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伟人的“神交”——鲁迅与周恩来

　　周恩来与鲁迅，是两位名震世界的伟人。他们曾同处于一个时代，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与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展开殊死的抗争，并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建树了不朽的殊勋。尽管他们生前未曾谋面，也未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同乡同族

　　周恩来虽然出生于江苏淮安，并在那里度过了12个春秋，但祖籍是浙江绍兴，与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为其笔名）有同乡之缘。在周恩来看来，绍兴不仅有着自家的祖坟和家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根子在绍兴。

　　周恩来本人在许多场合一直称其祖籍在浙江的绍兴。明显的例证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证上填写的籍贯即为浙江会稽，而其赴法留学的护照上则填有“浙江省绍兴县”。再有周恩来早期亲笔填写《射阳忆旧》中也称：“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1946年9月，周恩来在武汉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进一步谈到他与鲁迅的籍贯相同，并向记者回忆少年时随伯父回浙江绍兴故里寻根的往事。周恩来对李勃曼说：“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1962年3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曾讲到：“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

　　以上情况，无疑就是周恩来与绍兴历史渊源的确证。而鲁迅的家族是否与周恩来有关？这可从《绍兴县志•姓氏编》中关于周氏的记载中一见端倪：“先世（鲁迅家族的祖先）与后马（周恩来族系的祖先）同为澳长子名德之后，此族支派有保佑桥、覆盆桥等处。此称鱼化桥者系就其宗祠所在地而言。”另据《濂溪故里周氏族谱》也证实鲁迅出生地系鱼化桥支的覆盆桥分支，而周恩来的族系则属鱼化桥支的保佑桥分支，故而周恩来与周树人当属周氏的本家。据多年研究鲁迅的专家认定：“鲁迅的母亲鲁瑞，是周恩来的祖母鲁氏夫人的堂侄女。周恩来与鲁迅不仅是同宗同族，而且还是远房亲戚。”

　　1938年，在武汉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数千人的大会上，周恩来首次公开了他与鲁迅的关系。他说：“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意的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浙江绍兴城的周家。”这表明周恩来不仅公开承认他的祖籍确在浙江绍兴，而且也明确了他和鲁迅的族亲关系。周恩来的话震动了抗战时期的武汉，也震撼了全国抗战的军民。因为鲁迅敢于向黑暗统治势力抗争的精神正是抗战中的国民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1963年，周恩来在元旦团拜会上与鲁迅夫人许广平握手。

　　1939年3月28日至30日，周恩来因江浙抗战事宜路经绍兴，进行了历时3天的寻根问祖之旅。他先到祖先坟地祭扫，又到保佑桥祖屋百岁堂查看了周氏的族谱，进一步搞清了其家族与鲁迅的族亲关系，并在手抄本家谱上续写了自己的身世：“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之后，还应邀为族人题词，与族人合影留念。在与同行的人谈到鲁迅时，周恩来激动地说：“鲁迅的笔阵横扫了多少辫子军、辫子党人，所向披靡，海内无敌。鲁迅的文格和人格一致，很幽默，也很爽直，要继承鲁迅的文风。”这是周恩来成年后唯一的一次原籍行，他对自己祖辈生活的地方有了记忆，同时也对鲁迅成长的这方水土有了特别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夫人许广平有一天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家中做客时，周恩来很恭敬地迎接了许广平，他亲切地说：“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1969年4月上旬，在党的九大期间，周恩来特地到北京饭店拜访了鲁迅的小弟弟周建人，他用绍兴腔对周建人说：“建老，我已查过家谱，您是绍兴周氏二十世孙，我是绍兴周氏二十一世孙，您是我的长辈，我要叫您叔叔喽。”很显然，在周恩来的心目中，鲁迅一直是自己尊重的本家长辈。

　　“神交”已久

　　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离开绍兴到中央教育部工作，周恩来则在这之前，已由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带往东北铁岭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鲁迅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吹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号角，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当时，周恩来正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并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周恩来特地邀请鲁迅到天津演讲。

　　周恩来邀请鲁迅到天津演讲前，鲁迅已看过周恩来参加编写的话剧《新村正》。鲁迅日记1919年6月19日记载道：“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生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日记中之“二弟”即周作人。“第一舞台”在北京前门外珠市口。北京大学新剧团演出的《新村正》原为五幕新剧（话剧），天津南开新剧团集体创作，周恩来是编剧之一，在当时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大新剧团排演时将原有五幕压缩为四幕。剧本描写天津周家庄恶霸地主吴绅，辛亥革命后又当上新村正（即村长），强迫全村百姓给他送“万民伞”，深刻地揭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那一年，鲁迅38岁，周恩来21岁。这时鲁迅还不十分了解周恩来，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同乡同宗，但他们已心心相印。周恩来等人笔下的周家庄，与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中的未庄，在揭露辛亥革命不彻底性方面，是何其相似！

　　周恩来虽然很年轻，但他已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革命团体“觉悟社”的重要骨干。当时各种思潮迎面而来，周恩来出于对鲁迅的景仰，曾邀请鲁迅去天津演讲。这件事，时隔五十年后的1971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还记得，在会见日本友人尾崎秀树时，他还深情地提到这件事。他说：“鲁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来了代替他的人——周作人。同学们略感失望，但相谈后，就说那也好吧，就请周作人先生去学校。他讲的是关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实笃先生，讲得非常有趣。”

　　1928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从莫斯科回国后，周恩来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发展，便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他曾明确指出：“鲁迅在国内文化界及青年学生中有相当的影响。”“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争取鲁迅”。并表示：“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以及在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加强团结”方针的指导下，论战最终平息。在中央讨论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问题时，周恩来很动情地说：“一句话，今后党在文艺战线上的旗帜是鲁迅，遇事要多征求他的意见。”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在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并当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成为3名主席团成员之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仓促召开，党内一时形成了令人堪忧的分裂局势。而就在纷乱之际，因叛徒出卖，北方工人运动领袖何孟雄及鲁迅最得意的弟子柔石等5名左联作家被捕。获知情报后，周恩来随即通过相关负责同志将这一不幸的消息转告鲁迅，并请鲁迅利用他的社会影响，设法营救曾受过他恩泽的5位党员作家。这一方面表明周恩来对鲁迅人脉关系的了解，同时也体现了党组织对鲁迅的充分信任。

　　1936年4月，刚到达陕北的党中央为了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关系，张闻天与周恩来特地派遣原来就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冯雪峰到上海。周恩来亲手把密码和经费交给冯雪峰，要求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把情报尽快报告中央，并且嘱咐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周恩来强调，派他去上海，就是因为他与鲁迅熟悉。冯雪峰到了上海后，先住在鲁迅家中，通过鲁迅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完成了任务。从中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对鲁迅的信任。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在给冯雪峰的信中，一再指出关门主义的严重危害，说，“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对鲁迅和茅盾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和敬意：“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鲁迅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要团结鲁迅、信任鲁迅、反对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反对对鲁迅“关门”，这是党中央和周恩来对鲁迅的一贯态度，这也使鲁迅对党加深了理解和信任，使他晚年更坚定地相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后，鲁迅也是大病垂危，为了给瞿秋白留下永久的纪念，他抱病忍痛编辑出版瞿秋白的翻译作品。据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鲁迅曾将他为牺牲后的瞿秋白编定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两册托人从上海带到延安，分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1972年12月，冯雪峰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过：鲁迅所托的人就是他。并说，当时鲁迅还嘱咐将皮脊本送毛泽东同志，蓝绒面本送周恩来同志。

　　◆1938年初版《鲁迅全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不幸逝世，年仅55岁，党中央发出了对鲁迅评价极高的唁电，其中当然也表达了周恩来的意思，唁电甚至建议国民政府，将当时的绍兴县改为“鲁迅县”。

　　1938年上半年，《鲁迅全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主要参加者胡愈之为了发售《鲁迅全集》的预约券到了武汉。当时，正在武汉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对《鲁迅全集》的出版极其关心，大力支持，广为宣传，代为预约，他自己也订购了多部。《鲁迅全集》出版后，周恩来组织人员突破重重封锁，把宝贵的精神财富尽快地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作为卧室兼办公室的窑洞里，就有一部周恩来送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的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精装本。周恩来自己也认真阅读了《鲁迅全集》，在上面留下了圈点的墨迹和折迭的印记。

　　纪念追思

　　鲁迅先生逝世后，周恩来在党政、军务倥偬之际，在武汉、重庆、上海、北京等地，曾多次热情地参加鲁迅逝世纪念活动，同时结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形势特点，发表过许多重要演说和文章，这些演说、文章和题词，对鲁迅的思想和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价。

　　1938年10月19日，国难当头，战事紧迫。刚从延安返回武汉的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身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发起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邓颖超也偕同参加。到会的还有博古、郭沫若、田汉等。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据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恩来的话最为精彩，他主要是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与此同时，他又在《新华日报》上为纪念鲁迅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1940年10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有三千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叶剑英也偕同参加。由冯玉祥任大会主席，参加主席团的除周恩来外，还有沈钧儒、郭沫若和老舍等。周恩来在演说中指出，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大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律己严、认敌清、交友厚和嫉恶如仇。他鼓励大家学习鲁迅的精神，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打击敌人。同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一心饭店以聚餐方式举行纪念晚会，周恩来应老舍之请在会上讲了话。

　　1941年11月16日，为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周恩来从繁忙的工作日里挤出时间写了《我要说的话》，作为“代论”发表在16日出版的重庆《新华日报》上。这篇文章虽说是为了纪念郭沫若而写，但却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从郭沫若与鲁迅的相互比较谈起，指出“（鲁迅和郭沫若）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讲到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被迫接受国共合作，一方面又想取消红军和苏区时说：他们“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这跟鲁迅的看法是相通的。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斯诺说他曾问过鲁迅：“您认为在中国阿Q仍同以前一样多吗？”鲁迅笑着说：“更糟了，现在是阿Q们管理着这个国家了。”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大会由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担任主席。到会的还有郭沫若、邵力子、柳亚子、老舍、叶圣陶和冯雪峰等。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还需要持久战斗下去。旧的封建势力是大的，但是只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倒下去，一个跟上去，甚至千百人跟上去的精神，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下去，即令我们一代不能完成新文化建设，可是本此精神，一定能使中国新文化开出奇花异果，让中国人民能享受新文化的成果的。”周恩来的讲话得到广大群众长久的热烈掌声。

　　◆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出席上海各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

　　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有两千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由邵力子担任主席。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这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在上海首次公开演讲，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从司仪宣布至周恩来步至台前，全场掌声久久不息。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在会上讲话的还有沈钧儒、郭沫若和茅盾等。会上，由李健吾朗诵了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由白杨朗诵了许广平的《十年祭》。第二天清晨，周恩来、李维汉、潘梓年、许广平、郭沫若、沈钧儒等，专程前往上海西郊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并在鲁迅墓旁栽种了一棵柏树，寄托他们深沉的哀思。三天后，即1946年10月2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上海各界隆重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活动的盛况和再版《鲁迅全集》的情况。

　　周恩来不仅参加鲁迅逝世纪念活动，发表重要讲话，宣传鲁迅，学习鲁迅，而且还与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和周扬一道，在延安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在《创立缘起》中，周恩来指出：“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中，也没有忘怀对鲁迅的追思，并分别于1951年、1956年在北京参加鲁迅逝世十五周年和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1961年在北京参加鲁迅八十周年诞辰纪念大会。

　　关心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鲁迅纪念馆和博物馆的建设以及《鲁迅文集》的出版工作非常关心，并大力支持、积极推动。

　　周恩来对鲁迅纪念馆的建设十分关心。1950年7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和国家文物局提出报告，建议收回和恢复上海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并就近筹建鲁迅纪念馆，希望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能赴沪指导有关工作的进行。报告送到周总理办公桌上，总理立即批示：“同意许副秘书长于十月中赴沪一行。”据此，许广平兴奋地前往上海，在阔别十多年的寓所内紧张地整理鲁迅遗物，指导恢复故居原貌，她激动地说：“我要把一切还给鲁迅！”1950年11月，周恩来又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题写了馆名“鲁迅纪念馆”。这座全国最早建立的鲁迅纪念馆于1951年初正式开放。

　　◆上海鲁迅纪念馆外景，周恩来题写馆名。

　　1955年5月22日中午，周恩来参观了北京西三条的鲁迅故居。在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的“老虎尾巴”里，周恩来面对十分简单的陈设赞叹说：“鲁迅的生活真是俭朴呵！”在故居后园，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鲁迅在《秋夜》里提到的两株枣树在哪儿呀？还活着吗？并称赞《秋夜》写得好。

　　1960年，电影《鲁迅传》开始筹拍。周恩来对创作人员提出了六点要求，首先必须突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1971年3月至7月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严厉地批判极“左”思潮，气愤地说：把图书封起来甚至烧掉，“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还说：“《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这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斥责了江青等人。这次会上，把出版《鲁迅全集》《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鲁迅译文集》和鲁迅整理的古籍等定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1972年12月，周恩来还对国家出版社机关送去的关于重印《鲁迅全集》的报告作了具体批示，事后又多次了解出版计划落实情况。

　　1971年11月26日下午，周恩来到了广东省博物馆，与有关人员谈话时，十分关心鲁迅纪念馆的工作，提出“纪念馆要注意保持原址旧貌”，“宣传鲁迅要注意通俗易懂”，还要求工作人员要多读点鲁迅的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文化工作多次会议上，周恩来为了给与会者鼓舞士气、指引方向，总要讲到鲁迅，用鲁迅的事迹、鲁迅的精神启发引导后来者。1953年9月23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强调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恩来在生前，反复引用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与鲁迅先生一样，对敌人嫉恶如仇，斗争到底；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