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1892年9月18日—1988年12月26日)，湖南宁乡县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陶峙岳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由于他治军有方、英勇善战，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他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先后担任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务。抗战胜利后，陶峙岳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他率部起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参加北伐、积极抗战，护送共产党员回延安
陶峙岳，又名陶纪常、陶锄，号岷毓。陶家是湖南宁乡有名的大地主，拥有一座名叫“火龙洲”的庞大庄园。童年时代的陶峙岳生活优裕，不知人世的艰辛。他从小聪明好学，6岁就开始读书，12岁考入长沙城南师范附属小学，14岁考入求忠中学。求忠中学的学生年龄悬殊很大，成年人占很大比例，学校管理也不甚严格，陶峙岳终日嬉游。当时在湖南陆军小学任教的族叔陶刚岚，担心陶峙岳荒废学业，希望他能转学到陆军小学。当时报考陆军小学要通过各县的预考后，才有资格报考，陶峙岳不具备报考条件，只好伪称父亲是南州厅（今南县）种田的，并谋到南州厅一纸公文，方进入考场。事情一波三折，在考场上，南州厅的考生检举陶峙岳非法取得考试资格，幸亏学堂总办见其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坚持发考卷给他。陶峙岳的考试成绩优异，列为备取第一名。恰巧在学堂办文牍的人与族叔陶刚岚交情至深，陶峙岳顺利递补，进入陆军小学。这成为了陶峙岳一生关键的转折点，从此，他踏上了军旅生涯。
1911年春，陶峙岳从陆军小学毕业回到家乡，由父母兄长主持，与周庆仪结婚。他们的婚姻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婚后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新婚不久，传来了广州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的消息，陶峙岳深受鼓舞，决心去武昌投考陆军中学。他辞别了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来到武昌，考入陆军第三中学。开学不到两个月，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陶峙岳和同学们拿起武器，投身于革命的队伍当中。陶峙岳被编入黎元洪都督府的警卫队，后来部队解散，陶峙岳于1912年回到武汉的学校继续读书。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陶峙岳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不久后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秋天，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迁往北京清河镇，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峙岳从该校毕业。毕业以后陶峙岳在部队里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这是他经历过的最艰苦、受折磨最多的一段日子。他常常自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此勉励自己。
1915年春，入伍训练期满，陶峙岳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1916年他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即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陶峙岳奉命训练从绿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对于这支野性难驯的“土匪”部队，他注意从感情上打动他们，再逐渐的晓之以理并与他们同甘共苦、开诚布公，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赢得官兵的一致赞誉。之后“护字营”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战斗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纪律性，取得了胜利。陶峙岳也因指挥出众、训练有功，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
1926年，陶峙岳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中任团长，独立第2师誓师北伐后，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担任主攻任务，并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江西。1927年，独立第2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展开了3天3夜的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南京，陶峙岳被晋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4月，陶峙岳经贺耀祖介绍加入国民党。1928年，国民党部队统一整编，陶峙岳任第40军第3师中将师长。1928年5月，陶峙岳的部队进驻山东济南。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再三命令部队不得出击，使得陶峙岳下属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撤职，陶峙岳虽免受处分，但却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这次惨案是其“平生之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峙岳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带领部队增援上海。在蕴藻浜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接着，日本陆空军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陶峙岳仍率官兵顽强抵抗，坚守阵地21天，由此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陶峙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先后任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务。实际上，陶峙岳在河西部队是没有实权的，大权在握的胡宗南多次剥夺陶峙岳的兵权。
1946年4月，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委任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主要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张治中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长期和共产党保持着较好的交情，曾经三次去延安。张治中到新疆执政后，特别关心关押在监狱里的大批共产党志士，指示监狱改善这些被押人员的生活条件，并给予行动自由。陶峙岳深受张治中的影响，积极支持他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随后，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将此重任委托于陶峙岳，陶峙岳经过慎重思考，选派亲信、总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亲自负责护送。他们不仅制定了周密而详尽的计划，而且在安全、生活、交通、医务等方面也考虑得极为周全。刘亚哲带着队伍，用10辆大卡车护送共产党员及家属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发，与扼守在必经之路上的胡宗南部队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历经艰难曲折，最终安全抵达延安。这是陶峙岳第一次为共产党人办事，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陶峙岳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九·二五”新疆和平起义
陶峙岳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当数他领导的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这次起义使新疆避免了一场血战。然而，起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段艰难而又复杂的斗争过程。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面积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当时人口为433.34万人。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大规模内战时，新疆反动派也撕毁了新疆的和平条约，纠集武装股匪向共产党领导的三区发动进攻。反动势力分布在新疆军政各界，较有实力的有：一是掌握军事实权的顽固派，他们的核心人物是叶成、马呈祥、罗恕人，这是一伙反共死硬分子，是新疆和平起义能否实现的心腹大患；二是泛突厥主义者，他们将新疆各少数民族称之为“突厥族”，“突厥化”又以“土耳其化”为目标，将土耳其词汇大量引入维吾尔语，并一度掌握了“三青团”；三是被三区人民驱逐出境的乌斯满武装股匪，这也是一股顽固势力。顽固的反动派是不会乖乖地还和平给人民的，只有同反动派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取得和平。陶峙岳在国民党军队中资格老、声望高，是影响新疆局势走向的关键人物。陶峙岳到新疆后，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身份尽可能地提拔了一些人，如他的堂弟陶晋初调任警总参谋长，总部所属八大处中，除情报处、政工处人员无权任命外，其它各处都先后调换了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经绥远转发电报，劝陶峙岳等人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根据形势发展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周恩来还通过乔冠华做陶峙岳堂弟陶晋初的工作，要其促使陶峙岳采取主动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为了解除陶峙岳的后顾之忧，彭德怀派人四处寻找其隐匿在乡间的家属，并加以保护。陶峙岳深感共产党的真诚，再加上对新疆的未来问题与张治中早有默契，陶峙岳对和平的向往日益加深。
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峙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抵抗解放军渡江。陶峙岳心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愿打内战，为了拖延时日，他亲自拟定了一个10万大军在千里戈壁行军的庞大军费计划，上报给李宗仁。陶峙岳本人也以种种理由推托、争取时间，迟迟不去南京和广州。3月，新疆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师、旅长报告部队的思想状况，并提出“新疆部队为何而战”的问题讨论，要求各部队总结指导思想。会上，顽固派表明主战的立场要“为党国而战”、“效忠党国”。而陶峙岳深思片刻，在纸上写下了“保国安边”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是对国民党主战派的一种反驳，同时也是陶峙岳确定新疆部队何去何从的明示。
1949年7月23日，陶峙岳明确指出：“今后坚决执行对外增进中苏亲善、对内实现民族平等、确保新疆和平安定的政策，驻新国军在本人指挥下，一本已定方针为新疆和平前途而贡献全部力量。”8月14日，中共中央在苏联的帮助下，派邓力群到新疆伊宁建立“力群电台”，陶峙岳积极配合。新疆三区与中共中央间通过邓力群和“力群电台”开始密切联系，进一步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同时，陶峙岳继续以各种形式为新疆和平起义进行广泛宣传，扩大赞成和平起义的队伍。当时，驻北疆的部队已由政工人员秘密地或半公开地做了大量的和平起义工作，军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大多倾向于和平起义。但驻南疆的部队分散，交通不便，消息传递较慢。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邀请南疆警备总司令赵锡光会面，经协商两人作了三条具体的和平约定：(1)等待人民解放军接近新疆时，即派员接洽，迎接大军进疆；(2)交出部队，解甲归田；(3)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稳住局面。在陶峙岳周密而细致的部署下，新疆的和平出现了曙光。
9月上旬，甘肃酒泉的国民党驻军和平起义，陶峙岳趁国民党无暇顾及，安插了两个营确保玉门油矿免受战争破坏。然而，和平起义的最大阻碍——马呈祥的骑五军令陶峙岳非常头痛。这个军的主战思想相当顽固，以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为首的一小撮顽固主战派只听命于蒋介石，不能轻敌。陶峙岳以叶成为重点进行和平宣传，向他们分析新疆局势及主战的不利后果，并以满足物质要求、保证安全离疆为条件，促使顽固派头目放弃兵权，离开新疆。陶峙岳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使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一时处于摇摆状态，内调之事得以延缓，但三人还是不甘心离开新疆。9月19日，叶成接到胡宗南急电，要他们把部队移至南疆待命。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连夜密商，决定胁迫陶峙岳将部队转移到南疆继续顽抗。
此时，陶峙岳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挺身而出，孤身一人来到叶成、马呈祥、罗恕人三人中间。面对陶峙岳的突然到来，三位密谋的师长慌了手脚。陶峙岳再次摆明时局，晓以利害，三人相顾无言。其实，陶峙岳的这一行动并非一时冲动，他事先已经做了周密的分析。他知道，这三位师长虽无法争取，但他们也不想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其真正的想法是另谋出路。据此，为避免起义部队和人民解放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陶峙岳承担着众人的指责和不解，与他们达成协议，答应送三位师长和其追随者出境，以化解内乱之源。此时，恰逢西宁解放，马家盘踞数十年之久的巢穴被摧毁，马呈祥获悉家属逃到香港后，无心恋战，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叶成、罗恕人也只好答应。为避免节外生枝，陶峙岳等请示中央后，准许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向政府变卖“私人”财产，折成千两黄金和部分银元，于1949年9月25日携眷属及财物乘车离开迪化南行。对于陶峙岳的这一决定，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不但没有错，而且应该给予表扬，这有利于全局。对不愿起义的人员，中国共产党历来不强求，可以来去自由，送他们出境是明智之举。和平的道路已经基本畅通，1949年9月25日，一纸通电拉开了新疆和平起义的大幕。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发出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接受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全军驻宁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与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通电起义的消息一经传出，迪化全城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这就是著名的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
建设和保卫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前，陶峙岳和赵锡光商定：新疆一旦和平解放，他们便把国土和新疆10万国民党部队交给共产党和解放军，然后解甲归田，告老还乡。和平起义后，陶峙岳经常思考：随自己守卫边疆，征战多年的部下如何安置?不能让他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然而，在新疆安家落户、困难重重，谈何容易，最好的办法是发点钱，给点路费，各回老家。解放军顺利入疆后，陶峙岳所部的原国民党军队接受整编，成立解放军第22兵团。按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意见，任命陶峙岳为兵团司令员。毛泽东说服了他改变了解甲归田的想法，请他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起义后的部队除番号改变外，原建制和人员没变，排、连、营、团、师的行政首长只有晋升没有降职或调离，中共中央只给每个连、营、团派去一名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22兵团26师近万名官兵中，从解放军抽派去的政工人员只有300来人。
22兵团自1950年1月起，以开展诉苦和民主教育运动等形式，进行了自我改造。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人民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政府、解放军和军阀部队两种军队的鲜明对比，22兵团的官兵们提高了觉悟，逐步树立了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思想。22兵团还成立士兵委员会，民主管理连队事务；组织了基层党支部，使其在部队中发挥核心作用。在此过程中，陶峙岳处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领导部队进行改造和开展军政训练的同时，勤奋学习，认真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很快。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休整，这支部队很快成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
1950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也为了缓解新疆地方粮食供应的压力，22兵团的10万将士在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踏着积雪开赴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塞外军垦生涯。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生活条件艰苦和生产工具简陋等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垦荒23万亩。不仅大大地超额完成了新疆军区下达的一年垦荒20万亩的任务，而且当年就基本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创造了奇迹。陶峙岳领导下的兵团事业一日千里、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在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合理规划以及广大屯垦官兵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在原本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上拔地而起。其中石河子、奎屯等迅速从农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绿树掩映、道路整洁、工厂林立和农工商贸综合发展的戈壁新兴花园城市。
1954年8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集体转业的22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仍担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9月，陶峙岳被授予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并荣获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
◆陶峙岳（左三）在第一野战军22兵团司令员任上，与政治委员王震（左二）等研究石河子垦区规划。
陶峙岳率领的22兵团除了在新疆垦荒建设中做出贡献外，在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六十年代发生的抵御印度入侵西藏、新疆边境领土的战斗中，陶峙岳领导的22兵团在物资运输和后勤供应等方面给部队提供了无私的援助，有力地保障了这场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962年4月，震惊中外的“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后，陶峙岳和兵团党委书记张仲瀚在协助配合自治区党委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积极提出了由兵团农七师负责筹办，沿着中苏边境线建立劳武结合型的边境农场带的建议，得到党中央、自治区的肯定和采纳。之后，主要由兵团抽调人力、筹集财物而建成的叶尔盖提、阿克雀、乌拉斯台、锡泊提、买海因、乌什尔六个国营农场和达因苏国营牧场就像一道厚实坚固的钢铁长城，保卫着祖国的西北边陲。
邓小平同意陶峙岳加入党组织
自新疆和平解放以来，陶峙岳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智获得充分发挥，人格得到完全尊重，政治上也日趋成熟。陶峙岳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希望自已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93岁高龄时，曾担任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陶峙岳，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陶峙岳起义一个多月后，在与彭德怀、王震等初次会面时，陶峙岳流露出了准备“卸任”的意思。后来，陶峙岳看到共产党人胸怀磊落、生活俭朴；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纪律严明，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各族人民服务的，能够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富强起来。于是，他不再“求退”，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新中国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1950年，经毛泽东提议，中共新疆分局决定吸收一批够条件的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三区革命领导人赛福鼎、起义部队参谋长陶晋初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震也与陶峙岳交谈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陶峙岳想到自己的过去，感到走了半生歧途，没有请求入党。
1952年，新疆军区部队开始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在起义部队的军官中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动，他们顾虑起义前在旧军队里的经济问题被揭发出来，怕被揪住不放。陶峙岳找到王震谈了这问题，担心原起义部队的稳定会受到影响。王震很重视陶峙岳的意见，把此事拿到中共新疆分局的会议上研究。中共新疆分局从团结多数起义军官的初衷出发，决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三反”运动时划了一条线，即:在新疆军区给起义部队配备的政工干部到职前发生的问题，一律不予追究。这样，在起义部队中，直到“三反”运动结束，也没有抓一个大贪污犯，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的威望更高了。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对陶峙岳的肝胆相照和新疆分局的因事制宜，给予表扬。
通过这两件事，王震对陶峙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52年7月，王震第二次同陶峙岳谈起加入党组织的问题。王震问陶峙岳：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要求？愿意不愿意入党？陶峙岳真诚地说道：“是所愿也，不敢请也。”
虽然未入党，但陶峙岳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住在乌鲁木齐的一幢不起眼的老式平房里，被授予上将军衔后，王震对他说：“你现在是我们国家的上将了，给你盖一栋像样一点的楼房吧。”陶峙岳摇摇头说：“不必花那个钱了，我住这里习惯了，兵团现在还很穷，还有好些职工住在地窝子里，省下钱给他们盖点住房要紧。”陶峙岳在离开新疆前的十几年里一直住在那幢旧平房里。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陶峙岳与新疆建设兵团的官兵们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坚决不搞特殊化。一次，他到农七师农场检查工作，农场领导见陶峙岳比过去瘦弱多了，给他单独做了面食、炒了青菜，陶峙岳发现后，说什么也不肯吃，最终与战士们一起吃了用玉米芯和麦草淀粉制作的“饼干”。
1965年，陶峙岳克服了自卑心理，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王恩茂，非常重视陶峙岳的申请，特此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报告：陶峙岳同志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我们自治区党委准备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随即请陶峙岳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报中共中央批准。此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批准陶峙岳入党的问题也被长期搁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陶峙岳于1982年5月再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于人类社会事业的实践。”他坦言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我不仅以加入共产党为荣,更重要的是能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1949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对陶峙岳率部在新疆起义的举动，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和高度的赞扬。1982年的9月28日，这位93岁的老人又迈进了新里程——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老将军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百感交集之下，陶峙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同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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