”。
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期间
1928年6月至9月，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先后召开。大革命失败后，为避开国内白色恐怖的干扰破坏，中央决定党的六大在国外举行。中共六大的会议主题与共产国际六大商讨的内容紧密相关。为了出席这两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七伯、七妈冒着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缉拿、追杀的巨大风险，化装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几经辗转、波折，途中还曾机智地应对了日本特务的盘问与跟踪，于1928年5月上旬抵达莫斯科。这一年，业已担任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伯伯刚满三十岁，七妈二十四岁。
档案的内容表明，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恩来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周恩来参加了1928年6月19日，即中共六大开幕前夕，斯大林就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负责人的谈话（参加谈话的另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亲笔作了记录。
同年6 月，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同周恩来等谈话。前后两次谈话都存有周恩来的亲笔记录及俄文译稿。
斯大林在谈话中指出中国革命当前处于低潮，他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和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应由工人而不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论断，不符合中国实际，是片面与错误的。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并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会议结束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以后又兼任军委书记。
1928年7月至9月，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周恩来的这部分资料相当丰富，是国内从未见过的。
（一）共产国际六大中国共产党代表名单。中共代表总共29人，第一名代表“陈光”，即周恩来。附有他本人填写的代表登记表原件。
（二）共产国际六大筹备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章程起草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四个主要委员会的名单。周恩来均为委员会委员。
（三）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六大军事委员会上的专题发言。俄方同志特意告诉我们，这个发言很重要，在苏联和俄罗斯也是首次发现，他们已作为重要研究资料。
七伯就中国革命问题的这个发言，以及同一时期在共产国际六大东方部所作军事问题报告，时间在南昌起义后仅仅一年。在以他为主要领导人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地举行了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它应是第一篇全面阐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已成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的光辉历史文献，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此，俄罗斯方面对它高度重视，绝非偶然。
（四）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六大东方部所作军事问题报告。档案中有他亲自起草的报告稿，署名“佐治”。
（五）周恩来关于共产国际出版社事宜的批示。
他在共产国际出版社拟订的出版计划报告中，亲笔批示：下列同志任共产国际出版部成员，并用红笔添加了二十名中共党员参加该社出版工作事宜，笔迹秀丽、流畅。从这个批件可以看出，周恩来直接参与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次大会，选举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35年，又缺席补选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1930年）
1929年，由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提出多方指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内部对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战略也存在诸多分歧，周恩来于1930年秘密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负责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发言。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同一期间，他在联共另一次大会发言中鲜明地提出：“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上兴起的。此时中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
在这期间，周恩来会见了斯大林，通过大量实例解释和说服，斯大林的认识有所改变，接受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周恩来回国后，通过传达共产国际精神和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纠正了李立三计划发动全国武装暴动的“左”倾冒险错误。
此次，我们取得的资料包括：周恩来1930年6月18日和7月27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以及同斯大林谈话的原始记录。
臂伤不忘为党工作
1939年周恩来因臂伤去苏联治疗。在此期间，他带着伤情，用大量时间精心准备，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一次专门的政治报告。
由于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有模糊认识，恩来伯伯对这个报告十分重视。在报告之前（1939年12月19日前后），亲自撰写了5.5万多字、82页的《关于中国问题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分送共产国际主席团各成员。
在此《备忘录》经共产国际各执委传阅后，1940年1月17-1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用三天时间向共产国际主席团作了《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全文长达116页，不仅全系他亲自起草，而且另写有34页的口头报告文字大纲，也同时分送给主席团成员。
由于七伯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他带伤手写的《备忘录》全文和口头报告大纲等，均只有一份，于1940年3月4日亲自交给共产国际存档。他在《备忘录》首页特地注明：“中文稿只此一份，存国际。另有口头大纲。”“绝对机密。”
通过这个报告，恩来伯伯对当时国际上普遍存在的担心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以农村为根据地、远离大城市的条件下，能不能坚持以工人阶级领导等疑问，运用大量实际事例，作了全面深入而具体的剖析，得到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成员，包括季米特洛夫、歌德瓦尔特、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拉科西、皮克、马尔蒂、伊巴露丽等一致赞同，并以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义作出同意中共中央报告的正式决议。这对动员世界各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取得的有关资料中，也包括这个决议。
对这次档案查阅工作，俄罗斯政府外交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及国家档案馆十分重视，把关也很严格。我们取回的文件，逐页盖有各方印章以资证明。在全部工作完成后，由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档案馆馆长和我正式签署，交换档案移交的证明文件。
回国后，我把取得的全部资料复印呈送中央文献研究室（2018年机构改革时，该研究室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合并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领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是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权威机构，由他们掌握、使用这些资料，对宣传周恩来精神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周恩来的侄儿，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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