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衣食住行忆王震

　　【编者按】1993年3月12日，南国木棉花盛开的时候，开国上将、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广州逝世。他一生波澜壮阔、功勋卓著。他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建树的丰碑，永远留存在党史、国史、军史上。今天是王震将军逝世30周年的日子，为纪念王震同志，本公众号特转载时任王震秘书的李慎明同志撰写的《衣食住行忆王震》文章，以表达对王老的崇敬之情。

　　1993年3月12日，当南国的英雄花——木棉花绽放的时候，敬爱的王震将军在广州走了。十几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时时浮现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眼前。

　　我曾在王老身边工作十几年。我第一次见到王老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时，他率中央代表团慰问新疆各族军民，我作为解放军报报社记者随团采访。1982年底，我又被调到王老身边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王老的前半生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常想，在王老生命的天空上，开着比朝霞还要绚丽的晚霞。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直接在晚年的王老身边多年工作的“偏见”吧！

　　1993年3月19日，新华社在播发王老的生平时说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这绝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没有丝毫的过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对此感触颇深。

　　来到王老身边工作后，我在整理文档时看到，王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颁布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文件的空白处和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迹材料上批示：“亲属成年人传阅，然后工作人员传阅，再开一、二次会讨论如何严格遵守规定。”“季青同志（王震夫人——作者注）阅告栗勇同志（王震驻地管理员——作者注）不许搞特殊化。”“宿舍各员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实实遵守政令办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党决定，王老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就在任顾问的当天，他在一张白纸上工工整整写下了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一句名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跟随王老十多年，亲眼所见，又听其老部下所谈，对王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老牢记亲耳聆听过的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殷殷训诫。无疑，他就是中国共产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之一。这在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对待礼品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充分。

　　衣：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甚至一只脚上穿着皮鞋，一只脚上穿着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装，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来用于军垦生产。20世纪50年代，他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他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由于长期跑基层，再加上在那个年代，这套西服很少穿，结果让虫蛀得很厉害，后来花30多元修补好后送了人。王季青说：“给他添件衣服难着呢！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后来，没有换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儿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得旧一点儿，不让他察觉，换着穿。

　　20世纪70年代初，从江西回北京重新工作后，王老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老和自己俩人的布票，扯了18尺蓝灰涤卡布给王老做了一套中山装。涤卡布结实、耐穿、随意，王老不仅经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动时也经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旧得都发白。改革开放后，王老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装，用于出国和外事活动时穿。1984年，社会上兴起穿西装，家人和工作人员趁他将要率团到日本访问，劝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团访问美国，大家劝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换洗。王老说：“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装可以替换”。大家说，到发达的美国去访问，不能太寒酸了。王老说：“什么寒酸，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坚持不允。大家撺掇他最喜欢的两个孙女京京、京川做爷爷的工作。王老把两个孙女都骂哭了，最后才让服装店比照他原有的那套西服又做了一套。王老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马小妹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70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王老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他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1957年11月，王震率中国民间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

　　食：20世纪50年代，王老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60年代初困难的时候，他规定变成了三菜一汤。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为王老当了几十年管理员的栗勇师傅开始没有认真执行。王老爱吃米，60年代时，粮店供应的米少，栗勇便从机关食堂“调剂”点米。王老发觉后很认真地批评了他。伙食费超了，王老也批评。此后，栗勇执行指示说一不二，包括经常热剩饭。吃饭时，若是饭粒掉到桌上，王老便用筷子夹起再吃掉；若是掉到地上，他常常是叹口气说，“又要浪费了”。栗勇说：“给王老管伙食，很简单。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馒头片，午餐、晚餐经常吃鸡蛋面条。”有时晚上外出回来晚，为了不再打扰老师傅，他便让警卫参谋何茂祥给自己做碗“挂面卧鸡蛋”。开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老鼓励他说：“谁开始也都不会做。”后来何茂祥的炝葱挂面做得喷儿香。

　　王老冬季不吃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生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大路菜。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萝卜等小菜。六七十年代腌制酸白菜一大缸，80年代家里工作人员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

　　60年代初，王老在北京时，经常不带其他随员，利用星期日到郊区农场“微服私访”。错过午饭时间，他便让老司机于九天到食堂买来三个凉馒头，老于吃两个，他吃一个。1971年10月间，王老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饭店。他说不浪费了，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这样吃了一星期。

　　外出时，王老总让工作人员通知接待单位：“饭菜上不要特殊，我爱吃豆腐，有豆腐就行。”80年代后，兴起了罐装饮料。一见到这种饮料，王老便给算账：“一罐两块多钱，里边的饮料不值一块钱，光包装就一块多，浪费太大。陈云同志说，可口不可乐。以后饭桌上、房间里不能上这种饮料。”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老在广东珠海说：“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住：20世纪50年代初，王老从新疆调北京工作，住什刹海附近的冰窖胡同5号。同住的还有张爱萍、甘泗淇、朱早观等几家。王老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老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老答应搬到成方街5号，但交代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一直住到1969年也没有装修过。王老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老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老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

　　1971年，王老全家从江西回京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敞。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9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14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老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老对住房作了分配：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老睡。王老说：“小孩子火力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1976年地震后，王老住房的墙被震裂，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危房要改造。王老不以为然。管房的同志给他做工作，做不通，请来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吴庆彤。吴庆彤说：“您这房老了，高，又没有支柱，再大一点儿地震，一摇就垮。您老说没事，就是有点小事我们也负不起这责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老又提出了新条件：“墙不行了，换，但门窗还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换。”修缮后的房子除换掉个别朽坏了的窗子外，其余全部用的是旧门窗。翠花湾9号在大杂院深处，进出一次要绕拐近十次。工作人员经常借用歌曲《浏阳河》的曲子唱：“翠花湾，弯过了几道湾?”“翠花湾，弯过了九道湾！”王老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说，王老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老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的负担已经够大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

　　行：从1952年到北京工作直到去世前，王老一共坐过五辆轿车。第一辆是吉姆，从1954年一直用到1970年，中间大小修过四次。司机老于说：“王老常年跑基层，汽车留北京，不费。”60年代初，王老一次到中南海开会，半路车坏了，他便拦了一辆三轮车。中南海的门卫不让三轮进。王震说：“毛主席召集的会，已经迟到了。”待王老解释清楚了，门卫战士才让这位共和国部长搭坐的三轮车蹬进了中南海。

　　第一辆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辆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辆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王老几次对司机老于说：“我们不能总想着换车，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这个车把我送到八宝山。”再后来，坐上了外宾赠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送给他的奔驰。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提倡党政干部要带头坐国产车。王老几次指示工作人员把奔驰车上交。工作人员解释说：“您这辆车不是配发的，是小平同志转送的。您现在可以称为元老了，您不坐，谁还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费。再说，我们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王老说：“别找那么多理由，交！”后来，工作人员把“奔驰”锁到车库里一段时间。王老去世后，王季青即决定，把这辆奔驰上交了。

　　到外地视察，王老不坐小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这样一来可以省汽油，二来在车上随时可以和陪同人员交谈，了解情况。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警车不但“噢噢”直叫，还粗暴地赶开群众。他非常生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掉转车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代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

　　下雨天，他还常交代司机：到行人身边要开慢点，免得把积水溅人身上。一次，在回家路上碰到大卡车卸货挡路，司机想下车请卡车让道。王老连忙制止说，不要着急，等他们卸完货我们再走不迟。

　　王老还常向家里人交代：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老是个孝子，但60年代末，他老母亲病了，他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私人需要用车，王老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60年代时，每月都要交十多元用车费。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脚不便，上街买东西或看老同事时，还经常乘公共汽车或步行。

　　用：王老主张公私要分明。他的孙子小时候要拿他的办公用纸做演算纸用，他说：“这不行哟，要五讲四美。”他反对用公家家具，除了会客室沙发和他用的书橱、办公桌椅是公家配发的外，其余他都要自家购置。无论是公家配发或是自家买，均要求方便实用即可，反对配或买高档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换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顿发火。一个大衣橱从50年代一直用到他去世，大衣橱的门关不上，就用旧报纸垫掖着。客厅里的沙发用了近20年还不换。王老睡的始终是一张极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层塑料泡沫垫。

　　王老床头摆放的是任弼时儿子任远远手工制作送他的简陋台灯，上面用红油漆写着：“为革命的老英雄王震副总理设制。任远远，一九七七·二”。这个台灯他一直用到他去世。说来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老洗澡没用过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说，我又没劳动，身上不太脏。一用香皂水就脏了，别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热水冲泡过后，让孙子、孙女接着洗。他们洗好后，也不让放掉，让保姆用来洗衣服。白天，他在院里散步，发现厕所灯亮着，马上找人关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节约用电。

　　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痰多。外出时，警卫参谋口袋里装着手纸巾，以备用。他批评说，这是浪费，让用一个废罐头盒盛点沙子放车上，回家后换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管他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抬头吐痰，但为了节约纸巾，仍坚持十分吃力地侧过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让医护人员用纸巾接。谈及此事，医护人员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都激动地流着泪说：“王老是我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辉榜样！”王老去世后，许多人赶到翠花湾9号吊唁，见到这位国家副主席、共和国开国元勋客厅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竟如此简朴，都感到很惊讶，更多的是感动。

　　王老的夫人王季青说：“我们结婚后直到实行薪金制前，他没有给过我一块钱，也没有给我买过一件东西。实行薪金制后，他定的五级，每月370多块，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工资减到了340元。他口袋里从来不装钱，也从来不花钱，不问他的工资哪去了。我定工资是12级，每月170元。孩子们参加工作后，他说家里花钱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员不要给我领工资，把工资全部交党费。这样我一年多没有领工资。后来大孙女由我们来带，照顾不过来，又要请人，他一个人的工资的确不够花了，我才又开始领我的工资。”王老先后把节约的几千元钱捐赠给湖南浏阳家乡搞建设。在晚年，又先后把节约的上万元捐赠给了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他自己节俭，为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事业。

　　礼品：王老的老部下多，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多，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时有的带盒茶叶什么的，王老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数额稍大时，王老都坚决退回或作价付款。1961年春节前，黑龙江垦区用两个麻袋反套一口砍掉脑袋的肥猪，由火车托运来。王老发现了，立即通知农垦部食堂一个姓宋的管理员拉走，让机关的同志过个好年。王老的炊事员陈师傅回忆说：“那时王老家五口人，每天凭本只能买5毛钱肉，正是过紧日子的时候，我要砍下2斤，王老坚决不让，眼睁睁让拉走了。”

　　1962年秋，王老的家乡浏阳蜜橘大丰收，家乡的人给他带来3筐共150斤。当时浏阳的蜜橘每斤2毛钱，王老则按北京的市价每斤4毛付给了家乡来人。他还亲自写信给中共浏阳县委，要，求他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有关不许送礼的规定。大别山老区湖北罗田县是王老直到晚年都密切联系的点。时任罗田县副县长的王宗武经常带点板栗、绿茶等土特产来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员算清付钱。开始，王宗武过意不去，并开玩笑说：“这是王老见外。”王老一脸正色地表示：“大别山许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办好，人民生活更困难，将来我们到马克思那里报到，本来还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还能白吃老区人民的东西，剥削老区人民呢！”王宗武后来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作为开国元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老，如此廉洁奉公，严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王震（中）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师生一起在西联农场劳动】

　　王老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事活动多了，对外宾赠送的礼品，他都按规定上交。有时外宾赠送的技术先进的小型自动照相机，他或交给机械部有关研究所研究，或转赠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黑龙江农垦总局使用。1990年秋第11届亚运会期间，全国农垦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行，时值王老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各垦区联名给新中国农垦事“是不是东北农垦的同志送来的?”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马上交代：“送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让他们招待外宾！”栗师傅知道他十分爱吃这种鱼，便悄悄留下一条，结果被王老发现，又挨了一顿批评。

　　以上是我作为王老身边工作人员所了解的王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事迹的一鳞半爪。这些事不仅折射出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熠熠生辉的高尚情操，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共产党人保持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的特有方式。王老身上体现出的这些优秀品质，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没有丝毫的做作。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7年12月24日，我们工作人员同样十分敬重的王老的夫人王季青同志也走了。她与王老相知、相伴，一道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王季青同志曾当过北京市女八中校长，我们工作人员都叫她“王校长”。我们深知，王老与王校长两位老人都是十分真诚纯粹、当之无愧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