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红军长征中周恩来的关键作用

　　周恩来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位居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事业中，他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理想信念坚定、党性坚强、意志坚韧、胸怀宽广、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组织纪律性极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中，他鞠躬尽瘁，大公无私，忘我奋斗，始终把革命理想和党的事业放在最重要位置，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坚决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分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许多重大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存在，中国革命的航船真不知会驶向何方。

　　这里，我们仅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例，简要评述周恩来在重大历史关头，为毛泽东同志出任党的最高领袖，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决定中央领导人去留问题上，毛主席最初不在随军名单中。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立马找到李德与博古，强烈要求毛主席必须随军行动。起初，李德、博古坚决不答应，他们极力排斥毛主席，坚决要把他留在苏区。周恩来据理力争，不惜为此跟李德博古闹翻脸，最后迫使二人勉强答应毛主席随中央行动。

　　试想，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持，毛主席便会留在苏区。那样的话，毛主席个人的命运会如何？中央红军的命运会如何？实难预料。根据后来中央红军艰辛苦难的非凡经历分析，如果没有了毛主席，一次次危机之下的中央红军会是什么结局？面临重要抉择中的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又会如何？还真或未可知，还真让人细思极恐，不觉会惊起一身冷汗。

　　由于左倾领导者缺乏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灵活机智的运筹能力，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开始就处于盲目被动状态。带有搬家式的军事行动，严重迟滞了行军速度，错失了一次次有利战机，最终导致湘江之战悲剧发生，中央红军迅速由出发时的八万七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面对红军遭遇的重大挫折，洋顾问李德除了频发牢骚之外，再无救急良方；身为中央最高领导者的博古，歧路徘徊，举棋难定，茫然不知所至。那时的中央核心层领导中，张闻天身患重病，难以理事，只能靠担架行军；张国焘、项英均领兵在外，开展斗争。唯有周恩来艰难地以己之力，支撑危局。

　　红军究竟该向哪里去，成了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彼时，一手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主席早已被左倾领导者们排挤在军队之外，失去了参与领导指挥军事斗争的一切权利。

　　危急关头，暂时的挫折不可怕，怕的是面对挫折束手无策，失去信心。无奈之下，洋顾问李德与博古一商议，丝毫不考虑所处环境与斗争形势，决议部队开往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李德他们的决定正中蒋介石下怀，老蒋早就预估到败于湘江的中央红军会走此路，也早已在湘西北布下天罗地网，等待着中央红军进入他的包围圈，好一举把中央红军彻底歼灭。

　　危急关头，身负高度革命责任心与自觉性的毛主席不再沉默，以己之力，强烈发声，坚决反对进军湘西北，竭尽全力晓以利害，建议红军改道向西，进军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川黔地区，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德们对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当然不屑一顾，继续固执己见，决议按既定方针行事。头脑始终高度清醒的周恩来此时举足轻重，他如果也盲从李德他们的意见，毛主席的建议尽管正确，也断然不会被采纳。那样的话，可怕的局面很快就会到来，中国革命就会深蹈灭顶之灾。

　　12月10日，中央召开了通道会议。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坚持努力，毛主席进军川黔的正确建议得到多数同志认可，并以决议形式印发全军。18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黎平会议。他打破惯例，邀请毛主席参加中央军事会议。自此，离开红军队伍已久的毛主席，终于再次拥有了参与军事会议的权利。这对处境万分艰窘的中国革命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占领贵州西北重镇遵义。在这里，召开了对中国革命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遵义会议。艰苦行军途中，毛主席不忘使命，殚精竭虑，时刻思谋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他联络了同样躺在担架上行军的张闻天、王稼祥，陈述了自己对当前革命形势及未来走向的看法与建议，深得二位赞同。后来，他们把共同的意见说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高度赞赏。这样，遵义会议上，顺利解决了党的组织与军事领导问题。毛主席终于在党的二大之后，再次走进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同时，旧的三人领导小组解散，李德、博古从此失去了对红军的领导权。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自此彻底改变，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革命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最终取得完全胜利。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能重新回到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岗位，即使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坚持努力的结果。

　　1935年3月，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联名向中央建议，几路红军联合攻打打鼓新场。中央为此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这一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支持这个建议。毛主席审时度势，觉得问题复杂，打这一仗隐患太大，搞不好会招致红军新的重大损失。当时，中央有个惯例，每遇重大事情争执难决之时，召开扩大领导成员会议，实施民主表决，然后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结果跟事先反应的结果一样，毛主席一人反对，其他人全部赞同。毛主席虽心有不满，却孤掌难鸣。一气之下，当场宣布辞去前敌政治委员职务。毛主席的决定，没有得到大家的劝阻与挽留，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回到住处，毛主席彻夜难眠，反复思索，觉得如果听之任之，必将给革命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半夜里，他披衣而起，提着马灯，穿过田野小径，来到周恩来住处。因为周恩来具有党内在任何军事行动中下最后决心的权利。毛主席心平气和，与周恩来彻夜长谈，详细分析了红军所处环境和周边敌军分布情况，认为贸然发动攻打鼓新场战役，势必造成身陷敌军四面包围威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周恩来终于服膺毛主席的见解，第二天再次召开会议，给大家详细讲解了毛主席建议的正确，取消了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得以避免一场灭顶之灾。

　　周恩来在危急关头，支持了毛主席，支持了正确的方针，挽救了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路跋涉来到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此时，虽经过遵义会议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与军事领导权问题，但很多事情依然没有走上合理化轨道。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由毛主席提名接替博古担任了新的中央总书记，可由于连续行军打仗，博古始终未能同张闻天办理交接手续。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有人都颇费思索。博古依然担任政治局常委，可已经不再是负责人了，中央的印章和所有文件还在他那里，给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毛主席点名让周恩来找博古谈谈，周恩来没有犹豫，在一个晚饭后来到博古住处。他开诚布公地向博古谈了遵义会议的必要性与历史意义。他说：我们走了不少挫折，受到重大损失，我们党急需一位熟知中国社会实际、具有领袖群伦能力的人站出来，带领我们革命。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我不是合适人选，你也不是合适人选，我们这些出过国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人都不行，唯有毛主席行。以前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毛主席行，今天的革命实践依然证明毛主席行，未来的革命实践将会继续证明毛主席行。我们还是放下思想上的担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吧。只有这样，我们期望中的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周恩来的话，打开了博古封闭已久的心扉，他一下子豁然开朗。第二天，主动交出了党中央的印章和全部文件。自此以后，博古始终紧跟毛主席步伐，成为毛主席坚定的支持者。

　　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以自己超凡的思想工作能力，促进了党内团结，化解了党内纠纷，为中国革命的顺利前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后突破金沙江、乌江、大渡河，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将近一年的艰苦长征，中央红军始终处于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之中，数度面临生死存亡考验。在党中央、毛主席坚强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歼阴谋，终于得以与四方面军会合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意义非凡，对中国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私欲膨胀的张国焘，丝毫不讲党性原则，全无大局观念。他看到中央红军人困马乏，减员严重，实力远不如四方面军，顿生非分之心，试图以枪指挥党。那段时间，张国焘出尔反尔，再三违抗中央决策，依仗兵强马壮，伸手向中央索要权利。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毛主席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一起，与之进行了机制灵活的斗争。为了顾全大局，毛主席很有原则地对张国焘做出了让步。但是，毛主席坚决不答应张闻天要让出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也不答应朱德让出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职务的请求。

　　此时，身患肝囊肿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周恩来，再次体现出自身的高风亮节，主动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这才勉强平复了张国焘的私欲。

　　尽管中央对张国焘一再忍让，却始终平复不了他日益膨胀的私心与野心。最后，公然违抗中央决定，带兵南下，成立伪中央，走上分裂党的不归路，成为中国革命永远的罪人。

　　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三位一体，同心同德，胆肝相照，日月辉映。尤其周恩来，不计名利，不计得失，革命事业为重，个人利益从属的高尚品格，永远铭刻后人心中，历久弥新，永放光芒。

　　中国革命庆幸有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掌舵，才有了后来取得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庆幸由周恩来这样无私无畏高尚伟大的战友相伴，才能够施展雄风，挥洒才华，笑傲华夏，业扬寰球。

　　毛泽东不朽，周恩来不朽，他们的革命友谊与伟大业绩不朽！

　　2022.10.21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