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为何能成为开国五大书记之一？ - 红色人物

　　能与大佬同列的人，只能是大佬。

　　任弼时年轻时候有个好朋友叫萧劲光，就是日后那个新中国首任海军司令。

　　他俩是同班同学，都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

　　这个学校有点厉害，培养了不少大佬级人物，徐特立、李维汉、李立三、罗章龙、任弼时、李富春、萧劲光、陈赓都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

　　世界就是这么小，当初教员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个征友启事，罗章龙是最早的响应者，李立三见到启事后也来找过教员，但双方谈了会后出现了一些分歧，李立三就成了教员口中“三个半朋友”中的那半个。

　　1920年前后，任弼时和萧劲光在长郡中学读书那会，教员已经是长沙炙手可热的青年领袖了，隐隐已有带头大哥的气象。

　　那时教员和蔡和森等人弄的新民学会也已运转两年多了。

　　教员还在长沙牵头搞了个俄罗斯研究会，专门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发行《俄罗斯丛刊》，并负责组织派人到俄罗斯勤工俭学。

　　1920年那个暑假，年仅16岁的任弼时和17岁的萧劲光因为穷，没有回老家，想留在长沙找工作赚点生活费。

　　他俩天天在街上逛，一边找工作，一边谈论国家大事和理想抱负，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们，普遍都有一种懵懂的救国冲动和理想。

　　任弼时和萧劲光两个人就经常讨论要学什么才能救国，但他俩是穷学生，找工作养活自己更紧迫一点。

　　当时萧劲光还挺羡慕任弼时会画画，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谋生的好技能。

　　一天，任弼时单独外出，碰见了在船山中学读书的同乡任岳，任岳就告诉任弼时，说现在长沙有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最近正在组织青年报名留俄，还顺带跟任弼时讲了俄罗斯的情况。

　　这一下就激起了任弼时的兴趣，立马就回去找到了萧劲光，两个人琢磨了好几天，左思右想就是下不了决心。

　　因为他俩当时快要毕业了，如果这个时候去俄罗斯，恐怕连毕业证都拿不到，而且有关俄罗斯的情况，他俩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清楚。

　　想了很久后，他俩都决定不要文凭了！

　　横下一条心来，就是要去学能救国的本事。

　　任弼时通过任岳的关系，填了表格，跟萧劲光一块加入了教员领头弄的那个长沙俄罗斯研究会。

　　作为俄罗斯研究会干事，教员对任弼时和萧劲光以前的经历和思想，还是挺满意的。

　　第一批选派了六个人去俄罗斯勤工俭学，其中就包括任弼时和萧劲光。

　　那个时候，从湖南出去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们，基本都跟教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时去俄罗斯留学，得先去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先学习一些有关俄罗斯的基本知识，然后和其他省份的革命青年们一同赴俄。

　　到了上海后，给任弼时他们上课的人，都是业内大佬，有时是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有时是邵力子，有时则换成矛盾来讲课。

　　甚至当时文化界、思想界的顶流陈独秀，也会现身外国语学社给任弼时这些人讲课。

　　要不说平台很重要，只要进入了一个高级平台，就算你昨天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路人甲，今天就能听行业内顶级专家讲课了。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等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参加了革命。

　　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终于等到了去海参崴的苏联货轮，他们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在酝酿之中。

　　刘少奇、任弼时这一批是第一代留苏学生，王明他们算是第二代了。

　　相比王明那一代，任弼时他们当年去苏联的经历就要艰难多了，彼时苏联还没有站稳脚跟，国内经济困难，国外面临着极大的军事压力，从中国去莫斯科，一路上要经过很多检查站，还是很危险的。

　　邮轮到达海参崴后，任弼时他们还得坐火车去伯力，只有到了伯力，到了苏联红军的底盘，他们的安全才有保障。

　　从海参崴到伯力中间是红军和白军势力交界的地方，日军在这里设立了很多检查站，为了顺利通过检查，任弼时和萧劲光一个扮成理发师，一个化装成裁缝。

　　轮到任弼时接受检查时，出了问题。

　　当时海参崴正在闹鼠疫，日军除了盘问去伯力的目的，还要检查体温，任弼时因为年纪最少体格弱，猛地一到寒冷的海参崴，感冒发烧了，体温有点高，就被日军当成鼠疫患者，扣下了。

　　被扣下后，年仅17岁的任弼时并没有慌乱，而是很镇定的讲自己就是为了去谋生，在再次测量体温时，搞了小花招，把水银球露出来一点，温度就显示正常了，这才通过了后续检查。

　　等任弼时到了伯力，把缝在棉衣服里的介绍信拿了出来，交给共产国际的接待人员，才算真正找到组织，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蒸汽火车。

　　不得不说，当时的共产国际还是很给力的。

　　不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不论说什么语言什么肤色，只要认同共产国际的理想信念，大家就是同志，就有互帮互助之责任。

　　这种为了同一个理想信念而相聚在一起的景象，是那个倒下的巨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存在过，就会留下力量。

　　彼时的苏联很穷，工业也还没有搞起来，粮食困难，煤矿生产效率也有限，任弼时他们乘坐的蒸汽火车，要时不时的停下来，去砍树当燃料。

　　任弼时等人上车后，会领到一个黑面包，大小跟个小枕头差不多，这就是他们在车长的主要口粮了。任弼时他们把黑面包随身携带，饿了就啃两口。

　　不要觉得这个条件差，这个伙食标准，在当时的苏联那也是最有牌面的，普通人连黑面包都吃不上。

　　1922年，张国焘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去莫斯科，参加第一届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队代表大会时，任弼时、刘少奇这些中国留学生们，为了迎接代表团，提前几周做准备，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中，节省下了一些土豆。

　　等到张国焘他们来莫斯科后，任弼时、刘少奇等八位中国学生代表，带着省下来的土豆，专门到代表团的驻地去慰问张国焘等人。

　　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件事，仍旧印象深刻：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那个时期的革命党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怀揣着着理想和信仰，只要能对救国有帮助，啥苦都不叫苦，都能熬下来。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可不是一句口号，在家国危难之际，一茬又一茬的中国青年们，前仆后继，死了一批又一批，下一批仍然发愤图强，自觉的顶上去。

　　这就是中国年轻人。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乎什么个人荣辱，贪图什么权力富贵，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报国，只要国家需要，说上就上，根本不讲条件，死则死矣。

　　教员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不是我们这些出身在和平年代，吃喝不愁的人，所能理解和想象的。

　　到了莫斯科后，任弼时他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始系统学习理论知识。

　　这个学校是专门为东方各受压迫民族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当时中国班的人数最多，而任弼时的年纪最小。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任弼时这群学生的食宿标准是按照苏联红军标准来的。虽说标准是最高的，但伙食条件还是很差，每天能领到一块黑面包，另外还有几个小土豆，午饭和晚饭有一勺子汤。

　　这点东西吃不饱是肯定的，穿不暖也是必须的。

　　任弼时他们是学生有优待，能领到一些衣服和不合脚的鞋子，但住的地方依然没有暖气。

　　去过东北的估计都知道，室外零下几十度，屋内要是没有暖气，跟待在冰窖里差不多。任弼时他们为了取暖，晚上都是挤在一起睡。

　　任弼时他们这边虽然艰难，可好歹有组织可以依靠，而同时期法国那边的邓小平他们，啥事都得靠自己，为了谋生，去血汗工厂里打黑工，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累死累活不说，还得跟警察玩猫捉老鼠游戏。

　　说来也巧，任弼时和邓小平都是1904年生人，都是16岁出国。

　　他俩有个共同点，都是自己做决定，横下一条心，要去国外学救国真本事的年轻人。

　　但任弼时是在莫斯科学习，在一些事上还是有优势的。

　　1924年1月21日，伟大导师列宁病逝，22日，噩耗传来，苏联举国哀悼。

　　这天晚上，中国班的几位学员意外接到了学校的通知，可以让他们以被压迫民族代表的身份，为列宁守灵，时间只有5分钟。

　　中国班选出来四人，分别为萧劲光、任弼时、刘少奇、萧三。

　　回忆这段往事时，任弼时还记得自己当初站在列宁右肩的方向，而萧三则跟他是同一批，站在列宁左脚的方向。

　　五分钟的时间很短，却足以铭记一生。

　　列宁，是一面精神旗帜，全世界的无产者们，似乎只要闻听到这个名字，便能带来无穷的力量。

　　列宁去世时，国内正召开国民党一大会议。教员等人在会议期间闻听噩耗，无不悲痛。

　　几个月后，任弼时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涯，准备回国参加具体的革命工作，临行前，任弼时专门前往列宁墓拜谒。

　　当时他的堂哥任作民，在列宁墓前问他：你是否已经决定将一生贡献给革命事业？

　　任弼时坚定而明确的回答：“决定了！”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到上海。

　　组织指派他到上海大学任教，为党培养年轻干部。

　　16岁出国，20岁学成归来，去的时候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最小的学生，回来的时候是上海大学最年轻的教员。

　　上海大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共创建的第一所大学，集中了当时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党当时在上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任弼时虽说年轻，但教学却异常认真，对学生要求极严，当时康生在上海大学学习。

　　康生比任弼时还要大上6岁，可康生却很怕任弼时这个年轻老师，就算日后他俩都是中央委员了，康生也对任弼时敬畏有加，这是康生自己说的。

　　因为任弼时对他人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人品上无懈可击。跟任弼时共事过的人，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

　　包括朱老总、贺老总、叶剑英、周恩来等等，在回忆任弼时事迹时，都提到任弼时有正派公道的品德。

　　所有人都服他，真正做到了以德服人，至人无己。

　　在后来的工作中，任弼时怼过陈独秀，也跟教员针锋相对过，更批评过江青，谁的面子都不给。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就是任弼时。

　　不久后，因为工作出色，任弼时被组织从学校里调出来，走出社会，专门从事共青团的工作。

　　前面是为了多介绍介绍任弼时的事迹，下面咱们就要上荤菜了。

　　教员是任弼时的领路人，但原则性极强的任弼时，并没有记这个情，在中央苏区时，二人之间是有过一番较量的。

　　1920年，任弼时经过教员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得以赴俄留学，任弼时学成归来后，跟教员也碰过几次面，共同参加了八七会议和党的五大，但二人真正在一起共事，还是在中央苏区。

　　这段历史，咱们聊过多次，但以任弼时的视角来回看，还是头一次。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在米夫扶持下，当上了中共领导，留苏派开始全面接管中共。

　　那个时候王明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搞了很多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团分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

　　陈昌浩和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而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则组成三人团前往教员所在的中央苏区。

　　三人团去中央苏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贯彻王明路线，但当时因为中央苏区那边出现了AB团和富田事变的问题。

　　总前委和地方党委的矛盾闹得很大，一时解决不掉，这个问题的全权调查权，就交给了以任弼时为主的三人团。

　　结果任弼时他们还在路上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就给富田事变定了性，支持以教员为领导的前委，认为“总前委领导是对的”。

　　1931年4月17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赶到宁都县青塘，和教员、朱老总、项英等人见了面。

　　任弼时一到，当即就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个时候，老蒋正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解决苏区的军事危机，是当前最紧要的事。

　　在讨论如何解决军事危机时，众人发生了分歧。

　　任弼时不太懂军事，还是初来乍到，就没有插话，主要听项英、教员等人的分析和讨论。

　　听着听着，任弼时就琢磨出味来了：项英的军事能力不行，起码不如教员。

　　项英是李立三派到中央苏区的，要干的活，其实跟任弼时他们差不多。

　　项英以前主要负责工人运动这一块，曾在武汉组织领导过工人纠察队，对军事这一块了解的不多。

　　当时中共刚举起武装革命的大旗没几年，真正懂军事的人，就朱老总、教员这几个人。

　　项英一看老蒋派了二十多万人来，认为打是打不过的，不如直接跳出现在的根据地，然后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有同志就说，项英这个意见不好，不看条件，一来就跑，那还建个啥根据地。应该采取分兵退敌的方法，先把部队分成几个部分，然后分散和吸引敌人兵力。把敌人引走了。

　　项英一听别人这么说，就不太自信了，开始犹豫起来。

　　教员听这些不懂军事的人瞎掰掰，直皱眉头。

　　提出我们是弱势，要是离开根据地，就是弱上加弱，得充分利用我们对根据地熟悉的优势，然后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露出破绽的敌人。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教员的方案获得了通过。

　　结果自然是赢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经过这件事，任弼时认识到教员在军事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后来任弼时回忆，“未到苏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苏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

　　特别是面对敌人大军压境时，教员临机果断，指挥若定。

　　反观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则是“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项英的代理书记一职，被以任弼时为主导的三人团撸下来了，换成了教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弼时就是彻底认可教员了，这是因为任弼时认为当时的教员能力够，尤其是军事能力够，指挥能力也强。

　　可当教员表现出与进攻路线不合作态度后，站在中央进攻路线上考虑问题的任弼时，立马就把教员的军事指挥权拿下来了，还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

　　那个时候任弼时也很年轻，跟张闻天他们当年差不多，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唯上级文件是从。

　　尤其像任弼时这样的学习尖子，从大学出来后，都有一个通病，瞧不起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教员在创建中央苏区前，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放在现在自然是一篇经典，但在当时可是攻击教员是经验主义的把柄。

　　任弼时看到这篇文章时，也认为教员存在“狭隘经验论”的毛病。

　　“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的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

　　“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的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这话都是批评教员的，后来任弼时自己回忆提到这件事，说当时：“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对经验主义很合胃口。”

　　任弼时不仅批评了教员，还明确提出：“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

　　当年教员写征友启事，征得了三个半朋友。

　　李立三就是那“半个朋友”，结果如今的教员和他那半个朋友，却都成为了“反面典型”。

　　真是造化弄人。

　　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教员是被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批斗。

　　而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后，教员则是被任弼时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批斗。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中央苏区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就是任弼时，另一个就是被批评的教员。

　　1931年11月初，在任弼时主导的赣南会议上，撤销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把教员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弄没了。

　　随后又在1932年1月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否决了教员坚决不打赣州的主张。

　　紧接着又在3月召开的江口会议上，再次否决了教员关于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转向周边主动“出击求巩固”的意见。

　　教员是当时公认的懂军事的人才，但他坚持原则，就是不愿意配合进攻路线，只要让教员接触军事权，那他就会想办法保存红军实力，避免去进攻大城市，造成大的损失。

　　当时任弼时、王稼祥、项英等人，严格执行临时中央命令，逼着教员执行进攻路线，带部队去打大城市，而周恩来则是居中缓和，想办法让教员去领导军事，让教员担任红一方面的总政委。

　　那个时候双方反复拉扯，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这个矛盾发展到了顶峰。

　　教员原本和周恩来等人，在前线指挥部队，但在后方的任弼时等人，一再要求部队去攻打南昌，结果却发现部队根本不是按照进攻路线来行动的。

　　双方矛盾彻底爆发，任弼时等人坚决要求，让在前线的委员们回来开会，要彻底解决红军内部的军事分歧。

　　1932年10月，委员们在宁都小源，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这次会议的矛头就是冲着教员去的。

　　这次会议的主角是任弼时，后来他回忆：“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

　　“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指责教员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

　　批评教员的诱敌深入方针，实际上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当时任弼时等人不仅批评了教员的军事策略，还批评了他的军事思想。

　　指责教员在古田会议上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提出“红军终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既取消。”

　　当时教员认为红军有三大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也被批评了，解除了红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的权力，只突出作战功能。

　　此外，任弼时还在其他场合公开批评了教员性格上的缺点，譬如，任弼时指出毛有“脾气大，个性强，有时杀偏风”的毛病，这些意见都是十分中肯的。

　　任弼时的一些批评，也确实对教员克服自己的性格弱点，起到了帮助作用。

　　总之，宁都会议基本上就是为教员召开的批斗大会。

　　最后的结果是，任弼时解除了教员全部的军事指挥权，是全部。

　　随后教员就到福建长汀养病去了，离开了核心领导层。

　　这次会议过后，一直到遵义会议，教员都没有参与军事的权力，只让他负责政府方面的工作。

　　由此可见，如果真要是按照有些人说的那样，延安整风是教员的复仇，是他对以前政见相左者的打击报复。

　　那任弼时就不会在1943年重组书记处时，当选为三大书记之一。

　　问题也来了，以前指责教员种种策略和思想都是错误的任弼时，为何后来又赞同教员了呢？

　　原因很简单，任弼时注重实事求是，这使他很快从实践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

　　当他获取到了实际工作经验后，发现教员讲得是对的。

　　这就是任弼时伟大的地方，在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后，立马就承认自己的错误，当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实际后，立马就会改正，想办法补救。

　　（我发现，湖湘文化对教员、任弼时、刘少奇这些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从湖南出来的革命党人，要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或许就是文化底色的力量。而且湖湘文化似乎更容易成事，“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楚荆之地、人杰地灵，名不虚传。）

　　言归正传，任弼时改正自己错误的速度有多快呢？

　　在教员还在被打压的时期，任弼时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1933年2月，任弼时在《斗争》上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质疑进攻路线中的“单纯军事进攻”问题，以及批评当时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指责上级只给命令，不允许反对，容不得讨论。

　　而他本人此前就是那个，严格执行上级任务，精准传达上级命令的人。

　　此后任弼时对于中央的一些命令，开始保留自己的意见，甚至偶尔还发表不同观点。此时的任弼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可还没有将所有事都想明白。

　　在将教员压下去后，任弼时竟然成为了另一个小“教员”。

　　1933年，当博古和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后，任弼时反倒成了博古和张闻天的打压对象。

　　张闻天曾说：反罗明路线是“打毛排弼”。

　　1933年11月30日，任弼时当选为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六军团等部开展革命斗争。

　　后来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汇合，任弼时、贺老总、关向应等人形成了一个领导集团，领导这两支军团。

　　纵观任弼时的革命生涯，再横向对比张闻天等人的经历，这段被打压的经历对于任弼时来说，反而是好事，让他收获了实际经验，真正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教员看到了任弼时的转变，认可了任弼时的人品，为他俩日后的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础。

　　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相应的实践经历，很多道理是无法真正懂得的。

　　张闻天跟任弼时很像，但张闻天的起点实在太高了，一跌落下来就很难爬上去，而且那个时候，张闻天已经没有机会去让他去独当一面，领导党政军工作了。这是比较可惜的。

　　离开中央后，任弼时成长飞速。

　　尤其是在甘孜跟张国焘汇合后，任弼时更是表现出了他那独一档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

　　当时另立中央率领红军南下的张国焘，已经在百丈关吃了败仗，直接导致张国焘的南下计划破产。

　　彼时的张国焘内心很虚，而他当时是红军总政委，跟红二方面军联系的电台掌握在他手里，这给了他哄骗贺老总和任弼时的机会。

　　张国焘跟任弼时等人确立了汇合时间和地点后，做了很多准备，宣传材料啥的都写好了，要拉拢红二方面军一起反对中央。

　　当时张国焘让人送了一批文件给红二方面军，里面的内容都是精心处理过的，内有攻击北上红军是“逃跑”等内容，还指名道姓指责了教员、博古、周恩来等人。

　　结果任弼时看到这些文件后，十分敏锐，根本不吃张国焘那一套。

　　当即就下令，四方面军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所有文件只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

　　当时肖克的反应跟任弼时的处理，形成了鲜明对比，肖克看到这些文件后，听信了老战友的言辞，竟然也开始说北上红军的怪话。

　　要不是贺老总和任弼时把关严，红二方面军究竟会有多少人受影响，这是说不准的。

　　任弼时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对于张国焘的各种把戏洞若观火。

　　张国焘说要开联席会议，任弼时立马就反问，到时会议上出现争议，要是红四方面军以多压少，通过了一些决议，责任算谁的？

　　此后，任弼时跟被张国焘裹挟的朱老总会面，才了解了更多内幕。

　　但他依旧没有发表鲜明观点，而是继续和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中高层将领见面谈话，掌握了很多资料，也说服了一些人，比如傅钟。

　　红二、四方面军汇合后，任弼时的表现，展现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该有的智慧和气度。

　　但这些，还不够说明任弼时为什么能成为五大书记之一。

　　1937年12月底，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王明等人回国后，就召开了12月会议，在这次大会上王明推翻了此前教员在洛川会议定下的抗日策略。

　　刚摆平了一个张国焘，又来了一个王明。

　　在相应文章里，我提到过，当时王明来势汹汹，扯斯大林的大旗，把很多同志糊弄住了，教员再次成为少数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教员当时想到，王明全靠共产国际撑腰，他能撑腰的本事就是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共的一些情况，信息不对称，这才导致王明有装腔作势的空间。

　　只要派个人到共产国际去详细公正说明中共近些年的情况，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王明自然就歇菜了。

　　这个去共产国际的人，必须是党内都公认正直正派的人，不然其他委员不会同意，此外还必须跟共产国际有打交道的经验，懂俄语。

　　选来选去，这个重任最后落在了任弼时身上。

　　任弼时与教员在延安枣园。

　　1937年6月份的时候，王稼祥因为伤情过重，急需得到救治，而当时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也得派个人去莫斯科，跟共产国际做一个详细汇报。

　　王稼祥就先一步去了莫斯科，既是养病，也是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2月左右，任弼时启程去莫斯科。

　　任弼时和王稼祥一个是第一代留苏学生，一个是第二代留苏学生，都懂俄语，也深受共产国际信赖。

　　他俩到了莫斯科后，如实讲述了中共这些年的发展和情况。

　　最后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并带来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支持教员成为中共领袖，并认可他是中国革命涌现出来的成熟领导人。

　　一击绝杀王明。

　　对于教员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组织程序，成为中共领袖，王稼祥和任弼时功不可没。

　　但这依旧不能有力说明，任弼时为何能成为开国五大书记之一。

　　开国五大书记，各自都有各自所负责的一面，并不是说能力足够强就能当五大书记。

　　1945年，当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应运而生的时候，现在完全可以说，由毛朱刘周任五位中央书记处组成的最高领袖集团，是中共成立以来最稳固最有能力的领导集团。

　　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以教员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想进入这个领导集体，能力强地位高是基本条件，此外，所擅长的方面得跟领导班子各方面的需求相匹配，能补足领导班子的短板才行。

　　教员是核心，朱老总是军事方面的代表人物，周恩来能妥善处理各种复杂事物，协调各方面的冲突，刘少奇有统领全局的能力，他也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那任弼时呢？

　　任弼时独特的才能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凸显出来的，当时他在党的建设、组织管理方面展现出了不同凡响的能力。

　　换句话说，任弼时在第一代领导集团中，起到了一个党内组织管理、沟通协调的作用。

　　“党内的妈妈”这一美誉，便已经充分说明了任弼时为何能跻身五大书记之一。

　　而这一才能，是从任弼时接手中央秘书长这一工作开始体现的。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参加书记处工作，分管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

　　1940年初，任弼时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合影。

　　而任弼时回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筹备七大工作，主持召开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会议。

　　为啥教员会把筹备工作交给任弼时呢？

　　可能跟一段早期的历史有关系。

　　1931年秋，在中央苏区，召开苏区党代会和全苏大会时，大会的前期具体筹备工作基本就是任弼时主抓完成的。

　　因为当时临时中央已经决定由教员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教员也回到了瑞金，跟任弼时同住一座小楼，一起担负起筹备大会的领导工作。

　　当时任弼时已经在军事和理论方面开始指责教员了，但他俩却在筹备大会的工作中，配合的很好。

　　这期间任弼时在筹备大会时展现的组织能力，让教员印象深刻。

　　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组织人参会需要啥能力？不理解的去筹备组织个10人规模的团建就明白了。

　　因此，这可能就是教员为啥把筹备七大的工作，交给任弼时的原因。

　　但七大因为种种原因，拖了很长时间才开起来了。

　　到了1941年3月，教员开始着手为发动整风运动，在学习内容方面，先是给几年前便已经整理好的《农村调查》小册子，重新写了序和跋。

　　9月份的时候，任弼时接手中央秘书长的工作。

　　据胡乔木回忆，让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

　　“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作用，懂的都懂，我们就不细说了。

　　接手秘书长的工作后，任弼时开始对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的工作制度进行整理。

　　任弼时先是从陈云那里，把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调到手下工作，随后领导建立了中央办公厅，下设了秘书、总务、警卫三大系统。

　　自己担任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副主任。

　　办公厅的这三大系统，还是很关键的，依托这三大系统，又建立了行政制度、干部供给制度、财务会记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等制度。

　　任弼时的改革，基本把机关的所有工作都制度化了，明显提升了整个机关的工作效率。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江青喜欢买一些不在报销之类的物件，买完之后都由机关报销，但任弼时接手后，对于江青这些制度外的报销，全部拒绝了，江青因此还大闹了一番。

　　1943年3月，任弼时就精兵简政工作提出方案，其中提到了明确中央书记处的职权问题，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制定的方针下，主持日常工作。

　　其次在政治局之下，设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

　　不久后，书记处书记由政治局会议选出，由教员、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

　　至此，任弼时凭借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坚实的党内地位，公认的正派作风，成为第一代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