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陈永贵经常说，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听到陈永贵的名字和事迹后，对他十分重视。就这样，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普通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结下了深厚友谊。陈永贵也从一个普通农民而成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对一个普通农民干部的赏识和重用，成为他一生中在用人方面的一个特例。

　　陈永贵靠自己干出来的实际成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陈永贵的名字时，用毛笔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

　　陈永贵出身贫苦。他是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之后，获得解放的，因此，他打心眼里热爱毛泽东，一心一意听毛泽东的话，跟共产党走。他当上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后，一直按照党的指示工作，而且，由于他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组织能力强，工作上办法多，对自己要求又严格，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几乎每项工作都能够带领群众干出成绩来。中央号召农村搞合作社时，陈永贵率领大寨部分农民于1952年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在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对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1952年底，整个大寨的农户都入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较之从前更强大了。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之下。陈永贵仍然担任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又能够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因此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都听他的。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先进的。

　　山西省晋中地委早就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山西日报》也发表过关于大寨人的事迹的通讯报道。但由于山西晋中地委对大寨经验的总结和宣传力度还不够大，因此，大寨仅在晋中地区知名度较高。在山西全省还不算很高。到1959年，全国出现了持续跃进的高潮。但从各地情况来看，生产管理普遍较差，出现了浪费人力和物力的情况。山西省委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进入了山西省委的视野。山西省委指示，应该认真总结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在省委的指导下，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山西省委也派人参加了这次现场会。现场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光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这样，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确实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算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这时，许多社员都失去了重建的信心，他们找到陈永贵说，地冲垮了，房子也冲毁了，咋办呀。陈永贵却信心十足地说：咱们人没有少一个，人还在，这就是胜利。只要人还在，地冲垮了可以重修，房子冲垮了可以重建。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得知大寨受灾严重的情况后，十分重视。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负责人意料的是，当这一决定已经作出而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党员得知消息后，做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反而比原来的更好。社员们对大寨党支部十分信任和拥护，他们集体主义观念更强了。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大寨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引起了山西省委的高度重视。他们派干部到大寨对这些经验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经过调查，山西省委发现，陈永贵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带领大寨人干出来的成绩，是没有水分的；大寨的经验确实是先进的；陈永贵的事迹确实突出。因此，大寨被山西省委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很快，山西就在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道，配发了社论。这样，北京也知道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中共北京市委还请陈永贵去介绍经验。

　　但是，此时忙于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毛泽东并没有听说陈永贵这个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提议和推动的，可是，毛泽东通过下去了解情况，发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情况并不如他的意，许多地方根本不重视，而当时毛泽东集中精力考虑的，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认为苏联变修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抓阶级斗争，而当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如果不从现在起注意抓阶级斗争，中国也会变修。同时，毛泽东又认为，干部作风问题是个大事，干部如果脱离群众，搞特殊化，不参加劳动，就会成为中国变修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此，1964年，他频繁下去视察，重点了解的就是各地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中，他又重点了解抓干部作风和抓阶级斗争的情况。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专门提到了陈永贵。他是在向毛泽东汇报农村“五反”情况时提到陈永贵的。当时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说，我们山西省有一个大寨，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好。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以及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几千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后，毛泽东又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从小没有上过学，本来不识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劳动之后，坚持自学，现在已经能够看报纸，还能借助字典读《毛泽东选集》。而且，陈永贵文化不高，但讲话却有条有理，充满了辩证法。他讲话时，没有引用任何经典，但引用的例子都是人们生活特别是农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很能说服人。赵树理听了他的报告后说，陈永贵的讲话水平高，有辩证法。陶鲁笳还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他带领大寨人干出来的成绩。陈永贵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明显表示出对陈永贵的好感来。毛泽东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他。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赞陈永贵时，夸陈永贵有精神，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毛泽东从陈永贵身上考虑得更多的是：他能够带头劳动，体现了干群的新关系，具有防止出修正主义的意义

　　自从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对陈永贵的事迹十分关注。他到南京后，一直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各地干部提起陈永贵的事迹。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在会议上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时，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山西有一个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的大寨大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此时毛泽东考虑陈永贵的事迹，更主要的是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认为，这是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好办法。只有这样，中国的干部才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中国才会防止出修正主义。

　　因此，毛泽东当时对陈永贵带头劳动的事迹更为注意。毛泽东当时看关于陈永贵的事迹材料时，在陈永贵参加劳动的介绍文字下面划了很多线，有的还划上了双横线。而陈永贵参加劳动的事迹在当时也确实很突出。在大寨，陈永贵一直是带头参加劳动的，在他的带动下，那里没有脱产的干部，每个干部都参加劳动，已经形成了习惯。

　　此时，毛泽东已经从更广阔的角度，从更深的意义上，考虑要树陈永贵这个典型了。

　　毛泽东过71岁生日的时候，在他自费宴请的人中，有陈永贵。那是毛泽东与陈永贵第一次见面。毛泽东与陈永贵很谈得来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在毛泽东请的人中，有一些大区书记，也有一些中央高级干部，更特别的是，有许多全国劳动模范。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当天中午，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他握手。陈永贵见了毛泽东，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毛泽东热情地请他在自己身边落座。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周恩来替毛泽东翻译后，陈永贵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永贵说：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毛泽东这样夸奖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是少有的，这表明，毛泽东对陈永贵是另眼相看的。

　　毛泽东与陈永贵很谈得来。他对陈永贵说，你能看报纸，能读书了，这很好，不过，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把你的经验总结起来，教给我们的同志，教给我们的高级干部，让他们也多懂得一些辩证法。毛泽东还说，你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还说，大寨要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给全国带个头。陈永贵向毛泽东表示，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奋斗到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出于让工人农民参与国家管理的考虑，推荐陈永贵当上了昔阳县的负责人、晋中地区负责人、山西省的领导人

　　毛泽东早在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结合读这本书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在苏联，人民实际上没有权力，公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当时，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形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各地都在打倒“走资派”、夺权并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提拔一些工人、农民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其中，毛泽东特别看中的是陈永贵。他认为陈永贵既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型，是全国劳动模范，又有一定政治水平，头脑里有辩证法，提拔他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人当其职，也体现了他关于工人、农民参加国家管理的设想。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当山西省形成夺权之风时，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当晋中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客观地说，陈永贵领导山西省昔阳县夺权，后来又担任晋中地区负责人，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搞大规模的打砸抢和武斗，局势是平稳的。对陈永贵的表现，毛泽东是一直关注的，他看到，陈永贵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当上县和地区一级领导后，仍然抓生产，那里的局势也平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一些老干部也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这正符合他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预想。看到这些，毛泽东对陈永贵更加赏识了。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亲自提名，让陈永贵当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毛泽东的这项提议，通过“中央文革”很快就落实了，当山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成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在建立山西省委时，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成为山西省委书记（当时各省设第一书记，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笔者注），而且，在省委副书记中排名是靠前的。

　　陈永贵当上山西省领导人后，一心紧跟毛泽东，同时他也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这使毛泽东对他更加信任。在毛泽东的提拔下，陈永贵先后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在担任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时，在抓农业生产方面，在山西省的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的思想，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想的影响而出现“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上。1967年6月到1968年10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三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即1967年6月现场会、9月现场会，1968年10月现场会——笔者注）第一次现场会主要是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农村干部参加；第二次主要是山西省全省的农村干部参加；第三次除有山西省全省农业战线代表参加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可以说，这三次现场会，是由县到省一直到全国，逐步扩大影响的三次会议。

　　陈永贵在这三次现场会上始终是主角。他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或者副产品。陈永贵在介绍中，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抓阶级斗争、搞大批判的结果。他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必须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对大寨经验的这种宣传，以及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的提法，毛泽东是满意的，因为这正符合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

　　陈永贵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也一直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虽然是山西省的领导人了，但他并不脱离生产，不拿工资，也不要任何补助，不坐小汽车，在省里的招待所吃简单的饭菜，只是去省里的路费由省里报销。他仍然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家仍然在大寨，除了去省里开会外，他都在大寨。只要在大寨，他每天都要和社员一样劳动，顶一个整劳动力，和社员一样记工分。他仍然做大寨社员的工作，在当地群众关系中威信仍然很高。在他带领下，大寨的建设每年都有新成绩，农田基本建设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上交国家的粮食每年都有增加，农民的住房和收入每年都有新改善，还建起了比较好的医院、幼儿园、学校。

　　毛泽东总是在不断地了解陈永贵的情况，了解大寨的建设情况。他得知陈永贵仍然住在大寨，不脱离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时，心里非常高兴。对大寨取得的新成绩，毛泽东也很满意。一次，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毛泽东见到了陈永贵。他见陈永贵还是头上包着白头巾，穿着农民的衣服，就对陈永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你没有变。

　　1969年初，召开党的九大之前，在酝酿九大中央委员人选时，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可以当九大中央委员。由于毛泽东亲自提名，加上陈永贵是农民代表，又是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大寨也做出了成绩，这样，在选举九大中央委员时，陈永贵顺利当选。陈永贵当上中央委员后，还是住在大寨，还照样参加劳动，还是那一身农民装束，而大寨的粮食产量也一直在增长着。

　　1972年，召开党的十大时，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大家一致同意，陈永贵又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毛泽东考虑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考虑四届人大上产生副总理人选时，毛泽东也考虑要让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当副总理。此时，毛泽东又考虑到了陈永贵。经他提议，并和周恩来一起商量，把陈永贵作为副总理的人选。周恩来完全同意陈永贵当副总理，并且征求了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中央的老同志也都同意陈永贵当副总理。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同时任命副总理12人，陈永贵在12位副总理中排名第7，列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之前。

　　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家仍然安在大寨，他本人也常在大寨。他在中央的工作忙，不能全身心顾大寨的事情了，就让郭凤莲接他的班当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自己仍然是大寨党支部的委员，大寨重要的事情也要征求他的意见。此时，陈永贵在北京开会、办公时，住中央招待所。他本人仍然是那一身农民装束，因为他习惯了。他还是不拿国家的工资。他家的生活来源，是由大寨给他记一个中等劳动力的工分，中央每月给他补助100元钱作为伙食费。

　　作为副总理的陈永贵，工作是努力的。他在全国跑了许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不少发展农业的意见和建议。他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还是被农村基层干部所重视的。

　　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坚决支持、认真贯彻毛泽东的这一主张。陈永贵更是对毛泽东的主张坚决拥护，全力贯彻。在抓生产当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开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同意开这次会议。同时，毛泽东决定，这次会议要在大寨开，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大寨是全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应该学大寨。在大寨开这样的会，有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考虑，在大寨开这样的会，对陈永贵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有助于进一步在中央和各地树立陈永贵的威信。这样，中央就定下来：1975年9月在大寨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对会议的内容、参加人员，都详细过问。毛泽东最后还表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凡能去的，都去大寨参加这次会议。这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光彩的事情，他心里十分高兴。那一阵，陈永贵最忙。他帮助邓小平准备会议文件，准备开会的议程。他从北京到大寨跑了许多次。9月15日，在大寨开这次会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华国锋、陈锡联、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都到了。

　　在大寨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陈永贵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了。

　　毛泽东病重时，陈永贵的心里十分难过，他担心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也担心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前途。毛泽东逝世，他万分悲痛。他听毛泽东的话，与“四人帮”保持了距离

　　毛泽东1975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到年底，已经病得很重了。

　　陈永贵得知毛泽东病得很重，心里很难过。对毛泽东的病情，他多方打听，十分惦记。那时的他，只是努力工作，努力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用这些来排解自己心中的悲伤。那时，他在全国各地跑得更多了，对农业生产抓得更紧了。

　　同时，他看到“四人帮”正在处心积虑地想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心里更是着急，他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陈永贵万分悲痛。他痛哭失声，有好几天茶饭不进。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代表全党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对此，陈永贵内心十分高兴。他在10月6日深夜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代表全党意志粉碎“四人帮”，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还当场揭批了“四人帮”对农业生产的捣乱和破坏。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仍然抓农业生产。1977年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中，他仍然主抓农业。当时华国锋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对陈永贵影响很大，而陈永贵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也从心里拥护“两个凡是”。因此，他在抓农业生产时，仍然沿用过去的老路子，“左”的色彩很浓厚。在这个时期他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仍然是按照毛泽东过去肯定过的方向搞的。而且，他深知毛泽东过去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提高农村集体化的规模，因此，他于1977年11月提出了农村所有制由生产队一级向大队一级过渡的设想，并在昔阳县搞了全县农村所有制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的过渡，他设想，要把这一政策逐步推向全国。但是，由于这一政策不符合中国实际，所以并没有推行开。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次讨论，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许多人对过去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做法提出了意见。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来之后，中央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并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按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这份报告后，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采取了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的态度，同时，他也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的态度。他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处理是慎重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中央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此时，有人说：陈永贵是“四人帮”的人。陈永贵听到这个话后，十分生气。他找到了邓小平和李先念反映这个事情。邓小平对他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对陈永贵说，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对的；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有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这些话，陈永贵的心里感到安慰。

　　就在中共中央转发上述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因在“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犯有错误，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邓小平对待陈永贵是宽厚的、实事求是的。在陈永贵辞去上述职务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对他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仍然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6年3月，陈永贵病重。他对前去看望他的老同志说，我有错误，但我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肯定了这一点，我死也可以瞑目了。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陈永贵由于听毛泽东的话，虽然犯了一些“左”的错误，但他没有跟“四人帮”搞在一起，总算是保持了自己的清名，并且得到了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