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散记」李仁清‖“英雄团长”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英雄团长”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写给河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张振川

李仁清

　　2022年2月13日15时，您走了。很安详，很坦然，没有痛苦。

　　您的西行，感天动地。那天早晨起来，大雪覆盖了华北大地。傍晚知道您悄悄地走了，苍天有情，这洁白的雪花就是来为您送行的。

「军旅散记」李仁清‖“英雄团长”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张振川

　　从14日起，原65军、194师、582团以及河北省军区老战友微信群里，大家都在自发地悼唁您。一位离开领导岗位37年的首长逝世，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自发祭奠，可见您的人格魅力有多么强大，您在部属心目中是多么德高望重。

　　我曾经有幸两度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您在65军任代军长时，我在65军基层连队当战士、排长。您到河北省军区当司令员时，我在秦皇岛军分区政治部当干事。您在高山之巅，我只能仰望着您。我看到的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员，一位慈祥的长者。您指挥着千军万马，我作为队伍中的一员，跟随着您奋勇向前。

　　（一）

　　1939年的一天，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来到您的家乡——河北省玉田县闸口娄庄村。在当天晚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当时只有16岁的您，被群众推选为武装班长。从此，您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3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13团八连来村里扩兵，您这个武装班长报名参了军，成为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同年7月，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5月，已经担任排长的您，随13团一营加八连，被调整到从后方调来冀东的11团。11团后来改编为冀东第15军分区，也就是194师的前身。之后，您在改编后的68团（后来的581团）担任连长、参谋、参谋长。先后参加了冀东地区的诸多战斗和挺进东北、保卫热河、围攻保定、攻打新保安、会战太原、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和战斗，身经百战，屡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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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川于朝鲜战场廖川洞团指挥所坑道口

　　在您的战斗生涯中，最闪耀的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582团团长兼政委，于1952年9月6日至10月6日之间，组织指挥的“三打红山包”及67高地攻防作战，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加上部队顽强的战斗作风，硬是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具有重要地位的红山包和67高地。

　　我谈判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获悉我军反击作战夺取并完全占领红山包和67高地后，立即打来电话，向65军政委兼军长王道邦和194师师长赵文进表示祝贺！随后，他还专门听取您的汇报，乔冠华代表拿出茅台酒招待您这位年仅29岁的团长兼政委。饭后，代表团非要派美国小吉普送您回部队，来时骑的马只好由骑兵通信员牵着跑回驻地。接着，李克农邀请65军和194师领导陪同其亲临582团，向参战部队指战员进行慰问。他赞誉说：“你们的卓越指挥、英勇战斗所取得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谈判立场，打击了敌军及其谈判代表哈利逊的嚣张气焰！我谨代表谈判代表团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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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场里北山”即“红山包”，因被敌我双方炮火反复轰炸，青山变成了红山而得名。6 7 高地是敌人开城前线右翼前沿、沙川河东岸的重要支撑点。

　　这场战斗的胜利，使我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处于极其有利地位，最终将我军实际控制线向东推进了两公里，避免了砂川河以西我军主阵地划为非军事区，这对保卫开城有着重要的意义。

　　战斗胜利后，志愿军19兵团（时任司令员韩先楚、政委李志民，辖63军、64军、65军）专门给65军发来贺电，对参战部队致以亲切慰问。19兵团机关报《抗美前线》发表社论，庆贺开城前线的新胜利。新华社朝鲜前线10月8日、9日电，分别报道了这一战绩。1956年10月，“三打红山包”及67高地攻防作战的战例被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委员会编入《战例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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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鲜战争前线的张振川

　　作家巴金专门到582团采访，您亲自向巴金介绍了六连副指导员赵先友在67高地坚守到只剩下他和通信员刘顺武时，用步话机呼喊“团长，向我阵地开炮”的英雄事迹。巴金还深入到坚守67高地的特功六连同战士们座谈。巴金在两次到朝鲜前线采访，掌握大量抗美援朝战争中众多英雄人物事迹的基础上，创作出小说《团圆》，后被毛烽等同志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塑造出王成、王芳兄妹英雄形象。电影《英雄儿女》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您是电影中“英雄团长”张振华的生活原型是人们的共识。

　　从朝鲜回国后，您先后担任193师577团团长、19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19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194师师长。1964年，在全军开展大练兵大比武的背景下，194师组织了一次实兵实弹进攻战术演习，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委等几位首长到现场观摩后很满意，觉得您这位年轻的师长很精干，有组织能力，决定调您到军区作战部当部长。当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找您谈话征求意见时，您却说：“我没文化，手这么粗，不是坐机关的料。”副司令员说：“我们要调一位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当部长。你在抗美援朝时就当团长，仗打得不错。当了几年师长，训练也搞得很好。又上过军事学院，写过一些军事理论文章。军区首长觉得你当作战部长很合适，老部长另有任用，命令还没有下，你先当几天副部长，老部长走后，你接位。”就这样，您被调到了北京军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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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川，1955年被授中校军衔。

　　到作战部任副部长没几天，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专门请刚调进军区机关的65军原军长成少甫、24军原军长张云龙和您吃饭。杨勇司令员对您说：你来啦，好嘛，你到机关也是个很好的锻炼，你们李真政委还提意见叫你留在部队呢！来了就好好干一阵子吧！还说，原来的部长下令调走后，你接他的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计划赶不上变化。您调军区作战部后，原来说的老部长调走迟迟没有落实。这边副部长还没有转正，那边“文革”又开始了，开国上将杨勇司令员也被抓了起来。您因为组织演习受到过杨勇司令员的表扬，调到机关后杨勇司令员请吃过饭，就被说成是杨勇司令员的“爪牙”，坐上了冷板凳。

　　更为严重的是，1966年11月的一天，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找您谈话：“你的老丈人抗战时期就是国民党部长级的大官，解放前就到香港。她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你不能留在机关。现在的两条路，一是脱军装转业，一是跟老婆离婚。如果跟她脱离关系，还可以调整你的职务（据说是可以到军里当参谋长）。”您和汤小薇阿姨的婚姻，是从朝鲜回国后，由65军王道邦军长牵的线。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65军王道邦军长和63军傅崇碧军长都在场。两位军长给您当红娘，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国家公职人员，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你们一见钟情，半年后经组织严格审查批准后结婚。您问这位副司令员：“汤小薇有问题没有？”副司令员说：“她本人没有问题！”您对副司令员说：“只要她本人没有问题，我们已有两个孩子，我宁愿部长不当，也不跟她离婚！”副司令员说：“你要不愿离婚，只有接受审查。”您斩钉截铁：“那就审查吧，我不离婚。”几天后，军区干部部给您开了一封调河北省军区“帮助工作”的介绍信，离开军区到河北等待审查。这一去就是8年。

　　1974年，北京军区一位副政委突然给您打来电话：“你老丈人的骨灰运回北京安放，这回盖棺定论了，没有事了。”北京军区首长决定起用您这员猛将。当时65军在任军长因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1975年初，您被任命为65军代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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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65军代军长时的张振川

　　1977年，北京军区成立陆军学校，秦基伟司令员找您谈话：“代军长不要当了，到步校当校长吧。”您觉得自己参军后一直在部队带兵，不愿蹲在机关坐办公室，不想当校长。于是，您给军区党委写了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军区只好另选一位同志去当校长。几年后，这位校长晋升为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继任的校长后来更是当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您作为校长的首选对象，如果听从军区的安排去当了校长，当年54岁，以您的能力素质，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一定能在更高的平台为军队建设做出更突出的贡献。一些了解内情的老战友，深深为您感到惋惜。而您自己却一笑了之。

　　1983年4月2日，中央军委任命您为河北省军区司令员。这一年，您60岁，距离您谢绝陆军学校校长的安排已经过去了6年。秦基伟司令员在跟您谈话时说：“看来，你这个人带兵打仗，做军事工作比较合适，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你的岁数不小了，到省军区当个司令，还可以多干几年。”首长的话语重心长，让您感到了温暖。后来才知道，领导原来打算让您到某军当政委，已上报军委。河北省军区前任司令员马辉找军区首长提意见：“张振川在河北待了8年，情况熟悉，叫他来接我的班吧。”这样，您才来到了河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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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时的张振川

　　您在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仅工作了两年时间。您深知自己为党工作的时日不多了，便一天当作几天干。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干了两件颇具影响力的大事情。一是站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大局上思考问题，以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斗志，拼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全省150个县建起了训练基地和武器弹药库，改善了民兵训练条件，实现了武器弹药集中保管。总参谋长杨得志赞成并要求全国推广。二是新建了省军区机关办公楼和几栋家属楼，改善了机关工作生活条件。在建房过程中，您曾被人告状到军委主席，一度被勒令停工。后来经上级调查并得到支持，工程才得以顺利完成。现在这座办公楼还在继续使用。

　　1985年8月1日零时，62岁的您同省军区党委常委一起，集体向新班子交班。您46年的军旅生涯圆满收官。

　　（二）

　　您二十多岁就当团长，长时间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具有超强的组织领导和决策能力。您政治坚定，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在每个岗位上都能很快打开局面，做出优异成绩。在您的身上，有许多高贵的品质。

　　您英勇顽强，敢于攻坚克难。在您46年的军旅生涯中，有13年是在战火硝烟中度过的。从战士到连长，每次战斗都是冲锋在前，敢打敢拼。您参加战斗百余次，先后7次负伤，每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朝鲜战争中，即使是当了团长，也是尽可能靠前指挥。在“三打红山包”时，为了摸清敌人阵地设置情况，您两次夜间亲自到敌阵地前沿侦察，政委兼军长王道邦知道这一情况后，狠狠地“骂”了您：“你团长过河干什么？地雷炸死你！那是突击队的事！”这以后您才不再亲自去侦察。和平时期，您在工作中也是雷厉风行，敢做敢当。在河北省军区组织建设民兵训练基地过程中，您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县，有的县甚至去了两三次，硬是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建起了150个县级民兵训练基地。

　　您仗义执言，为老部队荣誉敢于发声。朝鲜战争结束30多年后，国内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回忆录、战史、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存在与历史真相不相符的情况。如杨得志总参谋长的《为了和平》、洪学智副主席的《抗美援朝回忆录》、杜平政委的《在志愿军总部》、军事科学院的《抗美援朝战史》、《驾驭朝鲜战争的人》等，对您所在的65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都有一些失实之处，这在65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老同志中引起强烈不满。您根据自己的回忆，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还组织有关人员开座谈会，最后形成文字材料，分别上书杨得志总参谋长、张万年总参谋长、洪学智副主席、秦基伟司令员、杜平政委等，也致信这些书的作者，要求对有关事实予以澄清和更正。您的一封封信引起老首长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总参办公厅和杨得志、秦基伟、洪学智、杜平以及相关作者都分别回信或回话，表示非常重视您提的意见。最终，杨得志总参谋长在1993年出版的《杨得志回忆录》中，在抗美援朝部分，对您在信中提出的关键内容作了修改，并且在第八章加了大段表扬志愿军第65军的话，使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受到鼓舞。

　　您尊重领导，注重知恩图报。您不论是在工作时，还是离休后，对您的领导都非常尊重，特别是对您的直接领导，更是牵挂于心，尽力回报。原194师的首任师长赵文进（开国少将，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1941年率11团到冀东后，您就在赵文进的领导下工作，一直到1957年赵文进调离65军。您视赵文进如兄长，每每提起这位老首长，都充满敬意和感激。离休后，您多次陪同赵文进回原部队、到老战场、看老同志。1998年7月16日，赵文进的儿子给您来电话说父亲情况不太好，一直念叨您。您便于第二天就飞到成都，在医院陪了老首长3天。回来后，您把赵文进的情况告诉了65军，军长、政委很重视，立即派政治部副主任、194师政治部副主任和军干部处的同志前去成都看望。1998年8月，赵文进老首长与世长辞。您怀着沉痛心情，撰写了《战场上的勇将，同志中的兄长——深切怀念赵文进同志》一文，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上。您还专门撰文怀念原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后任总参谋长）、原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后任国防部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原194师老政委陈亚夫（后任总参三部政委）、原65军政委李真（后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等老首长对自己的教诲、关心和培养，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您关心战友，为人重情重义。您特别关心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亲属。您在职时，多次到特等英雄赵先友烈士儿子赵绪文、孙子赵新民服役的连队看望，关心烈士后代的成长；您曾陪同老师长赵文进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祭奠长眠于朝鲜的战友；您还陪同冀东老首长李运昌专程到赤峰市宁城县，祭奠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高桥区队长；您还重访曾经的战场新保安，专程看望新保安战斗英雄许学顺。您当582团团长时的搭档、政委于贯一在开城反击作战前，因身体有病回国治疗。他的病稍好，就被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您专程去他家探望。在一座高楼上，两位老战友举杯畅饮，诉说衷肠。582团原财务股长齐占元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中，被打成了“老虎”，从朝鲜战场前线被带上刑具送回东北劳改了三年，平反回来后定了个副连职干部，一直到七十年代初，20多年没有彻底平反。您到65军代军长时，他来找您：“军长，我那‘老虎’是你兼政委和基地首长时宣布的，到现在我还是个副连。”在您的关注下，齐占元他们这批假“老虎”都得到妥善解决，齐占元从副连提到4级按副师职离休安置在了张家口干休所。582团原参谋长张学义精明强干，是您作战指挥的好助手，抗美援朝回国后，被选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连续几年考试都是优等生，学校准备等1958年毕业时留校当教员。没想到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说他曾说南斯拉夫搞得不错。还有他是河北满城人，满城说要先进入共产主义，他说那么穷还共产主义呢。结果一下子到徐州农场劳改了近20年。到了“文革”后期，才解放出来。他解放后，您专门到北京去看他，还把他的儿子送到老部队参了军。他在北京全家团聚，平静地度过了十几个年头。他表面身体很好，但精神长期受到压抑，1990年夜间睡觉时不幸逝世。您给他的爱人写了一封长信，后来又去看了他们，充分表达出老战友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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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鲜开城前线廖川洞指挥所，中为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右一为参谋长张学义，右二为师组织科长杨子仁，左二为副参谋长张梦九。

　　您著书立说，却不为个人树碑立传。您曾经说：“在抗美援朝前线，我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团指挥所——德物山上，曾立下志愿：我如能活到和平时期，一定把我们部队的英雄事迹写出来告诉后人。”但朝鲜战争结束后，您一直在重要岗位上忙碌，没有自己的时间，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离休后，终于有时间完成夙愿了。于是，您拿起笔来，先后写下了《鏖战疆场——张振川回忆录》、《鏖战疆场余墨》、《鏖战疆场续闻》三部著作，共100多万字。您的回忆录最特别之处，就是很少写自己的战斗经历，从不给自己树碑立传。您把笔墨用在了记录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上，用在了所在部队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上，用在了宣扬英雄烈士的壮举上，用在了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上。这让我们看到了您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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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川撰写的三部回忆录

　　（三）

　　我第一次见您，是1976年在内蒙古兴和县水泉农场。那是您到65军任代军长的第二年，到水泉农场视察，当时我所在的580团三炮连一排在水泉农场执行生产任务，我在连部当文书。那天，您坐一辆北京牌212吉普车来的农场。您是上午10点左右到的，194师师长王守忠提前一天就来到农场迎候您。您听了农场领导的汇报，察看了农场的机械、仓库和周边的土地等，然后到我们连战士宿舍一间一间察看，同在家的战士一一握手。中午，您在我们连队食堂用的餐。吃完饭，您就匆匆忙忙离开了。这是我入伍6年来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军长，而且还和军长握了手，感到很幸福。

　　我第一次单独接触您，是1980年5月15日。当时我从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580团三营部当通信排长。由于工作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心中比较苦恼。我一位热心的大学同学向他的首长介绍了我的情况，这位首长介绍我到军机关找您。机关的同志说您正陪北京军区首长看地形，让我到军招待所去等您。我在军招待所等到第二天下午，那天您回来的比较早，在招待所您住的房间里接见了我。您亲切地同我握手，并耐心地听我介绍自己的想法，您对我的工作交流问题作了批示，最后还鼓励我好好工作。在您的亲切关怀下，我的工作交流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对此，我对您一直充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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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9月“八〇二演习”间隙，张振川（左二）陪同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65军部分干部。

　　1983年您到河北省军区当司令员后，我在秦皇岛军分区政治部当干事，兼任党委秘书工作。根据政治工作条例，省军区每半年要召开一次有各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党委全会，党委秘书作为会议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列席会议。这两年中，我多次聆听您的讲话，目睹您的风采。因为都是集体活动，没有机会单独与您说话。

　　我最后一次见您，是2000年5月17日。当时我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武装部任部长。5月16日晚上，您在省军区当司令员时的秘书、时任秦皇岛军分区副司令员李瑞秀打电话给我，说明天您要去山海关长寿山看一看，请我安排一下。听到您要来山海关，我非常兴奋。17日我放下手上的全部工作，提前赶到长寿山。当您和汤阿姨在李瑞秀副司令员陪同下来到长寿山时，我连忙迎上前去，向您敬礼。我迫不及待地对您说：“我是在您的帮助下，从65军交流到河北省军区工作的，您曾经接见过我，我非常感激您当年对我的帮助！”您听到后，很高兴。您让司机从车里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鏖战疆场余墨》，并在扉页亲笔签上赠言后送给了我。接着您问我：“第一本（指《鏖战疆场》——张振川回忆录）你有吗？”我告诉您：“我有，已经认真拜读过了！”您听到后高兴地点了点头。景区主任和导游员带着我们向悬阳洞走去。您一边走一边对我说：“我这次来秦皇岛，是专门来陪老战友、沈阳军区政治部老主任马瑛同志的。在朝鲜战场时，我在582团当团长，马瑛在64军任团政委，我们是在战争中结下的友谊，是很要好的老朋友。”我说：“欢迎首长们来山海关，见到您我真的很高兴。”张司令员笑着说：“你们很忙，耽误你们工作了。”我连忙说：“接待您同样是重要的工作。”您问我“到山海关工作几年了？”我回答说：“我是1993年3月份来的！”您笑着说：“那是老部长啦！”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很快就到了“一线天”。当时长寿山景区就那么一条线，到了“一线天”就到了头。我留您在山海关吃午饭，您说中午有别的安排，等下次来再吃饭。那天唯一的遗憾是我们都没有带照相机，没能留下影像资料。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在长寿山一别，竟然是同您的永别，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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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川司令员签名送给作者的回忆录

　　2002年10月16日，《秦皇岛晚报》刊登了《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是谁？》的文章，介绍了王成式的战斗英雄于树昌的事迹。这篇文章的问题在于把英雄王成肯定为于树昌。为了防止误导读者，我给您寄去了《秦皇岛晚报》登载的那篇文章，并附信想请您出面澄清事实。很快，您给我回信，并寄来了您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关于赵先友同志英雄事迹的文章。我把您的这篇文章送到了《秦皇岛晚报》，《秦皇岛晚报》于2002年12月11日以《另一位“王成”式的英雄——赵先友》为题，刊登了您的文章。我把这份报纸寄给了您，也算为那些牺牲在朝鲜的王成式的英雄群体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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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秦皇岛晚报》第16版

　　在最近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写关于老部队的文章，其中2021年2月15日推出了《水泉农场记忆》，2021年10月14日推出了《志愿军194师与电影“英雄儿女”》，2021年10月30日推出了《三打红山包——志愿军一个团长和三个营长的战斗故事》，这三篇文章特别是后两篇都是以您为主角。您的两部回忆录——《鏖战疆场》、《鏖战疆场余墨》（因《鏖战疆场续闻》我没有得到）一直就摆在我的案头。当我正在准备写一篇专门介绍您的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动笔时，却传来您驾鹤西去的噩耗，让人痛心不已。

　　您的一生，精彩夺目，光辉灿烂。正如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在唁电中所说：“张振川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事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艰难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不怕困难，不畏牺牲，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在长期军旅生涯中，严谨务实、勤奋敬业，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广大官兵怀念和学习。”这是我军统帅机关对您最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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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您从来都不承认您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英雄团长。但事实上，“英雄团长”早已成为您的符号。您虽然走了，但您的英名和电影《英雄儿女》一样将永远留在世上，您这位“英雄团长”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