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毛岸英的名字，就令我们立马想起前三十年的一句口头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提起毛岸英的名字，就令我们立马想起前苏联的共产主义绝唱：保尔•柯察金；一提起毛岸英的名字就令我们立马想起天安门广场那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但，他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太子！是战死在沙场的太子！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长子。
他，童年就随母入狱，少年时流落街头，青年时又在异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争，回国后又“上山下乡”补了从人民群众中来的大课，随后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异邦。
他，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领导人中的红二代第一人。
他，毫无疑问，无论就其个人的历史背景，还是和平发展后的中国现实社会，他的光辉形象都是中国青年人的永恒榜样！
他，在上海与弟弟岸青流落街头，目睹小弟岸龙仅因菌痢而死的惨状，可谓“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2年10月24日，岸英出生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按照韶山毛氏家族的家谱，岸英属“远”字辈，父为其取名曰“远仁”字“岸英”。
作为毛泽东主席的长子，他的人生注定与苦难相伴。他在生命的最初5个年轮中，随父母到过上海、武汉、广州。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又随母和两个弟弟回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的外婆家隐蔽。
1927年8月，因毛泽东主席组织秋收起义，所以不得不与妻儿天各一方。因为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随母姓，称：杨永福。
8岁时，岸英与母亲杨开慧被当时的湖南军阀赵恒惕所把持的“清乡”司令部所孽生的“铲共义勇队”队长、毛泽东与杨开慧家的邻居——范觐熙。带领的爪牙抓获，母子被捕入狱。
在狱中，小岸英目睹了本不属于他的那个幼小年龄段的一切，对爱憎有了切肤之感，蒋匪对母亲用尽刑罚，岸英哭着用小手摸着母亲的伤口，发狠地说：“妈，现在他们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
1927年9月9日，父亲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于是，父亲在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开始了以武装割据为手段的反抗蒋匪帮的战争。
1930年11月14日，母亲惨遭杀害。从此，岸英与母亲阴阳两隔——永远失去了母爱。
岸英经历了本不应该属于他那个年龄的一切。十多天后，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将其从狱中保释出来。
为了避免遭不测，岸英、岸青、岸龙在外婆和舅母的保护下，一路风尘，来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上海，由叔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该园是中共驻上海的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小弟岸龙因菌痢而夭折。
不久，顾顺章叛变，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大同幼稚园的真实身份业已暴露，1932年3月，党组织在无奈中决定将幼稚园解散，孩子们也被迫流离失所。当时叔叔毛泽民夫妇已远赴中央苏区工作，而岸英俩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成了孤儿。党组织把兄弟俩安排到幼稚园创办人之一的著名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家寄养，并按月支付30元的生活费。董以牧师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兄弟俩的经济资助中断，而董健吾本人也因身份暴露外出躲避，董的原配妻子黄慧英在生活日趋困难的情况下嫌弃兄弟俩，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成为常态。于是，岸英兄弟俩被迫离家出走，流落街头。
岸英带着弟弟住在一座破庙里。母亲惨死，父亲天各一方，兄弟俩为了生存，只好靠当报童、卖油条、推板车、拾破烂来赚取一点钱，以换来一点食物充饥，真是饥一顿饱一顿，吃了这餐没那餐。一次，岸青接了一张假票子，无法交差，就挨了老板的打，可怜的孩子也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
一天，岸青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上砸去。小岸青遭此毒手，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从此导致两耳变聋，大脑严重受损，落下个终身残疾。作为哥哥的岸英，自然又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
然而，毛泽东的儿子就是毛泽东的儿子，就是处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小哥俩仍不忘学习文化。为了买到一本《小学生词典》，兄弟俩坚持3个月不吃早饭，终于如愿以偿。这本小小的字典，岸英一直珍藏着。
这种流浪的生活一直持续了5年。解放后，当岸英在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还流着泪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没偷和没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
儿子的经历，令毛泽东主席十分感伤，他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到了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托其帮助寻找岸英小哥仨，直至1936年夏，董健吾才将他们兄弟俩从一座破庙里的一帮流浪儿中找出来，并与地下党接上关系。
随后，董健吾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东北义县西关人，于清河门烧锅当过学徒）利用其出国到西欧考察的机会带岸英兄弟俩来到法国巴黎。
半年后，由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将小哥俩送到莫斯科，并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主席也频频致信远在苏联的儿子，希望他们“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
岸英、岸青于1937年初到达莫斯科，兄弟俩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岸英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沏沃学习俄语。他们兄弟俩还各自取了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
1938年3月，因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主席赶紧给儿子捎去了一封家书：
“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这是毛泽东主席给儿子写的第一封家书。整整一个月后的4月4日，主席又迫不及待地托前去苏联学习的刘亚楼捎信给儿子，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模样，还附寄了一张照片。
不久，儿子的回信如约而至，主席虽没有手捧家书喜若狂，但分别了十年之久的父子总算有了书信来往，真的是乏令毛泽东主席喜不自胜啊！
因为坠马致右臂粉碎性骨折的周恩来，于1939年8月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疗。主席又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托周恩来夫妇带给儿子，随后还托林伯渠买了一大批图书邮寄了过去，供儿子和他的中国同学们阅读。但遗憾的是，这些书在途中遗失了。
岸英、岸青是在1938年底搬到莫斯科市郊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的。到了1939年，毛岸英又转入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插班学习。
1940年秋，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孩子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了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城，和第一国际儿童院的2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住在一起。
岸英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地的列宁区团委委员，他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报告。他还写过一篇《中国儿童在苏联》，该文3000多字，文笔流畅优美。后来由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内，并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给配发了“编者按”。
前后5年阅历，岸英不仅知识丰富，视野开阔，而且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也提高明显。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的看法。
主席十分欢喜得不得了，于是回了一封长信，说：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
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如此开明的家长，于今而言并不比外星人多！！！
当主席听岸英说1939年他“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的书“没有收到”时，他说“真是可惜”。于是，这次他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册寄往莫斯科，它们分别是：
【《精忠岳传》2册，《官场现形记》4册，《子不语正续》3册，《三国志》4册，《高中外国史》3册，《高中本国史》2册，《中国经济地理》1册，《大众哲学》1册，《中国历史教程》1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眉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聊斋志异》4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1册，《儒林外史》2册，《何典》1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上述，于今而言的家长们，难道对你们不醍醐灌顶吗？
苏联卫国战争中，岸英主动请樱，千里沙场南征北战，而且战功卓著。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
1941年6月22日，西特勒向苏联发动了闪电战。19岁的岸英，对战争的进展非常关注，每次听完广播后，他都会把战争的最新进展用表示苏军的小红旗和表示法西斯军的小白旗在世界大地图上标记出来。
当希特勒军队几乎兵临城下打到莫斯科郊外时。伊万诺沃城也危在旦夕，为了防备该城沦陷，岸英带领国际儿童院的小同志们积极响应伊万诺沃市委的号召，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加入了抢修战壕和挖反坦克壕的行列。
他们用铁锹和钢钎凿开冻土，手震裂，脸冻破，他们不叫累不叫苦，任劳任怨。毛岸英还向延安的《新中华报》投稿，报告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日战的深切同情。
原则问题上，岸英是父亲的好学生，1941年冬末，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日益严峻，苏共建议16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
当老师动员岸英加入苏联国籍时，19岁的岸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
但岸英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积极要求参战。为此，他还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是的，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他不因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而丧失自我。而更加令人尊敬的是，在法西斯面前，岸英没有半点退缩与迟疑，而是毛遂自荐地、积极主动地要求上火线杀敌。
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十分焦急，苦苦等待。就在这时，岸英认识了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岸英又向他提出希望上前线作战的强烈愿望。
最后在这位将军的热心帮助下，岸英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军事指挥。
1943年1月，岸英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并于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如此鉴定：
“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志向，可以入党。”
不久，岸英又被送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44年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成为一名坦克连的指导员，正式加入苏军行列，并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扬戈入东欧，在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前线指挥作战。
1945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也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战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弹指十年如箭。1946年1月7日，毛岸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父亲毛泽东主席的身边。
19年后的第一次父子相逢，使正患植物神经失调症的毛泽东，病似乎好了一大半，可谓精神倍爽，并在当日挥毫疾书，给远在苏联的岸青儿写了一封信，抬头就称“岸青，我的亲爱的儿”，爱子心切之情跃然纸上。
这天，主席特意吩咐厨房多做了几样菜，以庆贺父子俩苦别之后的团聚。
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即会跳交谊舞，又写得一手无师自通并得其父真传的狂草字，为人处世又落落大方、且不拘小节的毛岸英，在延安确实显得很“洋气”。
但主席的教子之道别于常人。首先，父子俩只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之后，毛泽东要求岸英去机关食堂吃大灶。父亲提醒他说：
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
岸英深深懂得父亲的教诲，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与父亲思想的交融与沟通的无障碍。
一天，主席把岸英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的槐树下交谈。主席在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说：
“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岸英对父亲的话心领神会，高兴地说：“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不久，主席把岸英介绍给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主席对岸英说：
“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喽!”
又指着岸英笑着对吴说：
“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听主席如此说，吴满有似乎有些受宠若惊，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主席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
“这我还行。”吴满有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的吩咐，脱去皮鞋，换上布鞋，穿上父亲穿过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灰布棉袄，背上随身衣服、铺盖和1斗多小米，步行20多里路，汗流浃背地来到了吴家枣园。
从此，吃惯了洋面包的岸英，和陕北的乡亲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什么活脏，就拣什么活干。
他学会了犁地，学会了种洋芋。他把学习得来的农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因此，乡亲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乐意和他在一起。
【看看吧！难道这不是一次后来毛主席对中国青年所安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热身与彩排吗？】
1946年夏，蒋匪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也加紧了进攻延安的部署，形势越发紧张。经主席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们前来送行，岸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
回到父亲身边，岸英汇报了几个月的体会。主席上下打量着儿子，见岸英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英俊的脸庞闪着健康的光芒，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劳动大学”毕业后，岸英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解中国历史，增强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深度，岸英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了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
在延安，岸英丝毫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搞什么特殊化，他穿的是一件旧军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也是机关食堂的大灶。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人。
1946年11月，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了父亲。
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岸英随中央机关北撤，按主席的安排，岸英去山西临县郝家坡搞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工作。
岸英勤奋工作，其政治思想水平，深受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们的好评。其间，岸英写信报告父亲说：
｛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在这封信里，毛岸英向父亲汇报思想体会，并提出了自己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见解和观点，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尤其他提出：
【“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的观点，从今天的残酷现实看，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对此，毛泽东主席非常欣慰。这或许就是新中国以后毛主席赋予人民“四大权力”，并将其写入《宪法》的灵感源泉吧！
1947年8月，岸英离开土改工作团，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10月8日，主席致信岸英，说：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显然，这是伟人在给儿子讲大道理，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道理，不空洞，也不是装腔作势，不做作，更不是卖弄，这就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父亲对儿子或者说是一个老革命家对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的希望、嘱咐和叮咛，是一种最深沉的爱！一种最真诚的爱！一种最智慧的爱！
而对岸英来说，父亲的这些话也的的确确地如阳光如雨露般的滋润着他的心田，哺育着他成长，岸英不仅将其牢记于心，而也是把它当做“家训”一般的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绝对应该是今天的所有的吏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座右铭”。
1948年，岸英被调往山东渤海地区阳信县沈家油塘乡张集，参加土改复查工作。
1947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解放区土改整党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并且大有蔓延趋势。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口号。
岸英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了党的政策，因此在张集划成分时，他实事求是，表现了很高的政治素质。
对此，周恩来在中央机关的一次会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岸英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不久，岸英也来此与父亲相聚。
12月，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毛主席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第二天，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保证水电、交通畅通，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
当时中央领导人暂住的颐和园周围周，墙外就是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地堡、火力点等，稍一疏忽就可能就酿成大祸。
3月24日这天，岸英接到通知：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第二天下午就要进驻北平。可室内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亟待排除隐患。
光沿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之长，任务艰巨得足可改变历史的进程。
他们的办法是，5人分成1组，胳膊挽着胳膊，顺着颐和园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所有道路走一遍，冒着极有可能踏雷的生命危险，消除了不可预知的安全隐患，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从此，主席和岸英就都住在了北京。由于，毛主席忙于开国大典之事而日理万机，父子俩鲜有交谈。
岸英的亲娘舅杨开智托人找毛岸英想安排工作。岸英严词拒绝，并批评亲娘舅是“极端落后的人”。
长樱在手，苍龙己缚。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那可是“太子”呀！那可绝对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啊！
但岸英政治觉悟极高！他不但不张扬，反而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此时此刻，历史又简单地重复了，亲朋故信如雪片，有的甚至直接进京找他，求他给安排工作，但岸英与父亲一样，对于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情一律拒之于千里，他从不谋私利，对亲友不合理的要求他一贯是及予最严厉批评与坚决的抵制。
1949年10月，杨开智去信给自己的妹夫毛泽东主席，求其于北京安排工作，或于湖南谋个厅长职位，被主席真接拒绝，杨开智又给在北京的表弟向三立去信，要他去找岸英给安排工作，也是“或进京，或在长沙有个厅长的位置”。
对亲舅的要求，岸英在给表舅向三立的回信中说道：
“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人。而尤其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
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在信中，毛岸英还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现在也许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
后来和他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陈玉英也来信，诉说家庭困难。对此，毛岸英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并向有关组织进行报告，请组织出面给予合理解决，并没有用自己的所谓身份去谋私情私利。毛岸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谓之大公无私，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全国解放后，岸英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他曾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要求下到工人中间去，一边工作一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
1950年夏，他托周恩来总理出面向李克农说情，要社会调查部放他去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社会调查部虽然放他去了，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把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地号召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不顾毛泽东身边的人劝阻，主动申请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要求入朝参战。毛泽东也表示支持。
在父亲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毛岸英主动要求“彭叔叔”带他去朝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一家为革命斗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要“锻炼”也绝不能选择这种随时可能牺牲的时候和地点。当中南海里的许多人都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得到的回答只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他便留在了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元帅身边，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并当选为支部书记。
但志愿军司令部除了彭德怀等几个领导了解他的身世外，其他人都只知道他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
据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回忆：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
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因此，彭德怀说毛岸英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第二次战役是在11月25日这天打响的。因“彭总作战室”所在的大榆洞所发的电报甚多，美军认定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于是，就常派飞机前来轰炸。
而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和军委放心不下，于是，多次打电报提醒他。
资料载：毛泽主席于1950年的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仅仅30天内，就给彭总发5次电报，均涉及此问题。
11月24日，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
“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志司接到电报后决定：
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的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里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回眸这历史的一瞬：可以说是岸英救了彭总的命】
11月25日这天，岸英和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恰恰是作战值班员。而美机却既隐蔽又突然地，一下子来了4架野马式轰炸机，甚至连俯冲都没有做，迅速地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而又恰好正击中了岸英等人正在工作的木板房。
一刹那，烈火熊熊，而当时岸英与高瑞欣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其所处的位置又离门很远，等他们站起来向外面跑时，上千度的燃烧弹将木板房已瞬间化为灰烬，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
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的手表残壳，才确认岸英烈士。
岸英牺牲当天，彭总便打电报给总理。而彭总难过得一天没吃饭，战事紧急，于是彭总决定将岸英就地安葬，立碑纪念。
因毛主席正患感冒，又正在指挥第二次战役，所以总理和刘少奇等商量后，暂时压下了电报，没有告诉主席。
直至1951年1月2日，岸英牺牲的第63天、第三次战役己取得胜利、主席的感冒也已经好了之后，叶子龙等人才奉命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楼休息室向主席报告了此事。
据在场的卫士回忆，主席听后怔住了，一声不响，身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敢说一句话。只见主席的眼圈红了，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此时此刻，大家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了。
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显然，岸英的牺牲，是毛主席贡献给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毛主席开创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风！是毛主席书写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父子关系上的最壮烈的篇章！
岸英！您永眠在异国他乡，实现了父亲诗中的壮怀激烈——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您的墓并不巍峨、但它却是中朝人民的友谊用鲜血凝成的钢铁见证，是您留给全世界无产者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永远是马列主义者引导人类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个令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子——毛岸英；一个令中华民族永远无比骄傲自豪的名字——毛岸英。
他，是我们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长子；他，壮烈牺牲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时年仅28岁！他是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第六位至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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