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朱永嘉先生已于2023年1月5日早上4:35分因新冠引起的呼吸综合症，在上海去世，享年92岁。本文摘自他生前出版的《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一书。系由他口述，朱绍君整理的一份传略。我们刊发于此，纪念这位虽败犹荣的文革老人。

朱永嘉小传

　　朱永嘉先生是前中共党员，历史学者。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前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全国四届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前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罗思鼎”笔名的主要人物。

　　朱永嘉先生193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十九日）出生于上海市。父亲朱惠生，母亲周颂美。当时，其父亲朱惠生在上海市福建路北京路口开有一家玻璃五金商店，名称为“永余玻璃五金号”。1948年上海市发生金圆券风潮，他在台湾省台北市增开了一间玻璃五金店铺。朱永嘉的家庭经济算是比较富裕，家里兄弟共四人，朱永嘉排行老大。

　　1936年，五岁的朱永嘉进入上海市钱江小学念书，1940年转到离家更近的景海小学就读。1943年考入南京路上的清心中学。1944年因美日军机交战，朱永嘉回到原籍江苏省无锡市避难。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转回清心中学念书，直到高中毕业。清心中学是美国浸礼会办的教会学校，学生都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在那里，朱永嘉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一飞和陈仲信，1949年读高二时，经陈仲信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此后，朱永嘉又介绍了同班同学黄定一入党，清心女中孟浩和李晨芬等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东南药职的一位女地下党员。他们组成一个地下党支部，选举朱永嘉为支部书记。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朱永嘉发展一批同学参加地下学联活动，并利用读书空余时间从事工人运动，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做准备工作。1949年5月25日，上海南市区先解放，朱永嘉担任了人民保安队的中队长，地点设在陆家浜路中华职业学校内。上海解放后，朱永嘉参加了上海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陈毅市长来学代会作报告时，由朱永嘉主持会议。

　　1950年，朱永嘉考大学时，被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录取。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朱永嘉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并参加复旦大学党总支的工作。1951年，党组织决定朱永嘉参加竞选复旦大学学生会，先后担任学习部长、学生会主席。1952年秋复旦大学党委决定让朱永嘉提前大学毕业，负责学校青年工作，先后担任物理系、数学系党支部书记，后转任新闻系党总支书记。1956年因患肺结核和气管扩张，在上海中山医院做肺左翼切除手术，1957年在家休息。由于身体原因于1956年回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并担任系办公室主任，兼系党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学术和保卫工作。当时，朱永嘉在中国古代史教研组，导师为陈守实教授。朱永嘉兼教研组秘书，帮助陈守实教授做日常工作。1959年起，朱永嘉开始为学生上课，先后讲过元明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选选读等课程。1959年被评定为讲师。

　　1964年，朱永嘉与历史系几位青年教师一起写文章，以“罗思鼎”为集体笔名，陆续在《文汇报》、《学术月刊》等发表文章。1960年代中苏两党意识形态斗争激化，朱永嘉被市委调到华东局内部刊物，撰写反修文章。随后被留在华东局内刊历史组工作，组长金冲及。石西民调文化部任职时，金冲及随石西民上北京工作，朱永嘉便接任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前夕，姚文元奉命秘密撰写《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指派为姚文元介绍明朝相关历史情况，并收集和提供海瑞的相关资料。1965年夏，朱永嘉随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去横沙岛开展“四清”运动，具体在横沙岛最偏僻的新生大队。两个月后，《文汇报》副总编陆灏奉命电话通知朱永嘉返回市委写作组，配合姚文元准备发表《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做文字数据工作。

　　文革开始后，朱永嘉作为前中共上海市委的保皇派，替市委领导在市委大门口站岗放哨，阻挡红卫兵冲击。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还指令朱永嘉以《文汇报》记者名义，化名秘密到北京收集和了解中央文革的动态，以及中共中央领导和北京文革运动等情报。

　　1966年11月，复旦大学红卫兵张贴朱永嘉的大字报，勒令他回到复旦大学接受批判。在批斗朱永嘉的大会上，红卫兵批判朱永嘉是三门干部（即家门、校门和机关大门，指没有经过工农兵的锻炼）、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说朱永嘉写的文章是执行彭真二月提纲的，是复旦大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子；并声称要揪朱永嘉的后台，是哪一级就追查到哪一级，直到中央。红卫兵还抄了朱永嘉的家和办公室，并被隔离关押。随后，徐景贤将情况上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出面替朱永嘉讲话，电话通知放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造反派还要朱永嘉先表态，到底站在哪一边，即保皇派还是造反派，然后才放人。于是，朱永嘉写了一张大字报《我要造反》，表明要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闹革命，这样才恢复人身自由。

　　朱永嘉参加了1966年12月18日以徐景贤为首的上海市委机关造反大会，大会提出了“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立后，作为联络员，负责接待和到联络基层。在陈丕显召集主持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中，陈丕显指定朱永嘉参加执笔起草《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证扬，并指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转载这两份通告。随后，朱永嘉又被指派到处理停水、停电和停交通的“上海市火线指挥部”工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设置专题写作组，朱永嘉担任副组长，组长为吴瑞武。1967年，朱永嘉当选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在中共上海第四届党代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1968年夏，专题写作组解散，朱永嘉被派到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当工宣队员。同年九、十月间，姚文元筹建上海为《红旗》杂志的组稿小组，经毛泽东画圈同意，朱永嘉调回市委工作，负责上海《红旗》杂志组稿小组的工作。

　　1970年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负责写作组工作。该组下设历史、哲学、经济、文艺、自然辩证法等小组，先后组织创办《自然辩证法》、《朝霞》、《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并组织出版了外国文学、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摘译丛书；组织编写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先后组织编写一批教科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编写党史；为配合中国外交工作需要，组织编写一批外国政要的人物传记、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等著作。1972年下半年开始，为毛泽东组织标点注释古文的工作，先后有86篇古文送到毛泽东处，直到1975年10月毛泽东病重止。1974年，朱永嘉当选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并参加了1975年1月的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朱永嘉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治丧委员之一：并出席毛泽东的追悼大会，是主席团成员。同时，提拔为中共上海市委列席常委。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用武力秘密抓捕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华国锋迟迟没有公布逮捕“四人帮”的官方正式消息，北京政治斗争的真相没有披露，全国人民都蒙在鼓里。10月8日晚，中共上海市委通过其它管道得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等人被秘密抓捕，认为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修正主义者已经上台。在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召集的市委常委消息分析会上，朱永嘉首先发言，公开谴责华国锋的宫廷政变错误行为。朱永嘉提出为了捍卫毛泽东路线，保卫毛泽东的大旗，拉出上海的几十万武装民兵公开对抗北京的宫廷政变：“打它一个星期不行，打它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打它一个巴黎公社出来！”1976年10月12日，北京依然没有正式公布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晚，在前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继续坚持武装反对修正主义者宫廷政变的鼓动下，王知常提出了“还我江青”的政治口号，捍卫毛泽东。与会者纷纷议论，最后形成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的口号。朱永嘉提出负责起草一份宣言，即《告上海人民书》。他还建议应该对上海市的机场、车站、码头和港口等重要关口实施封锁，并应该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和电视台，控制舆论工具。

　　1976年10月13日，前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返回，即召集会议宣布华国锋的指示：一切都要听从党中央的指令。至此，中共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了华国锋的命令，平稳政权，等候中共中央最新指示，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对抗华国锋的实质行动。抓捕“四人帮”之后，于1976年10月间，经华国锋同意，朱永嘉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从日本返回后，朱永嘉在上海虹桥机场即被隔离审查。四年之后的1980年被开除党籍，宣布正式逮捕。1982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八二）沪中刑字第三七七号判决书，确认“朱永嘉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陷罪。”朱永嘉因此被判处十四年的有期徒刑。1988年12月，朱永嘉保外就医，1990年刑期满。朱永嘉获释后，工作和职务都没有了，没有生活来源，于是在家里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史。先后注释和翻译了一批中国历史古籍，最初在国内出版《明词汇刊》一书，因政治压力，出版商不敢署作者的真实姓名。此后，朱永嘉改在台湾三民书局相继出版《吕氏春秋》、《唐六典》、《春秋繁露》等今注今译的古籍约五百多万字。

　　【本文摘自《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第316页至第320页。该书由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原载微信公号“桃树坪”，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