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黑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红岩》中，令读者难以忘怀的“余新江”是第一个出场的主要人物。而“余新江”的原型，就是1949年殉难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中的红岩英烈——余祖胜。
去年是余祖胜诞辰95周年，距余祖胜牺牲亦有73载。在仅有的22岁生命中，余祖胜始终对着黑暗与邪恶抗争、向着理想与光明前行，充分诠释了红岩精神的信仰力量。
向阳而立的“工艺专家”
1927年12月，余祖胜出生于湖北汉阳三眼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祖籍为江西湖口。父亲余桂喜是著名的汉阳兵工厂下属步枪工厂的一名钳工，后来因家境每况日下，哥哥余祖德不得不辍学并成为兵工厂的一名童工。受到父兄工作的影响，聪颖机灵的童年余祖胜耳濡目染，对工艺制造也从陌生变为熟悉。
◆余祖胜
1944年9月，余祖胜进入国民政府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亦称“21技工学校”，对外化名“士继公学”，后来发展为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秉承着校歌里“工以建国，技以利工”（郭沫若作词、贺绿汀作曲）精神的余祖胜，牢记被誉为“中国兵工界的国宝”、周恩来亲自发展的秘密党员、国民党中将、首任校长李承干“厕身于工艺事业”“孜孜好学、以求精进”的教诲。“尤其弟对于机（械）是（似）乎有一种好感，甚至于在安（休）息的时候还想着夹边夹角的问题”，他在一次考试后给好友钟宾的信中介绍自己工艺学习的收获，“这样一来引起了无数的兴趣，使我习题比同学做的多”。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不放弃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迫害，乃至悍然发动内战，导致艰辛努力学得工艺本领的余祖胜报国无门。为了亿万中国人民能够沐浴自由和幸福的阳光，“工艺专家”余祖胜毅然决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余祖胜在21兵工厂修枪所不幸被捕。在暗无天日的渣滓洞监狱里，余祖胜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工匠精神”，让一双“巧手”派上大用场，因此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他用稀饭、棉花和泥土等材料混合起来制成象棋，送给狱中的难友，培养难友们乐观、坚强的革命品质。
◆余祖胜刻制的红心（现存于国家博物馆）。
余祖胜还花费许多时间，把捡到的一根长铁钉磨成尖刀，再利用尖刀将收集到的各色废牙刷柄，刻制成百余枚非常精致的小五角星和小红心。在唐弘仁、汪进仪等难友的合作下，余祖胜还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用英文刻上“共产党万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1949年的狱中春节联欢会上，余祖胜将这些五彩缤纷的小工艺品一一送给那些英勇的战友，表达对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喜悦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如今，走进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展厅里，仍然能够瞻仰到其中摆放着的红心小吊坠和小十字架。
向光而行的“红心诗人”
红岩英烈是雄奇伟岸的英雄群像，也是诗文俱佳的文化俊杰，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好诗美文。被誉为“红心诗人”的余祖胜，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余祖胜短暂的22个春秋中，有据可查的诗就有40多首。写作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他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
余祖胜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深入底层民众获取创作素材，以尖锐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带给中华大地的创伤。“没有都市的喧嚣声”“尸水淌着，滋润着干枯的土壤”，在《阴暗的角落》《碉堡》等作品中，余祖胜以沉郁的笔调描绘了国民党白区的社会衰败惨象，而在《我的家》中，他干脆直呼其“就是一座水牢”。余祖胜笔下还有对工人悲惨境地的描绘，认为工人“把生命融化在机油塘”“抛弃妻子儿女在异乡”，换来的却是“四块板子还是厂长大恩量”（《工人》）。
余祖胜颂扬苏联作家普希金的作品“唤醒了中国———垂死的草”，并将鲁迅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写在日记本上，希望自己能成为普希金和鲁迅一样的作家，用文学带给人民以无穷的精神力量。在《新年的夜》中，余祖胜将反动统治集团比喻为必须要消灭的“人类吸血臭虫”，认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的创造”，才能“迎接着幸福的光芒”。“沉思着明天是一个晴朗天气”“孩子们可以在大地上打混”（《秋》），一颗红心的余祖胜念兹在兹的始终是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我不需要银质的奖章，不贪恋没有灵魂的环境，只希望人类平等”（《怀普式庚》）。
余祖胜的诗歌作品中，还不乏彰显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光辉篇章。在《火焰献词》中，余祖胜将“火焰”隐喻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散发着“辉煌万丈的光芒”的“火焰”，有着“燃烧着魔鬼”“唤醒沉醉的人们”的巨大力量，“像天宇的太阳一样”能够“指示正确的路”。因此，包括余祖胜在内的革命者义无反顾“举起了坚实的手臂”拥抱“火焰”。在另一篇经典之作《在遥远的地方思念》中，“有力的歌声”“完整的灵魂”“自由的领域”，短短19行诗句，通篇基调高昂、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我整起了我的旅囊”，表明他已然奋战在革命的道路上，而“明天，我第一个看见东方发出的曙光”则是余祖胜对旧中国必将灭亡、新中国必将到来的强大信念。
向死而生的“铁血战士”
由于父亲曾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底层工人，这在年幼的余祖胜心里埋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10岁那年，以宣传爱国歌曲的老师被捕为导火线，在“贫民夜校”与反动警察的正面冲突中，标志着余祖胜开始自觉自为地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自此，余祖胜逐渐成为一名英勇无畏的铁血战士，直至12年后含恨饮弹于嘉陵江畔的歌乐山麓。
少年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是余祖胜的“最爱”，为此他还省下本就不多的零用钱订购一份，几乎天天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及地下党员、进步工人的影响下，余祖胜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敢于斗争的余祖胜由于公开批判不合理、不公平的法西斯管理行为和教育制度，先后遭到工厂和学校开除处理，但他仍然无所畏惧地斗争在革命的第一线。“我永远反对压榨者的暴行……我和那些无名的英雄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余祖胜在给好友叶伟才的信中这样禀明自己誓死战斗到底的革命宣言。
1947年夏，余祖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重庆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的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余祖胜与其他地下党员一道，反对为内战生产武器，并组织工人怠工。由于《挺进报》遭破坏，余祖胜在准备组织工人偷运武器、支援解放战争之际不幸被捕，与三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素有“人间魔窟”之称的重庆军统集中营。在残酷的折磨中，余祖胜仍然没有停止战斗，而是以顽强意志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开展的各种特殊斗争。身受严刑，却始终坚贞不屈；满身伤痕，还想着分担战友的痛苦；坚持学习，怀揣出狱后建设新中国的愿景。让人扼腕的是，在离重庆解放还有3天的血色黎明，丧心病狂的敌人发起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余祖胜高呼革命口号挺身倒下，为了信仰而在熊熊的烈火中得到永生。
1950年1月15日，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行了“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亲临致祭。会场内特别展示了包括余祖胜在内的33位具有代表性的红岩英烈画像，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作为烈士家属发言。同年，余祖胜被烈士审查委员会审定为革命烈士。
千秋红岩，红岩千秋。包括余祖胜在内的红岩英烈以信仰和生命凝结而成的伟大红岩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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