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小王在接受审查初期,曾经哀叹一声,说了一句:“其实三年前点名点不动老许,我就知道难免有今天的下场。”
事情还要从1972年说起。
1972年9月7日,对小王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坐飞机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
最初,就连小王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只知道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到了北京,他当了几个月的“旁听生”。
一是读书,读《毛选》、马恩列斯文集、中国古籍;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
1973年初,教员召见小王,问及王的年龄,王说38岁,教员说:“你比我强多了。”
王即称赞“您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
教员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教员对小王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小王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教员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小王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教员对小王说了这番话。
1973年8月20日,“十大”预备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教员没有到会,而任命小王为“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
周当天宣布完有关小王任命的决定后,就从主持人席位上谦恭地退了下去,接下来交给小王主持会议。
在场的100多位与会人员当即就明白了主席的意思,这是要培养小王。
紧接着,在“十大”召开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教员又委托周传达了要小王担任副主席的提议。
当时,李先念等委员们都没有表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更尴尬的是,脾气火爆的老许直接撂下一句话:“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
8月23日晚,周又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
会上,周再次传达和解释了有关教员选调小王到中央工作的思想,想要说服大家“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而老许还是不服气,期间没忍住,多次插话。
有领导给老许扣帽子,说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老许闻言,嗓门一下就提上来了,厉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场面十分难堪。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小王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教员的右侧,而教员的左侧就是周。小王当选。
按照常理,38岁官至正国,这是多大的喜悦,但是谁又能想到,这是杀身之祸呢?
为了扶上马,送一程。会后不久,教员谈起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
柳宗元处在唐代藩镇割据时代,全文是针对藩镇割据来讲。而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是中国政治的一块心病。
1973年12月12日,教员在会上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油了”,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事。
当时教员有意锻炼小王,让小王点名,结果小王第一个点的就是老许。
老许连理都没理小王,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结果小王又点了一遍老许的名字,这次老许直接猛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水都震了出来,现场气氛极为尴尬,小王无奈地回头望着教员,教员也铁青着脸。
于是,周出来圆场,拿着花名册出来点名,一个一个重新点过来:李德生,杨得志,许世友......无论点到谁,下面都是大声答“到”,态度毕恭毕敬。
老许
这就是1976年,小王叹气的来源:“其实三年前点名点不动老许,我就知道难免有今天的下场。”
但是教员对小王依旧寄予了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教员先后17次会见外国元首,都把小王带在身边。
1973年11月7日,小王陪同接见塞拉勒窝内总统史蒂文斯一行
小王31岁在上海起家,他的根基不在这,到中央工作后,得罪了各方的头头脑脑,自然很难架住场子。
面对当时异常复杂的政局,其实教员心里是有数的,甚至做好的极端的准备。他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我们共产党人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
为了让小王有个心理准备,他还推荐小王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通过抓阄,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被推为皇帝。那天刘盆子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登基后,刘盆子对朝政不感兴趣,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完全管不住手下的农民军,最后提出要让贤,随着农民军失败,刘盆子被光武帝刘秀生擒,沦为了阶下囚。可能是同宗同脉的原因,光武帝刘秀可怜刘盆子这个孩子,就封其为赵王郎中,赐荥阳均输官,食禄终身。
教员让小王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靠造返起家,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既然上来了,就要坚持到底,千万不要学刘盆子“打退堂鼓”,要注意学习、长进、团结大多数,否则,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
事与愿违。小王在上头说话根本没有分量,也完全指挥不动军队。把他放在这样高的位置上,等于放在火上烤,是一种“煎熬”。
1975年6月下旬,小王回到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开始,中央日常工作由小平主持,而小王从那之后再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情绪十分低落。
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投票
1976年10月7日,小王被拘禁审查。
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中央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
小王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这是一个教训啊,年轻人“坐火箭”,已经就是动了老人的奶酪了,还想掀起什么风浪来,危险的很呐,搞不好就可能埋葬了自己。
太平年间的政治,谁上位都无所谓;一旦政治动荡,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小王看清了现实,那就是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没有基本的军权,还想搞什么其他阴谋呢?完全是以卵击石。虽然小王被捕时只有41岁,身强力壮,但因为长期心理压力过大,最终患上肝癌不治身亡。
有人说,德不配位却又不断追求权力,导致了他的结局。
也有人说,这不是什么“教训”,而是时代的悲剧,在这样的政治漩涡里斡旋,谁又能全身而退呢?
人呐,就是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谨以此文,发人深省,无他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