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57名开国上将中，周桓不为人们所熟知，他以多才多艺著称。周桓酷爱文艺，喜欢和文艺界人士交朋友。他曾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艺工作。经他组织领导和参与修改、导演和演出的现代剧目，有《烈火红心》《杜鹃山》《枯木逢春》《兵临城下》《蝶恋花》等话剧，《棉花舞》《果园舞》等舞剧。他曾亲自导演过沈阳话剧团的歌剧《茶花女》，并进京汇报演出，受到周总理的高度评价。他是军队和全国文艺界中的知名人物，一些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纷纷请他推荐和修改剧本，帮助导演剧目，观摩演出。到外地去演出的辽宁文艺团体，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们辽宁文艺界有周书记的领导真是幸福，全国多有几位像周书记这样的文艺领导多好。”周桓也由此被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亲切地称之为“全国总导演”。
能欣赏西洋歌剧，周桓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实属少见
周桓，曾用名周虎臣、周镇欧，1909年2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今东港市）大孤山。1930年4月在上海参加革命，同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5军政治部秘书，红3军团秘书处处长兼政治教导队政委、军团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警卫师政治部主任，红23师政治部主任，红8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军上级干部队政委，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后称统战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军政学校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兼联络部部长，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军区副政委、沈阳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38年，周桓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的合影。左起：周桓、程子华、关向应、杨尚昆、彭真、邓小平、贺龙、徐冰、郭述申。
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把彭德怀和赞成其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随后的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继续开展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的斗争。军委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免去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领导职务。全军在贯彻落实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又层层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受到株连，政委周桓也转业到地方，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
半生戎马生涯，要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是周桓革命征途中的重大转折。然而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以坚强的党性，坦荡的胸怀，正确地对待了这一工作变动。他一接手地方工作，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50年代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文学评论组工作的涂光群曾见过一些功勋卓著的将军，其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桓、张爱萍、萧华三位将军。1958年，涂光群曾数次去沈阳拜访沈阳军区政委周桓将军。涂光群觉得周桓挺了不起，是个儒将，想请他写文学评论文章。在沈阳周桓的寓所，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将军。涂光群后来回忆说：“一进门便听见钢琴声，原来是他的爱女在弹奏。将军个儿不高，穿一身合体的深蓝色呢料便服，显得很精干。他喜欢来回走动，说话爱用手势，人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那时他不到50岁，精力旺盛，正处盛年。他一方面处理繁忙的军务，另一方面酷爱戏剧，常挤出时间亲自辅导军区的一些剧作家编戏、排戏。1964年我最后一次在沈阳见到他时，他已调任辽宁省委的文教书记，他亲自抓辽宁省的话剧会演剧目，同剧作家们一起讨论剧本，下剧场看排练；他还满有兴趣地同我谈洋歌剧《茶花女》的排练。你很难设想，这位深谙西洋歌剧、外表平常的小个子是共和国的一位上将，他有几十年极不平凡、富含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他从遥远的东北去到南方中央根据地参加红军。他曾长期担任红军中的敌工部长、统战部长，八路军中的组织部长、军法处长这些职务，但他一直保持着儒雅风度、浪漫情怀，酷爱文艺、戏剧，也欣赏外国的洋歌剧，这在解放军将领中实属少见！”
周桓亲自导演《茶花女》
沈阳话剧团排演《茶花女》时，先期演出12场，周桓跟了10场，每场演出后都同演职人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修改意见。几经锤炼，使这部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在沈阳演出时，广告一打，几个小时票就卖光了，群众还要求增加演出场次。
《茶花女》在排第一场戏时，饰演男主角加斯东的王稼庆第一次出场，上场后先向玛格丽特行了一个欧洲的古典礼节，然后伸出右手，让玛格丽特行吻手礼，周桓喊道“停、重上”，王稼庆一连上了三遍，周桓都在此处叫停。沉默了一会儿，周桓问王稼庆：“为什么让你停？”王稼庆紧张又茫然的说：“不知道。”周桓说：“三遍没改，看来你是不知道！”周桓说后停了一会儿，看看大家（周桓排戏时除本团演职员在场外，很多剧院、团都派代表来学习）。这时排演场非常静，王稼庆感到静得可怕。周桓见王稼庆实在不知道，便从容地说：“你就做一个让玛格丽特吻手的动作。”王稼庆做了，周桓大声说：“停！别动。”周桓说：“你看看自己手的姿势。”王稼庆一看手才恍然大悟，简直羞得无地自容。周桓问：“怎么啦？”王稼庆回答：“是兰花指。”王稼庆一说完，排演场内轰的一声笑了起来。
排演结束时，周桓高兴地说：“作为一个好的演员，不但要准确掌握人物的内部舞台自我感觉，还要通过外部舞台自我感觉塑造出鲜明的舞台形象，每一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要有强烈的时代感，巴黎的公子哥绝不会有中国京剧里旦角的‘兰花指’（众笑），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心理动作和形体动作，这是一个由体验到体现的创造过程，也是由意识到下意识的过程，不能把其他戏里的习惯动作和自己的习惯动作，不加选择的流露出来，这对于我们每个演员都是应该借鉴的。”周桓的这一番话在当时是了不得的，特别是用了戏剧术语结合现实说出来的。这点使王稼庆终身难忘。
周桓认为，领导文艺工作必须要尊重艺术规律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又称“广州会议”），剧作家、导演、戏剧理论家和戏剧工作者160多人参加。会上，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党的依靠对象，给知识界以极大鼓舞。陈毅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口号，受到与会者及广大知识分子广泛欢迎。
周桓经常对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强调：领导文艺工作必须要尊重艺术规律，克服不懂装懂瞎指挥的官僚作风。他坚决反对粗暴干涉的军阀作风，他自己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率。周恩来、陈毅邀请周桓在广州会议上做了《关于戏剧创作领导方法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和文艺界领导的充分肯定。周桓极力主张提高文艺作品的品位，提高文学艺术的质量，不能老是“下里巴人”。周桓在广州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央苏区的时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候，大城市少，主要靠宣传队、文工团演点节目，要求也不高。那时候的领导方法和习惯不同如今，现在条件变了，文化生活提高了，要求也高了。文艺是一个部门，今天只是宣传鼓动就不够了，要适应今天的条件进行建设。不适应的应当变，但有很多仍没有改变。”在辽宁省一次文艺座谈会上他严肃批评了文艺创作上的一些不良倾向，指出：“我们过去对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要求有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现象。用政治概念和政治公式去要求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总想面面俱到。有的同志把毛主席思想庸俗化了。毛主席思想不论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对马列主义都有创造性的发展，但什么小事都要表现毛泽东思想，这不是思想性、政治性强，而是把思想性、政治性庸俗化的表现。”“艺术作品是影响后代，培养接班人的，不能把后代教育成头脑简单的人。有这样一个女孩子，老师告诉她：‘你遇到困难就想想祖国。’她说：‘作文时想祖国愈想愈写不完，可是算代数时愈想祖国就愈乱。’感情是具体的，不能什么东西都用一个框子往上套，要有区别。教育和写文章一样，简单化是不行的。”
◆周桓参加毛泽东主席与沈阳军区、辽宁省委的同志合影。左起：周桓、邓华、毛泽东、黄欧东。
周桓在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中，敢于顶逆风，战恶浪，坚持一身正气。他以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为蓝本，组织创作人员写了舞剧《蝶恋花》。这个以毛泽东与杨开慧烈士革命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剧作引起了江青的极大不满，百般阻挠该剧的排演。周桓不听那一套，照常排演。《蝶恋花》以生动的故事和优美的舞姿，再现了杨开慧与毛泽东革命斗争中的爱情生活，表达了老一代革命家坚贞不屈的爱情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受到专家们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把抓文艺人才放在头等大事的地位
周桓担任辽宁省委文教书记后抓的头一件事就是抓文艺人才。他多次对负责宣传和文艺工作的干部说，没有一大批文艺人才就谈不上繁荣文艺，辽宁省文艺工作差就差在缺乏文艺人才。从1960年到1962年的两年间，他先后3次派省委宣传部长安波和省文化厅的同志到北京去招聘文艺人才，先后请来了刘炽等30多名各类艺术人才，并都安排到了重要的岗位上，使其发挥作用。
1961年，应周桓的邀请，为电影《上甘岭》作曲而轰动影坛的著名作曲家刘炽来到辽宁歌剧院，他担任副院长兼艺委会主任。在周桓的支持下，刘炽的创作有了新的成绩。
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到沈阳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无事生非》与雪克创作的《战斗的青春》。周桓对这两部剧作的演出非常关心，让刘炽为《战斗的青春》作曲。周桓说：“刘炽同志，给你二十天时间，把音乐拿出来。”“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刘炽回答。“那么就十天？一周？”“只要三天！”“你别胡弄了！”“三天足够了！”刘炽固执地说。
回到辽宁歌剧院大院，刘炽把房门紧关，夜以继日地为《战斗的青春》写伴奏音乐，仅仅一天半就告捷了。中午，他动员乐队队员抄写分谱，随后合练。同时给周桓打电话汇报。周桓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愣住了：“什么，四点钟请周书记去听？还不到两天哪！”
下午4点半，周桓来到辽宁歌剧院。5点，乐队开始合乐。听着听着，周桓兴奋地站起来随音乐打起了拍子：“好！刘炽，说话算数，真有你的！”
电影《英雄儿女》剧本完成后，其作者、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毛烽和电影导演武兆堤专程赴沈请刘炽再度出山。刘炽却面有难色：“感谢两位盛情，但我写过了《上甘岭》，音乐上恐怕难有突破，加上现在又是辽歌剧院院长，实在脱不开身……”
毛烽和武兆堤找到了周桓：“周书记，您应该支持我们让刘炽去写《英雄儿女》的音乐啊！”周桓痛快地答应了：“好，我说服刘炽让他去。”武兆堤刚回长影，林农又来找刘炽，请他为《兵临城下》写电影音乐。刘炽说：“实在对不起，我已经接下了《英雄儿女》……”林农见说不动他，又去缠周桓：“《兵临城下》和《英雄儿女》一样，都是长影1965年的重点片，而且这一部是辽宁推出的作品，主要演员李默然、王秋颖、赫海泉都在辽宁，您一定要支持啊！”周桓又被林农说动了，对刘炽说：“你就能者多劳，到长影都给完成了吧！”
两副担子一肩挑，刘炽一来到长影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对于事业心强的艺术家，这压力常常会变成动力。刘炽接过《英雄儿女》剧本，读了三遍，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四位志愿军指战员和老工人的形象很快便在他眼前鲜活了起来。再拿起老搭档公木送来的歌词《英雄赞歌》，他已按捺不住自己激情，整个曲子一气呵成，成为了经典音乐作品。
奉献余热
1964年全国歌舞百花奖，辽宁省夺取了8项大奖。同年，在周桓的领导下，举办了辽宁省第一次戏剧观摩大会，有力地推动了辽宁文艺事业的发展。现在，辽宁省老一代文艺工作者都非常怀念周桓，都由衷地称赞他对文艺工作内行、热爱，对辽宁省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由于周桓在领导文艺工作中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辽宁的文艺工作很快有了新的起色，并逐渐走向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剧目及文艺作品，多次在全国文艺汇演中获奖，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表扬。“文化大革命”中，周桓被当作“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和“黑后台”，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1966年6月23日，《辽宁日报》在《向我省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开火》的通栏标题下，首先发表了批判周桓的文章，全省各大小报刊也相继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声讨周桓的文章，攻击周桓“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竭力推行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散布反动文艺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把揭发批判以周桓为代表的辽宁省文艺黑线运动推向高潮。
很快，周桓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全家受到株连。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桓任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中共中央为周桓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为其恢复名誉，把他调到北京，分配到文化部当顾问，并任全国文联理事会理事。
1979年，周桓又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部顾问。此时，他虽然已经是70多岁高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摧残得半身不遂，但他仍像当年那样，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继续为党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余热。
中央芭蕾舞团曾是闻名世界的高雅艺术殿堂，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左”的思潮的严重冲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团里秩序混乱、演员老化、思想散漫，事业处于低谷。为使芭蕾舞团尽快恢复生机，文化部派张敦去任党委书记。张敦上任后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张敦在辽宁时曾在周桓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他得知周桓到文化部当顾问后，立刻到文化部找黄镇部长，请求让周桓到芭蕾舞团指导工作。黄镇知道周桓在文艺界德高望重，很有威信，他若能去，打开芭蕾舞团的工作局面当然不成问题。可是一考虑到周桓的身体健康状况，他就犹豫起来。周桓知道后主动找黄镇，答应去芭蕾舞团帮助工作。黄镇嘱咐张敦，一定要照顾好周桓的身体。
周桓一到芭蕾舞团，首先展开了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演员的思想比较复杂，有的年龄大了不想再干；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思想情绪尚未消除；有的看到文艺界一些人开始“走穴”，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待遇偏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位主要演员，在国外都享有名气的大艺术家，每月工资才48元，演员一天的练功补贴只有3毛钱。有一次，周桓在排练场看到一位舞蹈演员突然倒下，吩咐人赶紧送进医院，原来是因营养不良和练功量太大所致。他从国家体委请来运动专家，到排练场对演员的运动量进行测算，结果相当于国家女排的运动量。于是，周桓与黄镇部长联名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反映了这种情况，建议提高演员的练功补贴，得到批准。
为迅速提高我国的芭蕾艺术，在周桓的积极建议下，先后从法国、俄罗斯等国请来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前来指导芭蕾舞团的排练演出，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和演职员艺术水平的提高。
1981年春节期间，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在广州排演大型话剧《北上》，请周桓给予指导。周桓坐飞机到广州，对《北上》提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这次广州之行，他看到了许多久别的老同志，也受到了热情欢迎。
1988年，周桓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以后，周桓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更加虚弱，常年卧床。但当听说沈阳军区来人采访，要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和《新式整军运动》两卷，他很激动，热情地接待来访者，比较系统地回忆了东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和辽沈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后来形成了两篇回忆文章，共2万多字，分别收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辽沈战役》和《新式整军运动》卷。
1993年10月27日8时41分，周桓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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