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

　　抗战时期，周恩来亲自领导创办了我党在国统区的第一张报纸——《新华日报》，他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和灵活的办报方式，为该报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不但报道了大量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周恩来还亲自为该报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作为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成为我们党在国统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传播平台，在抗战中充分发挥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鼓舞中国军民斗志、团结爱国人士、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作用。

　　一、周恩来指导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第一份共产党公开报纸的创办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立即带着《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飞抵上海，准备在这里会见民主人士后，转赴庐山与国民党当局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1937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上海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要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周恩来还与上海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会谈，向他们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筹办党的机关刊物的意愿，明确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一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

◆抗战期间的周恩来。

　　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后，最初达成了中共可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协议。周恩来还和朱德一起探望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这样，在周恩来的精心领导下，潘梓年、章汉夫、钱之光、吴敏（杨放之）、徐迈进、袁冰等人成为了新华日报社最早的一批报人骨干。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南京开始筹办《新华日报》，不足一个月，机器、纸张就置办齐全，可是当报纸送审时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阻挠。按当时国民党的规定，注册报刊杂志需要先交付保证金，国民党当局故意提高报纸的保证金金额来阻止共产党办报。

　　上海、南京抗战时局吃紧后，1937年10月，报社筹备成员也转移到汉口，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新华日报》的出版问题。1937年12月21日晚，周恩来等人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周恩来再次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出版日报的要求，这一次《新华日报》终于获准办理了注册出版手续。

◆图为时任《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中）、总经理熊瑾玎（左）、总编辑吴克坚（右）。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终于在汉口正式创刊。周恩来为创刊号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旗帜鲜明、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新华日报》的任务和目标。《新华日报》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报刊上向读者庄严宣告了本报任务：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

　　《新华日报》创办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挥它的政治作用，专门成立了党报委员会。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组织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周恩来被任命为南方局书记，并负责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周恩来制定了新闻事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正确办报方针，在《新华日报》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这表明了该报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它不仅肩负传播信息、文化、知识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为坚持团结抗战这个政治大局服务。

◆《新华日报》创刊号，报头为于右任题写。

　　周恩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他认为《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就要“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继续努力，坚持不懈，来迎接民族民主的新高潮。”他强调：“《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党报，是我党在国统区树起的宣传爱国主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

　　在坚持党性原则的正确办报方针的同时，周恩来还指出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有不同的宣传重点，办报的方式要多样灵活。抗战时期不同阶段敌我友情况不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各种力量的对比和情况变化也很复杂，周恩来指导新华日报社的同志要特别注意正确掌握政治大方向。在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下，《新华日报》始终将斗争矛头对准日军和汉奸卖国贼，既宣传报道了国民党爱国将领积极抗日的事迹，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一面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周恩来领导下，《新华日报》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发挥出积极开展抗日动员、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二、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在险恶的环境中努力生存和发展

　　武汉失陷前夕，国民党的机关和报纸早已撤往重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坚持出版。直到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才指挥最后一批同志撤退。24日深夜，他不顾从汉口东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坚持检查最后一期《新华日报》的情况，为在武汉出版最后一天报纸作出安排。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了新一期报纸。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它和中共其他党报党刊一起发挥了党媒在抗日宣传和政治动员中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与《新华日报》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商量工作后在报馆会议室合影。左起：李中和、许涤新、戈宝权、华岗、潘梓年、周恩来、陈家康、薛子正。

　　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领导了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为了扩大我党在新闻媒体界的政治影响，周恩来向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提出要切实做到“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他经常关心报刊的采访、编辑、印刷、出版、发行，总是亲自审阅、修改报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这样描述周恩来：“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周恩来这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的精神，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南方局的同志特别是新闻战线的同志像他一样，为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努力作出自己的奉献。

　　为了限制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抗日宣传，1939年国民党成立了战时新闻检查局，设立了重庆、成都、西安、桂林、昆明五大特级新闻检查处；1940年11月，国民党当局建立了21个新闻检查所和54个新闻检查室，许多进步报刊被迫关停。在这种形势下，《新华日报》想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并保证自身生存发展绝非易事。“反动统治没有一天不在想方设法把这个报纸扼死。”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保证《新华日报》继续出版发行，周恩来对报社的同志提出：“在国统区办报，不能图一时痛快与他们（国民党）顶牛，顶牛过了，他们就会封你的门。要从长远利益考虑，采用迂回曲折的战术，报纸的调子要低一点，不能过红，既要生存下去，又要持续同他智斗。”

　　1941年1月11日晚，周恩来出席《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庆祝晚会，会间却接到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消息。周恩来即在会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并激励大家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他指示新华日报社在次日的报上报道他的发言中透露新四军北移中受到包围袭击的消息，并召开中共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和斗争方针与措施。

◆1941年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疯狂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首当其冲。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等在渝干部的安全，中共致电南方局要他们和“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鉴于形势越来越严峻，经反复商量考虑，周恩来等决定将《新华日报》的40多名工作人员转移、疏散，只留下少数人坚守重庆，坚持办报。撤离的人员一部分去了延安，一部分绕道香港经上海转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后来都成为《新华日报》其它地方版的骨干力量。

　　对于留下坚守岗位的同志，周恩来反复地进行了气节教育和严格的保密教育，要大家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可能搞突然袭击，窃取我们党的机密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必要时要把机密文件销毁，要准备坐牢，准备牺牲。1941年1月18日，当周恩来听说新华日报社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捕，当即向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人张冲据理力争，迫使他们将人放回。2月6日当他听说《新华日报》发行受阻，亲往曾家岩宪兵队进行交涉，在严寒中坚持斗争两个多小时，宪兵队被迫退还扣留的报纸。周恩来将报纸当场散发给围观的群众。

◆《新华日报》印刷机（收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周恩来在百忙中还常为《新华日报》的经营问题操劳。为了解决报社经费问题和国民党的油墨封锁，周恩来指示建立了“兴华炼油厂”。炼油厂盈利的一部分以捐款的形式用于支持《新华日报》的经营，炼油厂的下脚料可以制成油墨，以打破国民党对油墨的封锁。周恩来希望《新华日报》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也要努力使报馆盈利。负责广告的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努力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使《新华日报》在经营上很快有了成效。

　　《新华日报》在周恩来领导下，坚持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坚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战时期在国统区艰难的环境下一直坚持出版和发行是很不容易的。但国民党难以容忍它的存在，抗战胜利后一年多就查封了它。1947年2月28日，重庆的《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此后不久，昆明营业处、成都营业处也都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三、《新华日报》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作为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周恩来努力要把《新华日报》办成党的重要政治传媒，他向报社的所有工作人员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在报社人员的思想觉悟方面，他要求新华日报社编委以上的干部每周四都要集中到红岩村进行学习，规定每天一小时学习政治理论，并根据文化程度的不同将整个报社人员分编为几个班，学习马克思列宁原著、党的方针政策等等。他认为在国统区办报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难免会产生认识的混乱与动摇，从而危害革命工作。二是在报社人员的业务能力方面，周恩来希望每一个同志都能做到“一专多能”，“既能写社论、专论，又能编新闻；既能采访，又能编副刊；既能做编辑工作，又要学会排字、印刷等各种本领”。培养“一专多能”的全面型人才是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的现实需要。

◆周恩来在阅读《新华日报》。

　　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不但这样要求新华日报社的全体同仁，自己也带头这样做。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虽然日理万机，但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新华日报》出版发行排除各种困难，为报社审阅重要文章，并亲自撰写了许多时评、社论、纪念文章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爱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据统计，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初期，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37篇，题词11次。其中重要的文章包括：《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关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论目前抗战形势》《辛亥、北伐与抗战》《论今后敌人的动向》《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团结起来打敌人》《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苏联红军胜利的前进！》《“团结”的旨趣》《左权同志精神不死》《追念张荩忱上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等等。

　　在新闻界，社论为新闻评论的一种，是最为重要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是报纸编辑部就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代论是“用以代替社论的署名文章。作者多为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或权威性的人物。文章由个人署名，代表报刊编辑部发言，有时可以起到社论所不能企及的作用。”《新华日报》代论的作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涉及当时抗日形势的全局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或者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某一个战线工作的重大指导思想问题”。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共发表了社论2篇，代论17篇。

　　1938年10月7日到9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连续赶写了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他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1938年10月24日晚，武汉沦陷前一夜，紧急的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他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口述了一篇社论，题目为《告别武汉父老》。他以坚定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表现出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坚持抗战的决心、信心和英雄气概。同年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27周年，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代论《辛亥、北伐与抗战》。文中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他激励中华民族所有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捍卫民族独立，团结一致，抗日到底。

　　1941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再次处于紧张状态，抗战进入了更艰难的时期。为反抗国民党当局日益收紧的新闻检查，充分发挥《新华日报》在宣传阵地的作用，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自1941年5月25日起，每逢星期天便发行增刊，出版一大张报纸，并在头版头条发表代论。这一年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5月25日该报发行的第一期增刊的代论，就是周恩来亲自撰写的《论目前战局》。他在文中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目前为止的范围和战况，以及德、意、英、美、日各国的战略意图，对世界战局发展作了深刻分析，强调“我国的抗战不排斥运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同年6月1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了代论《论时局中的暗流》，他进一步指出“新的一股暗流却在日美的少数人中渐渐生长起来，他们企图或承认以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事”，对于这种暗潮涌动的倾向，周恩来表示坚决反对，要“更加坚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6月15日和22日，《新华日报》星期天的增刊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代论《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观点，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民族问题上对英美存在幻想，对内不联合各民族、各阶级一致抗日，放纵汪精卫之流的妥协投降活动。

　　《新华日报》1941年集中发表的一批周恩来撰写的文章，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时局，宣传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行，坚定地表明了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立场。

　　四、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充分发挥出党报的重要政治作用

　　自1938年1月11日创刊，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新华日报》共出版3231期。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挥出我党的政治传媒的特殊作用。周恩来不仅为《新华日报》的创办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新华日报》的日常运转，为其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抗战中成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宣传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舆论武器，在鼓舞人民斗志、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抗战时期发挥出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爱国动员的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作为一支“宣传部队”，对日本侵略者残杀我国同胞、践踏我国领土等暴行，对中华儿女奋起抵抗的英勇事迹进行了大量且详实的报道。如1938年上半年，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就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系列报道，以《日寇在南京兽行》《南京同胞惨遭蹂躏》等为题，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野蛮罪行。《新华日报》为及时报道中国军队的抗战事迹，报社团结、培养和发掘了一批战地记者，通过本报专电、战地通讯等形式，进行大规模的战地新闻报道。《新华日报》相继派出大批战地记者，陆续从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开展一线报道，推出了《太原在包围中》《枣庄矿工游击队》《游击生活三个月》等报道，大大鼓舞了中国抗战部队的士气，振奋了中国人民抵抗外辱的信心。

◆重庆化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

　　同时，《新华日报》还密切关注国内战争的动态变化，发表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对战争形势发展走向的理论分析文章。如1938年6月《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论述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以及在抗日游击战中如何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问题。又如《新华日报》于1938年10月7日至9日连载了周恩来的《论目前抗战的形势》一文，指出：“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切对中国抗战之速亡论或速胜论，均已从事实上宣告破产。”这些抗战时局论为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起了重要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其次，发挥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内外一切爱国力量的重要作用。

　　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保证，《新华日报》则是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各方抗日力量和抗日主张的重要舆论平台。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创办之初，就提出必须努力建立并不断扩大重庆新闻界的统一战线。他指示新华日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团结工作要从新闻同业中做起，多多争取友军，对国民党报刊也不是绝对排斥，而是采取团结的方针，比如只求团结他们一个副刊，或者团结他们某个编辑记者。根据周恩来领导贯彻的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当时的《新华日报》上经常刊登各界爱国人士发表的文章，包括冯玉祥、老舍、郭沫若、沈钧儒、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新华日报》的特邀撰稿人。《新华日报》的这些做法对新闻界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也开辟了空间。

◆周恩来和董必武在红岩村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合影。

　　此外，《新华日报》在周恩来领导下，还注意团结在重庆的国际友人和记者，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0年12月24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对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进行了初步统计，大概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周恩来还认为，“这些国际媒体及其记者，在报道中国抗战进程、宣传中国抗战力量、争取外国援助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在国际上，《新华日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欧美各国政府到各种政治势力，都是从《新华日报》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也是从《新华日报》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及其经验的。

　　最后，发挥出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与顽固派进行斗争的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华日报》在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的同时，还要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限共等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如1939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由叶剑英等起草的《追悼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军杀害新四军、八路军干部的残忍暴行，对国民党的丑恶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

◆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留影。

　　又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为了掩盖他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控制各种媒体和全部宣传工具，对新四军大肆造谣、诬蔑。《新华日报》及时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结果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全文扣押，不准刊登。周恩来得悉此情况后立即为《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悲愤地写下一首名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18日清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迅速售出，报纸销量从平时的一天一千份猛增到五千份，向广大群众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行径。周恩来在同国民党当局交涉的同时，还指示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立即和记者石西民一起，连夜走访《新民报》《新蜀报》《商务日报》等报，向他们介绍事变的真相，希望各报在舆论上主持公道。《新民报》等没有附和中央日报社的假消息，从而使我党在皖南事变后很快在政治上占据有利态势，使国民党顽固派陷入孤立。

　　总之，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充分发挥出党媒的政治功效，揭露了日军的侵略罪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动员了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同时也孤立和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成为我们党在国统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传播平台。尽管历史巨轮已经走过八十多年，但《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发挥出的重要政治作用以及周恩来对创办和经营该报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载史册。《新华日报》展现出的党媒应有的政治影响力至今仍鼓舞着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在新时代为新的奋斗目标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