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康：我所知道的王任重

　　直接接受毛泽东熏陶

　　《毛泽东传(1949—1976)》叙述毛 主席1961年9月23日、24日，在武汉会见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的情况时，写道：“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其实后面还有内容。记得在毛主席这次会见后不几天，我在中宣部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听传达，会上宣读的是谈话记录稿。毛主席说罢“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稍停了一下，指了指陪同在侧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也说不定是他。”我当时心头微微一震。我是从湖北武汉调来的，对毛主席谈到王任重自然多了一分留心。不过细细一想，这只是话赶话，顺便说说而已。然而从中也多多少少看出王任重在毛主席心目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早年在湖北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王任重是在武汉同毛主席直接接触而逐渐关系密切起来的。毛主席很喜欢武汉这个城市，尤其是武昌东湖梅岭那片临水幽静之地。全国解放以后他去过很多次，大都住在那儿。王任重作为武汉市、湖北省党的主要负责人，因缘际会，能够更多地接近毛主席。王任重思想敏锐，工作勤奋，为人耿直，心胸坦荡，对上不谄，对下不横，直率敢言，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能和盘托出个人的不足和失误。更重要的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在具体实践中还有所发挥。所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毛主席的赏识。

　　王任重同毛主席直接接触始于1953年2月。那是毛主席第一次到武汉视察，停留了四天。王任重参与接送、陪同、汇报、商讨，多次同毛主席在一起。经过多年党的政治生活锻炼，王任重严格遵守纪律，从不轻易谈论中央领导人的言行。事隔多年之后，我曾经向他问起最早同毛主席接触的情况，他仍然语焉不详，只说了两点：一是主席听汇报，不喜欢你照本子念，而是他向你提问题，让你回答。二是主席听了一个街长汇报，说那个同志能天天同群众在一起，太好了。1983年12月21日，为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王任重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成一篇题为《毛主席第一次视察武汉》的文章，公开发表，才算是全面袒露了事情的经过。他写道：“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今晚十一时三刻，毛主席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我和中南局李先念、李雪峰等同志去迎接他。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谈话，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早晨八时，主席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带一个街长去向主席汇报街道工作。我立即找到大智街的街长陈光中同志，带他去见主席。我告诉陈光中同志不要紧张，主席问什么就如实地讲什么。主席问了街道居民生活的情况，街道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主席听了街长的汇报后，满面笑容地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最后，他总结一句：“这几天我的精神很紧张，但又很愉快。主席的谈话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到一次宝贵的教育。”同伟人初次为时不短的共同活动，对王任重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大大激发了他的优秀潜质，逐渐形成有很大吸引力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一直保留至终。

1988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开幕会，左起：钱学森、李先念、王任重、方毅

　　优良的思想作风

　　这从王任重晚年在中南海怀仁堂讲党课一事也可以看出来。1991年7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举办系列党课讲座。听课人是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部、局两级领导干部。任重同志担任第三讲，题目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时间在5日上午。一些老同志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同在职的中青年干部一起，从头至尾兴致勃勃地听着。王任重按照他一贯的作风，拿着一两张纸写的提纲，看也不看，直视听众，娓娓而谈。他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一共分四个问题：第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二，党委书记要学会当“班长”;第三，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第四，读书、谈心、想问题。深刻的道理通过许多具体事例，像春风化雨一样渗透到人们的心田里。那些不太熟悉王任重经历的四五十岁的听众，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讲话，深深折服于他的阅历、智慧、知识、坦诚和口才。至于对王任重有许多了解的老同志，更是品味到了他话语中的深沉内蕴。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罕见地刊登了一篇特写，专门报道这次的党课。记者写道：“近两小时的党课，大家自始至终情绪饱满。最后，王任重同志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记者耳边不断听到这样的话：‘受教育，讲得好!讲得好! ’‘这样的党课应当多讲多听! ’”这堂党课的魅力在于，王任重不是空洞说教，也不是高高在上教训人，而是把自己放在同听众同等的地位，现身说法，解剖自己，重在感染和启发。无疑这是他在用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标准，审视自己丰富的经历，启迪后来人。

　　王任重在讲党课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北京听到一种说法，我到外地也听到了。我们党不是有三大作风吗?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有人给改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没有这样的不良现象呢?确实是有的。我看这是一种腐败现象，必须下决心去加以克服。”三大作风在有的人那里变了样，甚至变了质，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有些人口头上还讲一讲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连提都很少提。他们热衷于吹嘘自己的政绩，不愿意认真检查缺点错误，更是听不得一点儿不同意见。领导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坦诚地、深刻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不容易了，公开揭露自己的缺失更是难得。王任重令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从来不替自己评功摆好，不吹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谈到个人总爱说不足、缺点和错误。他是少有的敢于公开作自我批评的高级领导人中的一位。就我接触的情况来说，他几十年来一贯如此。

　　我们知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热风日炽的时候，特别是1958年，王任重主持工作的湖北是十分活跃的。提出搞“试验田”，风行全国。小麦亩产放卫星，同一两个尖子省争雄。“共产风”起来了，湖北省委为实践“工作、 学习、写作三结合”而成立的写作组(笔名龚同文)发表一篇文章，宣扬马雅可夫斯基诗中讲的，个人拥有的除了一把牙刷，别无他物。当时连我们这些热情洋溢的青年共产党员都大吃一惊。大炼钢铁，机关里建小高炉，把好好的铁栅栏都拆了。这一切，同王任重闻风而动、一度热衷高指标的指导思想是大有关系的。但是，他只要认识到自己错了，改起来也是雷厉风行。首先是敢于承认错误，不怕公开露丑。王任重在1959年庐山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检讨湖北的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心情十分沉重。他承认“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还表示：“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靖楚，出点冷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宋平同志同他一个小组，当时听了，40余年后还有深刻印象。1960年夏天，王任重给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领导干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班作辅导报告，讲了好几次。每次谈到前一两年，总是说头脑发热，违背经济规律，走了麦城。我们听得多了，他话一开头，人们便知道下文。不过次次都能感受到他的直率真诚。两年以后，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中又说：“像1958年的浮夸风，湖北省在全国是带头的省之一。我和《人民日报》的同志说，1958年我们天天登报，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

　　在毛主席面前，王任重也不隐讳工作中的问题，连因此遭遇的尴尬不快，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听他讲过同一个故事。那是在1959年6月22日，王任重奉毛主席之命，陪他回韶山的列车上。两人从深夜11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时半。王任重说他最近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群众反倒挨了饿呢?说明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又说在麻城和县委书记一起在棉花地里锄草。县委书记给群众介绍，这是我们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和我们一起劳动，说完他就带头鼓掌，可是群众的掌声稀稀拉拉，并不热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吃不饱饭，对我们有意见、不满意。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这里还可以列举一件事说明王任重的为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如何严格。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武汉市有一次突然发现只有够一天的存粮，两三天以后才能有粮食运来。一两百万城市人口张嘴要吃饭呀，如何是好?市领导急得火烧眉毛，想不出办法。正好这时四川支援上海的运粮船只路过武汉，他们便扣了下来，以缓一时之急，打算过几天就补上。中央有关部门闻讯，进行追究。王任重对此事一无所知，武汉市事前并未向他请示报告。问题出来后，他主动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向中央作了检讨。我过去听王任重作报告，就此事谈到自己犯了错误，一直以为是他拍的板。最近向熟悉内情的人了解，才得知原委。在读《资治通鉴》的笔记中，王任重多次写到，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同下级的关系，“必须推心置腹”，“要爱护下级的威信”，等等。在扣粮事件中为好心办错事的下级揽过，也说明他的可贵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任重调到中央工作，任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官高位尊，赤子之心如故。大会小会上只要提到“大跃进”那些事，我们总会听到他作自我批评之声。别的方面如有认识不当或处理不妥之处，王任重照样不留情面剖析自己，进行检讨。1981年的一天，他向出席全国文联扩大会议和其他有关会议的同志们作报告，谈到了当时审判“四人帮”的热门话题。他说，在中央讨论如何处理时，我主张对江青这样的元凶应该最严厉处置。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见，才认识到这种看法偏激、短视。你看，他在1000多位党内党外的同志面前，不是吹自己的“高明”，而是讲自己的差错。我在场听到周围的反映，不少人表示，这位领导人敢于暴露思想，揭己之短，肝胆照人，是可以信赖的。

　　相知的赞誉

　　王任重的优异之处突出鲜明，人们稍一接触便会有明显的感受，那些同他长期共事过的人理解就更深刻了。

　　他的老上级李先念同志在1992年4月16日著文称赞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敢于直抒己见，善于团结干部，关心群众疾苦，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工作中出了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自我批评，决不贪功诿过，粉饰太平。”“他从来不拉山头，不搞宗派，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对干部一视同仁，无亲无疏。所以，许多同志都愿意与他共事。”“他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喜欢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促膝谈心。”“他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遇事同大家商量，集中集体的智慧。愈是有不同意见，他愈是虚心倾听，启发大家畅所欲言，敢于争论，以便实行正确的决策。有时人家也会对他有偏激、过头的批评或指责，但他从不计较，更不会‘秋后算账’，给别人‘小鞋’穿。”最后，李先念同志总结一句：“任重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不谄上而慢下，不见利而忘义，‘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徼名’。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正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受过王任重领导的原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1994年4月7目在“王任重同志关怀长江治理开发座谈会”上指出：“任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考虑大局。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考虑问题，部署工作，都是从我们国家的全局出发。在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期间，虽然他在中央是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却总是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从来不过分强调自己主管单位的要求。”“任重同志善于抓关键。在任重同志领导下工作都会体会到，他的领导一般显得很轻松，但决不是一般化，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为他主要抓大事，抓关键，具体的工作放手让下面同志做。”“任重同志很善于当好班长，成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核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党组成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会上讨论，也可以个别向他直接提出，他可以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做到从善如流，并且积极支持党组成员的工作。”“任重同志有很强的原则性。他作风民主，能倾听各种意见，同时他又是坚持原则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态度鲜明，能做到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陶铸夫人、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赞扬王任重，说：“虽然他深得毛泽东赏识，但他却不特别在意这一点。不了解任重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有些清高，那实在是由于他拒绝庸俗之故。任重与人交往如清风幽兰，再好的朋友也是君子之交，从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那一套。”任重同志“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平和沉稳;更富于理性却又不失感情色彩。他深沉却又纯真，从不记人之过，只有观点上的分歧而绝无私人的怨恨。他从善如流，心口一致，是少数几个敢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的人之一。”“他不是那种整天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不仅工作干得出色，而且兴趣广泛，张弛相济，凡事举重若轻。”

　　这些都是深知王任重为人的平心之论，堪称权威评价。

　　创造性的工作

　　正是因为王任重具有这样多方面的优点，他在主管的地区、部门总是能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紧紧抓住大事不放，组织力量攻克关键，通过创造性的领导工作，取得优异的成就。

　　王任重在湖北当了那么多年省委一把手，没有批过一张谈钱要物的条子，而是把精力集中到谋划如何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实事求是地说，他主事时期的湖北农业，发展是快的，对国家贡献是大的，名次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即使在1958年那样大折腾，遭到严重损失之后，两年多便恢复过来了。1962年6月，为了找到一条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路子，王任重(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跟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报送中央，毛主席在批语中连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形容词，给予肯定和赞扬，并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可惜在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些好主张就被弃之不顾了。1966年，王任重到湖北孝感蹲点，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他在广泛总结农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平原地区的农村，农民对机械化的要求往往首先是排灌机械化，通过机电排灌带动农村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一创见突破了苏联农业机械化的固有模式，得到中央的高度评价，并通报全国各地。不久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推广湖北的经验，带动了华北平原农村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王任重为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肃清思想文化战线“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又根据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努力纠正思想和宣传文化战线领导上的涣散软弱状态。他还同文艺界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包括个别征求意见，然后在1980年5月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提出，关于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否就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两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中央确定这是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同年11月末，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就全面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提出重要意见，纠正了一些错误看法。王任重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讲话的巨大作用，迅速促成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产生广泛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

1992年1月1日，王任重(左)与范康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合影

　　从1988年春天起，王任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协助李先念主席主持工作。他以一贯的坦诚，同党外朋友肝胆相照。无论是开会或者个别交谈，他都是直抒胸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让人畅所欲言。他面带微笑，耐心倾听，最后两三句轻言细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把问题解决了。1990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考察了安徽巢湖的污染问题回来，提出要向王任重汇报。当我报告此事时，王任重说，环保是个新问题、大问题，我一定要听。我陪侯老到王任重家里。侯老在地毯上摊开巢湖全图讲起来，王任重也兴趣盎然地蹲下来边看边听。谈到兴奋处，侯老说开了：“我这些情况是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听来的。他们看我是个普通老头，什么话都愿意说。”讲到这里，他伸出手指头对着王任重说：“你们当大官的是听不到这些真话的。”王连连发笑。事后侯老对我说：“任重同志能听得进意见。”王任重非常重视党和政府听取各界人士和党外朋友的意见。他听到我反映一些委员的意见后，立即亲自写信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建议，改变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字不提列席的全国政协委员的情况，应该特别加上“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的字样，以便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更好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国务院接受了他的意见，从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起就这样改了，迄今已形成惯例。这看来好像是一件小事，实际上是我国政治民主程序上的一大进步。

　　又读又想又写

　　王任重在湖北曾经对干部提出两项响亮的要求，一个是：读书、谈心、想问题；一个是：工作、学习、写作三结合。自己一直身体力行。

　　他酷爱读书，书房里图书满壁。古籍如《资治通鉴》，今书如《大国的兴衰》，经常研读。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带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工作中的问题去读;也不是囫囵吞枣，而是细想精研，并把心得写下来。他在1961年、1962年读《资治通鉴》 的《读书笔记》(后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年公开出版)中说：“我一直在提倡这种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这是一种好方法。读，好比吃饭;想，好比消化。不读书，等于不吃饭;只读不想，等于吃小米，拉小米。人的身体缺乏营养自会害浮肿病、干瘦病，人的精神缺乏营养同样会害干瘦病的。”他明确建议干部“一天至少读书一小时”，读了要多想，“三思而后行”。还要交友及谈心。按照王任重亲身的实践，“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还可以展开为“又读又想又写”的方法。1980年6月，他在中宣部党员轮训班开学典礼上讲话，说：“学习是为了工作，写作也是为了工作。搞宣传工作，一是靠嘴，一是靠笔。过去我在湖北省委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写作组叫‘龚同文’，写了一些头脑发热的错的东西，也写了一些有用的东西。错了就改正，不要怕。毛泽东同志提倡第一书记不仅要审查社论，而且要自己动手写社论。过去有些重要的文章，一些重要的社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是不讲、不写，那怎样做宣传工作?不仅要让别人写，自己也要写，不会写就练。写东西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我们写东西，要力求符合实际，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多一点辩证法。要写短文章，千把字，一篇文章讲一个问题。要旗帜鲜明，要生动，要泼辣。”王任重的许多重要文稿信件，都是自己动笔，不要别人代劳。他到外地考察，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听到不少意见建议，对执行大政方针和重要政策有所感触，回到北京必定独自关门，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有所建言。如果把他的这类信件收集起来，足以编成一本书。1987年5月，他去湖北小住。我因有工作向他汇报，从北京赶去。一见面，他就拿出一叠有三十几页的纸本交给我，让我看一看带回去。我翻开一看，只见每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铅笔字。原来是他有感于时事，用几天工夫写作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大文章，后来发表在同年第9期《红旗》杂志上。

　　1958年6月，当时的《新观察》 编辑部写信给王任重，希望他提供几篇日记给刊物发表。王任重寄去1955年11月的《几页日记》，加了一个颇长的前言。文如其人，王任重用平实生动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语言，讲述他写日记的经历以及对日记的作用和处置的观点。他说，当学生的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抗战时期，经常行军，“跑敌情”，为了保密起见，把已经写的日记烧掉了，没有再写。“从1948年1月25日起到现在，已经十年多了，写了几大本。重新翻一翻，对自己说来是很好的。从上面可以发现自己思想上的某些错误，生活上作风上的某些缺点，还可以发现自己是如何向自己的错误进行斗争的。我记下了若干次党的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还在日记本上写了一些杂感，包括读小说、看电影的杂感……这一切都是为我自己写的，顺便写来，不大讲究文法修辞，也不讲究什么逻辑性。”又说，“日记是自己生活的实录，对于自己的修养是有好处的。虽然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但是日记对于别人是不公开的，甚至对于自己的爱人也不愿意公开。不管这种心理对不对，但这是事实。”接着说，《新观察》编辑部提出要发表日记的使人作难的要求，“既然不愿意让别人看，哪还能发表呢?但既然答应了，为了不失信，只好找几篇能够见人的日记，让《新观察》去选择吧。”“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日记，未必是好的日记;但是写得好的日记，未必一定是好的文章，而且对于读者来说未必一定有好的影响。”最后表示：“日记选择几篇发表，这是一种例外，我的日记还要继续写，但是不准备发表。”年过古稀，王任重依然坚持写日记不辍。只是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精力受限，往往隔几日简略记一记，像个提纲。1990年冬天，我随同他访问巴基斯坦。在卡拉奇的某夜闲谈中，他慨乎言之，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挤出时间，把那些富含重要内容的日记，特别是同毛主席多次长谈、聊天的记载，通过回忆，详细整理出来，供作历史资料。可惜天不假年，王任重在1992年3月紧张筹备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之际，突发心脏病，逮然辞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不然的话，广大读者可以在类似《毛泽东传》这样的权威著作中，看到更多援引《王任重日记》的中国政坛重要史料。

　　弹指之间，王任重同志已经故去22年了。他的身影不时浮现在我面前。1992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首悼诗，9月又有一首七绝。现在引录如下，以体现无尽的思念。

　　(一)

　　3月16日晨，王任重同志遽尔辞世，18日黎明忽来梦中，瞬息即逝。醒后怅然久之。起而净身更衣，赴北京医院护送任重同志遗体至八宝山火化。归来有作。

　　梦里逢君惊春晓，洁衣索食送君归。

　　黄鹤楼下识坦诚，自玉阶前叹鼓吹。

　　政经文法费筹划，民族国家忧安危。

　　老来更壮鸿鹊志，此心不渝到成灰!

　　(二)

　　9月22~23日，先后在武汉长江大桥和宜昌三斗坪江面上参加撒放王任重同志骨灰仪式，归来于24日夜宿武昌东湖，有感。

　　汽笛长鸣泪眼莹，大江涌浪接忠灵。

　　桂花小路人无迹，劲竹年年一色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