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晃，曹征路老师去世已经一年多了。
曹征路是一位勤奋深邃的作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两部中篇小说，一部《那儿》，一部《霓虹》。
也许，曹征路是最后一位可以被称为“工人阶级作家”的作家，他熟悉工人的生活，对他们充满感情，他的整个身心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小说《那儿》发表于2004年，描述了国企矿山机械厂改制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
矿机厂五十年代从东北转战江南设厂，到七十年代末已经发展成为设备总吨位号称江南第一的大厂，拥有三千多工人和五百多工程技术干部。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虽然风大浪急，但矿机厂这条大船依然平稳。这是因为工人们多年来练就了十八般武艺，除了飞机，什么都能造，随着改革深入，来自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没有了，但工厂适应市场需要，成功地转型生产农用机械。
尽管如此，到九十年代末，矿机厂还是不能逃脱改制的命运——莫须有的“产权不清晰”，成了国企的原罪，改制成了新的时代潮流，瓜分国有资产，是“最后的盛筵”，有资格分食一块唐僧肉的人，都绝不想让自己缺席。
男主角“我小舅”朱卫国是劳模出身的工会主席，属于“厂领导”，但他宁愿和工人站在一起，为保住工厂而进行一场艰难的抗争。
朱卫国是这样一类人：被组织一手培养起来，对组织有深厚感情，面对工厂改制，工人下岗的巨大阴影，他最为大胆的怀疑也无非是“有坏人”，于是抱着寻找“正确领导”的心态不断向上级反映，从省城一路告到北京，却一律石沉大海。
饱经风霜的老厂长点拨他，“风向变了啊，小朱”，可是，朱卫国还是“执迷不悟”。
朱卫国的最后一搏，是利用允许职工集体购股的条款，发动全厂工人向银行抵押房产证，用贷出来的款项取得绝对控股地位，以保住工人对工厂的所有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条款居然是事先挖好的陷阱。
待到工人款项到位后，市里突然下发了29号文件，提出“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并且强调要确保核心经营者能持大股，“他们就是要把矿机厂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界定老板拿大头，看你能怎么样？”朱卫国并被告知，作为厂领导的一员，他至少可以获得3%的股份，变成“大老板”。
朱卫国崩溃了！
——他最坚信不疑的东西垮塌了！
——他成了自己最憎恶的“盛筵”上的一员，他的面前也被摆上了一盘肥美的唐僧肉，这些肉是从他视为命运共同体的工友们身上割下来的；
——他对全厂工人所有的责任心、他为挽救工厂而进行的全部努力，都反过来证明他是一个骗子，因为他的欺骗，工人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
朱卫国别无选择，他只能躺在空气锤下，按下开关，把脑袋砸得粉碎，只留下一具没有头颅的躯体。
朱卫国为什么选择如此酷烈的方式自我了断？
那是因为，他的脑海里正在发生一场持续的信仰崩溃，他无法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他和他的阶级都被出卖了。这种痛苦，像一把钢锯正在锯开他的头颅，所以，他宁肯把头砸碎，也不愿意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
《那儿》中，还有一位女工杜月梅，她是朱卫国的徒弟，与朱卫国有着朦胧的初恋，下岗后沦为站街女。朱卫国死后，万念俱灰的杜月梅“信主”了，她“现在心里平静得很”，但是，她真的能够平静吗？
02
《那儿》问世两年后，曹征路又发表了小说《霓虹》。
《霓虹》可以视为《那儿》的姊妹篇。小说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日记构成，呈现了下岗女工倪红梅的悲惨生活及其在绝望中的反抗。
倪红梅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杜月梅的故事，也是《漫长的季节》中李巧云的故事，是许许多多下岗女工的故事。
下岗前，倪红梅是纺织女工，下岗后，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加上丈夫意外身亡和女儿重病，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市先进工作者，不得不靠卖淫为生。
虽然身为“下贱”，为了区区50元钱就任人蹂躏，但曾经身为国家主人的经历，一直深深地铭刻在她内心深处。她与其他霓虹灯下的姐妹们一直在进行灵魂拷问：“我们是抹布，是下贱，为了多挣一点什么罪都得受。可我们天生是做抹布的吗？我们愿意当抹布吗？我们也曾经主人过。”
终于，她们迎来了重新当主人的一刻。
有一次，几个姐妹被招去为一个机关大人物的寿宴陪酒，阿红和阿月都被那变态的家伙用烟头烫得浑身是伤。
她们决定到机关大门口聚集，为自己讨个说法。最重要的，她们的行动得到了其他下岗工友的支持——
“他们来了也不说什么，就是站在马路对面看。只是有一点很特别，他们都穿着工作服，是从前那种老式的印着厂标的工作服，有焦化厂的、钢铁厂的，也有绢纺厂的、棉纺厂的。刘师傅特意在工作服里面打着一条红领带，红领巾似的特神气。他把那辆自制的小车摇来摇去，特意对我挥了挥手。”
他们为什么要穿上工作服？那是在社会主义前史中，他们曾经身为国家主人的标识。
“这一刻，我（倪红梅）突然明白了自己。热泪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喷！这就像猛然走进一部老电影里，我们迎着高压水龙，迎着让人窒息的无可诉说的悲痛，还有像鞭子一样抽下来的暴风雨，劳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这是孤雁追上了队伍，是溺水者看见了海岸线。”
在这一刻，被割裂的历史——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乘风破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及那句古老的格言“团结就是力量”…… 又熔铸成了一个整体，令她们重新找回了做主人的感觉。
03
曹征路老师的创作，有浪漫主义的一面——《那儿》的结尾，矿机厂的改制被叫停了，《霓虹》的结尾，倪红梅和姐妹们获得了赔偿和道歉——都体现了这一点。
但曹征路的创作，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一反《东北一家人》式的自轻自贱、赵本山、黄宏小品式的油嘴滑舌，重构了下岗工人形象。通过自己的作品，曹征路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记录了下岗工人在改制过程中的痛苦、困惑、失落，也记录了他们的抗争。
我思，故我在！我抗争，故我是主人！
要知道，主体性从来不是别人赐予的，要靠自己来争取。
2015年2月1日，我在朝阳区文化馆欣赏了一场“打工春晚”，参加演出的都是一线的打工者。他们的表演，真挚而又充满感情，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卑微、不安并且无助——却让我感到奇怪，因为这是一种类似战俘的精神状态。
新一代打工者，不是朱卫国、杜月梅、倪红梅……，他们不是从原来的公有制企业工人代代相传而来的，而是在原公有制企业被清空后的场地上重新出现的，他们没有享有过朱卫国们曾经享有的权利，也没有受过朱卫国们曾经受过的教育，当然也没有朱卫国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和朱卫国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断裂。
曹征路老师的创作，由此成为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晚近三、四十年出现的打工者阶层，可以同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完成精神上的会师，并在可以期待的未来，再次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
夸父逐日，道渴而死，但临死之前，他抛出了自己手中的木杖，化作一片桃林，以便后来的逐日者乘凉与解渴。
曹征路老师，生前，是一位奋力扛起铁栅栏的人，身后则化为原工人阶级与新一代打工者断裂带上的一座桥梁，他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缅怀的“夸父”。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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