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农村。在他年仅5岁的时候，父亲为了生计便不得不将自己的妻女和幼子卖掉，只留下了陈永贵在身边。1920年，陈永贵被父亲带着一路逃荒到了本县的大寨村，从此他就在大寨居住并为之奋斗。26岁的时候陈永贵与当地贫农的女儿李虎妮结婚，算是组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1948年，33岁的陈永贵由贾进才介绍入党。1952年，陈永贵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大寨村在他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永贵（资料图）
大寨村的自然条件很恶劣，是一个典型穷山恶水的地方。那里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山高石头多，缺土又缺水。为了贯彻八字宪法，营造良好的作物生长环境，必须造地、蓄水。他们用镐刨肩扛，把石头移开，运土填坑，成梯田，修池蓄水。冬季，每天天不亮，大家就在队部集合，一起出发。这个活最重的是刨土。将三四十斤的大镐举起落下，把一二百斤的冻土刨下，没有力气不行，光靠力气也不行。天天如此，一个冬天接着一个冬天苦干。就这样，他们战天斗地，修建了大面积的海绵田(土壤就象海绵一样松软)，蓄积足够的雨水，满足八字宪法的要求，在山坡上达到像平原地区那样的产量，亩产四百多斤。
毛主席接见陈永贵（资料图）
可是就在大寨顺利发展的时候，1963年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袭击了这里，10年苦心经营的心血毁于一旦。这种打击让所有的大寨人都难以承受，但是陈永贵并没有沉迷在痛苦中太久，很快再次号召所有的大寨人重新创业。他们退回了国家援助的钱粮，再次重建家园，并且给国家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这样，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周总理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964年，毛主席发出向大寨学习的伟大号召，农业学大寨热潮在全国兴起。
1967年后，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他在抓农业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既杷农业学大寨作为一场优化自然条件，促进农业大发展的生产斗争，也作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提高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政治思想革命。
各地在学大寨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农田等基本建设，不但拦河围海造地，改造低产田，山区增加水平梯田，兴建了大量的水渠、水池、水井、水库，而且还进行了公路、桥梁等基础建设，做到了县县、社社都有建设工程。据资料记载，通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和农业产值大幅增长。
陈永贵在湖北省第3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50多岁、60多岁的老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吧，就是在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的时候，从工农红军起在那个战争的年代里有多少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江山。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想大干，不想流汗，个人在那里舒服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大干苦干多流汗是应该的，多流汗和大干苦干也报答不了那些牺牲者和流血者。这个拿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天你不想干，光想舒舒服服在那里过寄生生活，过不劳而获的生活那还行，要批评。这就说明为什么要大干，为什么要苦干。苦干够不够？不够！大干够不够？不够！流汗够不够？不够！和革命先烈比和革命开始比，都是很不够的，我们还要继续大干、苦干、多流汗，建设好社会主义。”他这种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感动和带动了很多人。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拒绝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又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亦婉谢拒绝之。
陈永贵在京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家人没跟上享福，严于律己的他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地方上的领导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陈永贵获悉后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此事自然就黄了。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增加点收入，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也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是个不小的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但陈永贵却拒绝报销，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
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他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元5角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香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盒的劣质烟。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因为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
因此，陈永贵很受老百姓喜爱，所到之处人们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一声声地叫着老陈。他头上的白毛巾是他标志性的打扮，更让人觉得亲切。有一次，他到延安参观，热情的人们远远看见他头上的白毛巾，就围上来。由于白毛巾很显眼，路上不断有人群欣喜地朝他的方向拥过来。秘书焦焕成担心路上耽搁的时间太多，灵机一动，帮他摘掉白毛巾，把身边贾承让的灰色前进帽给他戴上才算解了围。他到太原剧团观看演出，只要一出现，所有的观众都面向大门口，背对舞台，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他。演出结束后，演员们激动地等着他上台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兴奋地簇拥着把他送出大门，直到看不见了才回去卸妆。
陈永贵于1980年9月被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于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他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1986年陈永贵因癌症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亲属们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大寨的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了个水池不通。儿子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大寨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墓碑
在陈永贵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说：“作为大寨人，我们都应该知道他的一切，把他的光辉品德、崇高精神、无私奉献和高尚风格记下来，告诉我们的儿孙后代继承下去。这是一份无价之宝，这是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永远为这片无声的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代表而骄傲自豪。”
大寨第一个女党员宋立英说：“咱们大寨是干出来的！过去，报纸每天说大寨好，这好那好，什么都好。那阵子又说大寨这问题那问题，什么都是问题。我经常说，过去的大寨没你们说的那么好，现在的大寨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坏。大块地又以户分成小块地，机械化耕作又变成人种牛耕，家家户户又要买牛、买骡、买农具。当时，我感觉就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陈明珠在《我的父亲陈永贵》一文中写道：“在领导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时期里，父亲再次经受艰苦的磨练。而当某些人摆脱了大寨模式，按照新方式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却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极端，说什么治山治沟干什么，花那么多劳动力。父亲遭受了太多的非议，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面对这一切他没有退却，没有屈服，更没有沉沦，相反艰难困苦、复杂多变的环境使他的意志和性格变得越来越坚强，人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一书的后记中倾诉衷肠:“在追寻爷爷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我欣喜地发现，他外表是农民，干的是农活，但在灵魂深处他是个思想者。虽然他年幼时没有条件接受学校教育，但生活就是他最好的老师，引导他成为一个智慧者。我多么希望能用和爷爷同样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呀。在追寻他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我深受触动：他对信念是如此执著，那种生命不息、劳动不止的坚韧不拔精神感动着我这个现代人的心。他像一本读不完的大书，可我的笨笔写不出万分之一二。我唯有进取，丝毫不敢懈怠。在追寻他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我的心底总会出现阵阵剧烈的搏动：这搏动，不仅来自三战狼窝掌的豪迈，不仅来自先人那跨越天宇的坦荡。更是来自血脉的最上游。我感受着这种血脉传承的激动。这是我的生命之根，没有它就没有我——我为之而骄傲。我用心血写完了这本书，在完稿的那一夜，我梦见他站在纷繁的报刊书籍旁，淡然微笑，大度坦然。”
民心就是天下，民心就是未来。陈永贵之所以这样深得民心，是因为他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成为一个革命派，能始终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一边，永不投降，能始终不忘自己是个农民，没有腐败变质。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人民是会给他说公道话的。毛主席喊出“人民万岁”，是在于他认为人民配称“万岁”，我们也照此给农民代表陈永贵加上“伟大”二字，并且吁请广大红色网友，咱们一起为他这位当代中国伟的农民代表所蒙受冤屈的平反昭雪发声。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诗曰，奇冤不平，天理难容。人民民主，威力无穷。化危为机，浴火重生。旗翻红浪，舞引东风。
【文/张勤德，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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