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德烈士与先驱们的革命情缘（组图）

　　“我们全家都参加革命，活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坚决不能动摇”这是爷爷的训诲，更是他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爷爷叫陈天德，1906 年出生在闽南第一高峰大芹山下一个叫郭坑（现平和县国强乡三五村，下同）店仔的小村庄，种种机缘使他走上革命道路，从一个一心想报家仇的穷苦农民成为方圆数百里穷人的革命引路人和大芹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牵线人和推手。他的成长并非偶然，而是他与革命先驱们结下的情缘息息相关。

　　黄廷钧、朱积垒、陈彩芹——革命理论启蒙情

　　1925 年冬至，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平和霞寨大坪人黄廷钧回到家乡，在大坪办起了七所贫民夜校，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运动。为了扩大影响，壮大农会组织力量，黄廷钧到山内郭坑、芦溪、崎岭等地秘密串联，发动当地工人、农民积蓄革命力量。在郭坑，有着亲戚关系的陈家就成为他的落脚点，爷爷是陈家兄弟中的长子，年纪较大，自然成为黄廷钧传播革命理论的“学生”、当地开展农民运动的组织者的人选，聆听着先生的教诲，秘密筹划着组建农会，黄廷钧的到来和革命理论的启蒙给半年后爷爷为会长的郭坑农会正式成立播下了革命种子。

　　1927 年农历 9 月，爷爷到平和县城九峰拜会了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结业回乡的朱积垒，进一步懂得“报家仇更要报天下穷人仇”的革命道理，更加明确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的重要性并狠抓落实(1927 年冬成立郭坑农会)；1928 年大约农历 5 月，中共平和县委领导陈彩芹、杨文元专程来到郭坑陈家，他们俩理论水平高、口才好，宣传革命道理深入人心，他们俩雷厉风行立马着手筹备、成立郭坑共青团支部，三叔公（陈天才，下同）任支部书记，从此革命种子开始在山内生根发芽。

　　王占春、林路——革命武装红军情

　　1932 年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克漳州，红十五军一三三团进驻平和，得知红军的到来，一心想开展武装革命的郭坑农会和共青团如获至宝，团支部书记，农会正副会长恨不得马上见到红军，不等天亮他们一行就向小溪出发，走到半路的坂仔双溪，遇见了一支红军宣传队，战士们了解来意后便叫他们到小溪找团部，找到团部打完介绍信，爷爷、曾哈便以郭坑农会正副会长的名义直奔漳州军部找到王占春。王占春，龙溪人，时任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王主席亲自接见了两位来自大芹山的基层农会领导，爷爷满腔热情地汇报了郭坑农会 1927 年冬成立后从事的革命活动，尤其是讲到组织一支从山上捡到 3 条枪起步发展到 30 多人的农会武装时，王主席竖起大拇指充分肯定和赞赏，当爷爷说大山里的农会武装不知道如何展开与反动派做斗争,急需红军做坚强后盾时，王主席亲切的握住爷爷的手说:你们搞武装队伍的路走对啦，毛泽东正指示我们组建、扩大闽南红军，你们回去后号召更多人参军，我们会很快去联系你们。

　　看着一路上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军队伍，听着王主席充满豪情的谆谆教导，爷爷喜形于色，仿佛看到一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扛着红旗向大芹山走来，浑身充满着力量，下定决心大干一场，发动更多的群众加入农会武装队伍，投入武装斗争，迎接红军的早日到来。

　　由于国民党急切想要消灭共产党，大肆发动反革命“围剿”，中央红军的西进北上，使得平和的革命和全国一样陷入低潮，红三团政委王占春也在漳浦寨仔村战斗中负重伤牺牲，郭坑农会武装陷入失去与党组织和红军联系的困境，但爷爷始终相信英勇顽强的红军一定会到来！王占春主席的鲜血不会白流！正是这种深信不疑，爷爷兄弟三人和郭坑农友们从未放弃对红军的期盼和寻找。

　　1933 年，听说红军在南胜五寨打击反动势力、建立红色政权。为了找到红军，三叔公和农友陈献加两人装扮打工人员到南胜一带边干农林活边打听红军消息。1945 年，听说云霄马铺有红军抓地主分粮食，爷爷三兄弟商量后派陈山良、陈振川、四叔公（陈清泉，下同）等农会年轻会员到云霄找到闽粤边特委和红三团，受到闽粤边委委员、云和诏县委书记林路亲自接见。陈三良受农会的委托，向林书记汇报多年来郭坑农会发动群众抗租减息和组建农会武装的情况，林路对郭坑农会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并亲笔写信给爷爷，爷爷见信如见人，一个和蔼可亲的共产党领导、红军首长立刻浮现在眼前印记在脑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5 年 7 月，一支由红三团排指导员欧育超带队的 5 名侦察兵终于落脚在郭坑陈家，在三叔公的引领陪同下走遍大芹山周围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庄，穿越大芹山高高低低十几座山脉；视察完大芹山地势环境走后的十多天，以林克明为首的工团也来到陈家，林团长召集郭坑农会、共青团开会，宣布以共青团组织为主体组成武工队，三叔公任队长；1935 年秋收之后，陈家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闽粤边区特委委员、云和诏县委书记林路。从此大芹山正式进驻红三团和闽粤边特委，成为进可攻退可守，连接粤东闽西的革命根据地。

　　卢叨——革命情怀抗日情

　　中共闽粤边委接到 1937 年 3 月 5 日南委指示信后，着手展开国共谈判前期准备工作，经多方努力双方同意谈判。5月，边委派卢叨（闽南特委负责人之一）化名王祥与粤军157 师李笃祺连长进行首轮谈判。双方各 3 人在场，不带武器，地点就选在郭坑陈家，这次淡判双方都体现了合作诚意，气氛内松外紧，房子周围 500 米开外都有双方化装的军人站哨，谈判时间虽然只有几小时，也没草签书面文书，但达成择时展开后续谈判的共识。陈家的这次谈判为一个月后的漳州第二轮谈判打下了基础，争取了时间。第二轮谈判于 6 月26 日在漳州正式签定了政治协定，即“六二六政治协定”，该协定是南方八省 15 个革命根据地中最早签定的国共合作抗日协定，对南方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都有其重要意义。为确保郭坑谈判顺利，三叔公(时任和中区区委书记)做了大量筹备工作，爷爷在得知织织上决定利用自己家做为国共谈判地点后，他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国共谈判这样大事能放在自己的家是组织对陈家的信任，也是为抗日出力，紧张是要确保首长的安全，卢叨多次来往于陈家，爷爷十分敬佩卢叨的为人和做事，尤其是他那股革命热忱深深感染着爷爷，这次卢叨代表我方与粤军谈判为的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大事更不能有丝毫闪失，于是，爷爷千叮咛万嘱咐三弟、四弟(时任民兵连长)把安保当做头等大事；与此同时，谈判那天，他自己就蹲点家附近，随时准备着。

　　由于多方的努力，这次第一轮的谈判取得预期目的，为笫二轮漳州谈判顺利签定“6-26 政治协议”赢得宝贵时间。

　　朱曼平、何浚、卢胜——革命意志陶染情

　　1937 年 7 月 16 日“漳浦事件”，我红三团 800 多名官兵及随身武器在漳浦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只有卢胜、王胜、林少克等一批骨干约 100 多人先后突围，革命形势恶化到冰点。由于突围时间仓促且不是一起行动，所以有一部份官兵不清楚有约定集中地点，不少官兵是从大芹山革命根据地走出去的，很快他们纷纷回到山内找到三叔公等留在地方的同志。8月下旬，何浚、朱曼平、林路、卢胜等党政军领导来到山内，在郭坑陈家停留数日等待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到来。在陈家期间，这些主要领导相互交流讨论提交上会议题。大约过了一周时间，正式会议移到离陈家 3 里路的圆边自然村召开，会议集中研讨在陈家领导们碰头的初步意见，即重建革命武装和坚持斗争，会议就下阶段工作重点进行进一步明确：集中走散的官兵，招收各地青年入伍，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并敦促国民党当局放人还武器。这次会议对重整红三团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会议结束后不到 10 天时间，林路、三叔公就在大芹山根据地附近村庄发动了 90 多名进步青年入伍，壮大了革命武装、鼓舞了革命士气；同时，在敦促国民党当局放人还枪上也取得重大进展。

　　“漳浦事件”的危机，红三团的困境，首长们为重建红三团的坚定意志，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有眼疾虽然不能在体力上发挥多大作用（只能协助兄弟出出主意做做后勤等），但在这些首长住进自己家的日子里，他们不怕困难、勇于斗争、革命到底的意志深深地感动、感染和熏陶着爷爷。

　　无名烈士——革命到底的阶级情

　　1936 年 8 月，王定安带领红三团一个连进驻大芹山，在片仔村镇压当地反动势力头目、到附近村庄向民众宣传红军革命目的，数日后回师片仔村宿营，由于领导大意和失策，当夜驻军被多于我军数倍的敌人包围，被迫被动后退应战，好在三叔公带领数名区委、民兵及时增援才得于扭转战局。这场战斗我军损失惨重，有 10 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战斗一结束，爷爷不顾敌人随时反扑和秋后算账的危险，带领数十位农友，为牺牲的战士善后，为了让这些战士得于安息，爷爷含泪嘱咐大家要给战士洗净身子，穿好衣服。虽然我们没能亲耳听到他的话语，但完全能体会到一位共产党员浓浓的阶级情。

　　爷爷是 1940 年牺牲的(同年牺牲的家人还有其四弟陈清泉、叔叔陈锥)，距今已八十多年，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无比忠诚的优秀品格和随时准备为共产党献出生命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时刻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