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震叔叔

　　这是我5年前写的一篇纪念胡子叔叔的文章。今天再看，再加点内容，有现实意义。我在原有的文章中只写了在北京城防街5号院，王妈妈和胡子叔叔对土地的“斗争”。

　　胡子叔叔的一生与战争相连。他是共产党里最有名的战将，然而任何时候对于土地，他都铭记在心——土地养育着人类。我跟随他在江西红星农场，亲眼见到了，亲身感受到了，他对耕地的珍惜。

　　胡子叔叔虽然非常重视农业机械化，不过只要见到机耕道宽了，他总是大发脾气。他不仅多次找当时江西省的领导，耐心地说服他们要珍惜耕地，批评他们“八字头上一口塘，水渠开在坢两旁，中间修起机耕道”的田园化，把大量良田变成了摆门面的机耕道，做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且他还亲自带领红星农场的群众打了一场改道还田的战役，挖掉了那些占了稻田又不适用的机耕道。

　　他出去考察，只要见到浪费耕地的行为，总是提出批评，要求立即改正。晚年，他常很忧心地对我说：“修那么多高等级路，要占多少耕地啊！我们不是美国，不是澳大利亚啊！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都要吃饭的啊！毛主席教导我们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啊！”

　　胡子叔叔最常对我们讲的不是战争多么残酷，而是每一个时代饿肚子的故事，是在艰苦的岁月里，怎样解决吃饭的问题。

　　为了解决耕地问题，他领导并亲自参加改良红壤的每一项科学实验，这是他老人家对世界的贡献。我和王兴有幸在他的指挥下，参加了这项伟大的事业。在他的领导下，江西在短短的几年内，即开发了2万多公顷红壤。我们常以此为荣，把那段经历的故事，讲给朋友听。

　　很多年没有回我们曾经劳动过的江西抚州东乡的红星农场了。不知那些被改良为良田的红壤怎样了。如果也变成了房地产，那真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情。物有其用，红壤或许盖房子会更好。我时常苦恼，改良红壤，是胡子叔叔有远见，还是无远见？

　　写完了今天的苦恼，接着发我5年前所写的回忆我最敬爱的亲人胡子叔叔和王妈妈的文章——2023年5月1日，今天是劳动节，劳动创造了人，土地养育了万物。

　　都称王震叔叔为胡子叔叔。王震的儿子王军、王之是王兴小学同学，我们又都是军工同学，王之和我同班同组六年。胡子叔叔老伴王季青是我中学的校长，大家都称呼她王校长或称王妈妈。

　　胡子叔叔住北京西城电报大楼北面的城坊街5号。这院子是我们年轻时经常聚会生活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疆的，江西的，湖南的，北京的……一帮无处可住的子弟，自然而然的在胡子叔叔家住了下来。自北长街叶帅家被抄后，原来聚集在叶家的一些朋友，也自然而然转移到胡子叔叔家。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城坊街5号是北京西城电报大楼后面的7间（亦或是5间）四合院的第一进院。正房是原有的，不过厢房则是后盖的普通平房。西侧3间平房最南面是个板棚。东侧是餐厅，北侧有个小偏院，住着秘书汪文华一家5口。就这么几间房，二三十口人真记不得是怎么挤着睡下的。

　　院子蛮大，正房门前的东侧的几个石墩围着一张圆形的石桌，这肯定是院子的老物件。这是过去大户人家的四合院,不过自从胡子叔叔搬来之后，这院子已经是个典型的农家院了。西边，沿房根，种着一溜葱、油菜，还有南瓜、丝瓜什么的。东边靠房是一排葡萄架，院子的中间打着垄，有玉米、各种蔬菜。那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了，心思不在，所以院子里究竟还种了些什么，根本记不得了。不过在这院子里发生过的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尤其是这片菜地和那西边的板棚，颇有来历。

　　王妈妈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的，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她青少年时代就是在琉璃厂周围渡过的，受到非常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直到晚年，对《红楼梦》这类经典，还如数家珍。她对花卉情有独钟，有城坊街这么个院子，自然要在院子里种上些菊花、月季……一天劳作之余，浇水施肥，仔细照料这些花花草草。不料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数月的胡子叔叔回到家中，见院里花花草草，竟令公务员小栗，一日之内，拔个精光，种上了老玉米。在家住不上几日，胡子叔叔又白山黑水地战天斗地去了。胡子叔叔一走，王妈妈把玉米除了，又栽上了月季，十样锦之类。胡子叔叔大发脾气，王妈妈不为所动。老两口就这么战斗着……

　　王妈妈让步的结果是院子里种上了棉花。那时每人每年只有不到一斤的棉花票。院子里种的都是最好的新疆长毛绒。秋天收获的棉花，除了给秘书汪文华的孩子做棉袄外，还够做棉被的。王妈妈自我解嘲地说：“唉！棉花也是花，也好看。”以后困难时期，院子里种的菜，玉米、南瓜、豆角之类也很解决问题，种园子，就一直延续了下来。院子里的粮、棉、瓜、豆、果、菜都是好品种，西厢窗下的油菜尤为好吃。我记得油菜的品种似乎是胜利几号，每年一直能吃到快过阳历年。

　　那西边的木棚更是有来历的。正房是有抽水马桶的，不过除王妈妈房里的抽水马桶准许用，其他人一律不准用，都得蹲坑。那西边的木棚就是蹲坑的茅房——标准的茅坑，几条架着板子的坑下，放着大粪缸，那茅坑可不准传祥（北京市掏粪的工人，有名的劳模）来掏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也是院里瓜豆肥壮，好吃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胡子叔叔、廖承志、余秋里等被“关”在中南海“闭门思过”，当然是保护。中南海高墙之外，天天挂着砸烂他们狗头的标语，他们每日读书思过，写检讨，还要协助总理处理许多繁杂的事物。

　　胡子叔叔则除闭门思过、读书之外，事情不多，闲暇之余自愿操起伙夫差役老把式，掌起勺来。他腰上围着军用床单，肩上搭条毛巾，到吃饭时间，嘴里吆喝着：“鱼头炖豆腐来了！梅菜扣肉一盘！”说不定还有拿手的红烧狗肉，鸡杂猪大肠……廖公常则是他的搭档。

　　狗头不狗头的先放脑后，不过吃得实在丰盛美味。不少人都凑过来打牙祭，据说总理也很动心呐！

　　王妈妈每月给胡子叔叔100元生活费，周六从中南海回家时，他总说钱不够用，王妈妈说：“买什么呢？东西都便宜，猪肉才7角钱一斤。天天打牙祭，也够。”胡子叔叔则说：“我回来坐三轮，每次要5角！来回要一块！”王妈妈说：“我从城坊街到石驸马大街，才1角5。你从府右街回城坊街要5角！受骗了！”胡子叔叔火了：“什么受骗！你是剥削阶级！我是无产阶级！工人要吃饭的！你嫌5角钱给多了？！他们一家人要吃饭的，你给少了！”

　　真像是侯宝林说相声。不过胡子叔叔是真动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