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逝世11周年:—位中共高官的自我修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的遗产——位中共高官的自我修养

　　大约是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正在中南海散步的习仲勋突然转过头来对同伴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一辈子没犯‘左’的错误。”这是关于习仲勋的一个被反复记起的场景。

　　5月24日，这名抗战功臣、文革中的受害者、卓有建树的广东省前省委书记以及敢作敢为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辞世已整整10年，人们仍然会念及他的人格和政治遗产。

　　在文革前后经历了16年人生低潮后，他东山再起，成了主持改革的风头人物。他是一名尊重事物复杂性的政治家，一位自称从没向“左”的错误低头的领袖人物。他耿直，关键时刻不肯委曲求全，留下过几次发火或拍桌子的记录;他不乏幽默感，曾要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出现“撒尿”这种俗话;他有主见，也愿意承认犯过的错误。总之，他具有不凡的个人魅力。在去世10年后人们想起他，会想起一个面对跌宕环境仍保持人格一致的人，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影响中国进程的中共元老。

　　当然，人们也会想起一个爱好麻将，和高龄民主人士、老战友打牌时眼疾手快，常在已经打出的牌里偷摸出一张然后大声喊道“和了”的老顽童。

　　他历来是“左”的路线的批判者，并为此受过不少苦，一度被他参与建设的体制踢出，成为一个改造者，却从不肯为少受些皮肉之苦而违心逢迎。后来，他多次面对动荡，都遵从内心。这些吉光片羽让人反复惦念，无异于成为他最值得重视的财富。

　　人们翻检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时，免不了记起许多这样的例子。文革开始时，他的身份已经变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红卫兵前来揪斗，为防止维护他的工人与对方发生冲突，这名饱受委屈的昔日高官转过身对工人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

　　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然后被推上卡车，带到西安批斗。被批斗完，要离开西安时，他说：既然我已经来了，就让我吃碗臊子面吧。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经常要面对的困境:在坚守原则与体谅他人之间挣扎。当人们时隔多年重新谈论他时，这都是首先会被想起的事情。

　　有一些经常被引用的评价，能部分概括习仲勋留下的这类正能量。

　　“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秦川说。

　　这段话被记录进《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一文中。这是他遗产的一种留存方式。

　　对于上纲上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运动，习仲勋并不缺少直接碰撞的体验。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极力避免制造或介入此类悲剧。

　　接近习仲勋的人士差不多有一个共同感受，在数次政治运动中，习仲勋保护过很多人，但除了极少数情况，并未听说他跟谁过不去。

　　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国务院信访室原主任马永顺清楚这些。1959年，马永顺和另外两位同志受习仲勋委托到甘肃解决缺粮问题。回来后，政治风向大变，反“右”倾运动席卷而来。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借此向习仲勋告状，说马永顺等人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他到甘肃接受批判。

　　这件事被习仲勋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时，他才将此事告诉马永顺。

　　不仅不整人，他对整过自己的人也不记仇、不报复。一件由长子习正宁讲述的往事是，习仲勋获得平反后，有一个在文革期间揭发他“反党”罪行的人写信向他求助。习仲勋不计前嫌，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他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写这样的信，就是最深刻的检讨。他悔恨了他的过去之后，恢复了对我的尊重和信任，不然这封信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习仲勋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习仲勋性格里有绵软、宽厚的一面，但并不缺少执着、硬朗。当他在1942年写给中央的信中，斥责当时由康生主持的“挽救失足者”运动荒唐可笑时，他终又变成了那个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热血战士。

　　担任全党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宣称：“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特务，延安成了特务市场……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底下滚来滚去。”但习仲勋很快就看到了这场运动的不堪—起初，运动只是发动群众坦白、检举，后来干脆搞起了“逼、供、信”，只要女同志长得漂亮一点，就被臆断成特务，搞得到处人心惶惶。

　　习仲勋当时是绥德地委书记，他抵制了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被中央停止。

　　习仲勋是那种害怕党的政策被一只“左手”强力垄断的人。1947年冬天，这只强大的“左手”让解放区广泛进行的土地改革激进过了头，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土地平分了，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也成了土改对象，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被拉出来斗争。这只“左手”甚至将在新政权中任职、家中缺乏劳力的公教人员也定成地主、富农。

　　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给中央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而这不过是他与“左”倾路线对抗的一生中的一个小例子。

　　这样的片段还有很多。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他是受周恩来委派前往的)，在甘肃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忍不住又批评起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他说出这番尖刻批评的时候，人民公社与总路线、大跃进一道，正被奉为“三面红旗”，“左”的思想在全国正占着统治地位。这股直面权威的勇气，他囫囵地坚持到政治生涯最后一刻。

　　尽管时隔多年，但他为官时遵循的一些理念仍然极富现实意义。

　　在习仲勋原本的人生轨迹里，做官似乎不是上上之选。“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跟子女追忆过往时，习仲勋常常这么说，然后转述他父亲的金玉良言：“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图，为人狡诈。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

　　他知恩图报，不管对象是谁。1930年，为了征兵，他寄身在一家饭馆做帮工，结果这份恩情被他记到了1950年，他给老板写信，问对方有什么困难，然后汇钱帮着建了座四合院。到1979年，又托人给他治病。

　　与此相仿，他留下的形象也因坐在水库边和工人聊天这种小细节而更加丰满。

　　他常年身处最高层政治，但并没有离开地面—他不怕在给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中出现什么粗俗字眼儿。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当地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习仲勋决定专题向党中央汇报，让秘书起草报告，特意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不过，在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后，他却皱起了眉头，因为有一些生动的例子并没有写上去。秘书对此也很为难，觉得“这样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举”。

　　让秘书感到尴尬的事例包括: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于是有人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有人反映，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润滑油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说完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

　　习仲勋承认这两个例子有欠妥之处，但他坚持诙谐的故事既能反映现实，又有说服力。最终，这份带着“老蒋”和“尿”等内容的报告被上交给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相关部门加以解决。

　　习仲勋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搞过学运，拉过队伍，深知普通人和底层生活的活力。他交代下属要时常到大街上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上世纪80年代，他主政广东，能接到不少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但他对此并不满足，常让秘书贾延岩外出收集、抄写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

　　一天，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人贴出的大字报吸引，理由是其中描述了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出于同情和义愤，这位秘书私下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直接申诉，结果招来同事的非议，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影响多不好”。

　　反倒是习仲勋鼓励他：“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很多年过去后，习仲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也留存在他的此类引语中。又一次，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求情，还有人无力完成购买国债的任务而投井自杀。他拍案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教训正在于此。”(中国新闻周刊综合人民网、博客天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