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将军的成将之道

　　2024年2月5日，粟裕将军逝世四十周年。将军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卓越指挥艺术永放光芒。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能征善战之将。解放战争中，粟裕将军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炉火纯青，是他在成将之道基础上的根据形势创造性发挥的结果。他的成将之道是在战争中勤奋、创造性地学习战争，多年征战磨砺的结果。虽然进入了信息时代，长期的和平环境指挥员成长的途径不同，但仍有指导意义。

　　一、接受的军事教育

　　粟裕将军所受的军事教育是1927年5月末进入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教导队不到两个月的训练。训练内容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训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教导队军事训练虽然十分严格，但也只能算是养成教育。

　　彭德怀元帅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11月入学，1923年8月毕业。课程有：四大教程即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小教程即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外加军制和马术，还有山野炮战术和实习。这些教材是按保定军官学校教材编写的。

　　林彪元帅是黄埔第四期。黄埔军校第一到第五期，学习时间最短的是第四期，1925年10月入校，至1926年1月毕业。黄埔军事课，军校初创时期主要是按照学制为半年的计划，在课程设置上第一选定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学科和术科。学科方面，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继则教以4大教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相配套的考试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还有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学科与术科均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考生请愿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粟裕将军的系统军事教育比彭总、林总都少。

　　二、战争实践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实践，粟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粟裕1927年10月任指导员，后来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1929年9月任一纵队二支队任党代表。1930年8月任红12军支队长。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任师长。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先后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任红十一军参谋长。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红十军团参谋长，挺进师师长。新四军支队副司令，江南指挥部副指挥，苏北指挥部副司令，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等。

　　感受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1927年5月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二十公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猛烈炮火下退却了。当时叶挺同志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不能扭转不利形势。突然传来了消息：“叶挺师长来了”。战士们立即停止退却，转向敌人冲锋，终于将敌人打退。有一个营长原来只受了一点轻伤，就哼着下火线，一听师长来到，立即跳下担架，冲上前去。1928年6月七溪岭战斗中，粟裕迂回到达时，敌右路先头部队已抢先占领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红军发起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午后，乘敌疲惫松懈，隐蔽接敌，发起突然攻击，一下子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粟裕跑步冲向制高点，回头一看，只跟他上来了9个人，连里其余的人还掉在后面，于是他留下六个人控制制高点，带领三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一过山凹，发现有百把敌人猬集在一起，他们立即冲上去，大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这时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也很机灵，虽见不到粟裕他们的动作，但他在山顶挥起了红旗，吹起了冲锋号。敌人不知道红军的底细，吓得乖乖地把枪放下了。粟裕只有三个人，没法拿百把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来。粟裕他们拿机柄，空枪让俘虏背。这是很惊险的，如果敌人来个反扑，粟裕他们就要吃亏了。但敌人被红军的气势所吓倒，不敢进行反扑。这就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物质力量对精神的影响。不知道的、或无法对抗的物质力量，会产生巨大的精神震撼作用，获得优势，劣势一方就需要解决认识问题，克服恐惧。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粟裕指挥红七军团二十师参加浒湾、八角亭战斗。敌人发动反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见过飞机轰炸的场面，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历过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因此粟裕将军在回忆录中针对未来作战，要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以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

　　熟悉了多种作战样式。游击战、游击性的运动战、运动战、阵地战、攻占小城市、攻占大城市等，最擅长的是运动战。浒湾战斗后，红七军团以奔袭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永安县是敌鲁涤平部的后方，县城周围有城墙。同第二次打长沙相比，这时已经懂得了一些攻城的技术了。没有炮，搞到了黑色炸药。于是就挖坑道，一直挖到城墙脚下，另外把黑色炸药装进一口棺材，上面填上土，伪装出殡，抬到城门口，点起引信，把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部队已从坑道接近到了城边，一鼓作气，打进了永安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晚进攻福州。敌人凭借工事据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市内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撤出战斗。

　　机动的速度优势。挺进师南下，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翻过了灵山，通过了敌人封锁线，渡过了信江，胜利到达闽赣边境。中央红军长征有昼夜兼程二百四十里，飞夺泸定桥。

　　持续作战对指挥的考验。一九三○年八月第二次打长沙，历时16天，昼夜作战，粟裕差不多十来天没有睡觉。当部队撤出长沙转到醴陵时，粟裕一口气睡了两天一夜才缓过劲来。浒湾、八角亭战斗指挥中通信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红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红七军团不知道；而当敌人向红七军团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

　　经验产生的直觉。谭家桥战斗失败后，敌人对红十军团围追堵截。一月十六日方志敏同志和粟裕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同志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六时，粟裕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惫，当晚不能再走。当时粟裕建议，情况这样紧，决不能拖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同志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这样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刘畴西同志率领的主力未能摆脱敌人，在怀玉山遭到失败。一九二九年彭总率领部队从井冈山突围后，农历一九二八年腊月三十日从南康上游渡过章水，占领了一个有数百户的大村庄。大地主家大摆宴席，庆祝年三十晚。红军一到，他们就跑了。从井冈山突围后，已有二十日，在敌人不断追击、侧击下，饥疲交困已达极点，遇此机会，大家是喜笑颜开，饱食饱饮自不待说。在吃饭时，彭总说要快走，离开这村里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张明天拂晓走。他们都说拂晓前出发没有问题。事实是大家都很疲劳，把紧急情况看成一般情况。平日滕代远同志对军事行动从不干预，这次他也不同意，把彭总气得难以形容。结果晚上大概一点就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粟裕将军（资料图）

　　三、实战经验的总结和系统理论化

　　参加南昌起义，跟随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转战闽西，参加反“围剿”作战；挺进师的独立作战，新四军抗日战争。粟裕根据参加的作战，深入学习、研究、领悟，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认识，并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用信息时代智能化的说法，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改进指挥的大模型。

　　战争规律。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粟裕学到的这条道理，使他终身受益。南昌起义后南下打的之正规战；朱德领导南昌起义余部打游击战；湘南暴动后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以一个团打败了敌人许克祥五个团，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井冈山会师后，初期以游击战为主，也有运动战；后期则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歼灭战一直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战略战术的运用常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

　　打胜仗的条件。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红军打了一系列胜仗，粟裕深刻认识到梁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认识。粟裕在中央红军经历中的一个重要体会是，从领导层的几次争论中，从正反两个方面逐步加深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长期性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解，逐步加深了对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的理解。他感觉到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他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他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到了一九三○年夏天，红军和苏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红军军事战略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是战争指导艺术中的重大课题。当时粟裕是基层干部，谈不上从理论上作深刻的认识，但感到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面包含着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战略转移。粟裕从南昌起义到进入赣南、闽西，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每次行动都是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的。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都遇到挫折。他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这是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四次反“围剿”战役指挥的经验。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围剿”的主力军，消灭这两个师，敌人的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红军集中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第二次反“围剿”是一次正确选择打击目标的范例。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强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斗，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朱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粟裕深受他们的教育。第三次反“围剿”是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创造战机、捕捉战机的范例。

　　战略指导。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必然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与较大的机动权。相反的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军事统帅，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统帅部主要是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它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

　　指挥大兵团作战司令部的作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没有单独系统论述司令部的内容，但《粟裕军事文集》中的“关于组织战斗”、“战时参谋工作”和“现代战争中的参谋工作”等系统阐述了司令部的作用、组织作战、参谋工作。在“关于组织战斗”中根据作战力量构成、指挥手段和方式的发展，将指挥分为“司令时期”、“拿破仑时期”、“组织战斗时期”。回顾军事指挥关系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什么是组织战斗及组织战斗的重要性。周密组织作战需要组织健全、高效的司令部。粟裕论述参谋工作的作风是“七性”：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深入性、具体性、精密性，创造性。精密性就是说一切工作应该精确周密，不是粗枝大叶，但也不应繁冗，失去要领。粟裕短暂任过红四军参谋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任红十一军参谋长，随后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任参谋长时间大约两年。后来指挥作战的成功及控制的精密和充分认识司令部的作用，高效发挥其功能是分不开的。

　　进行辩证准确分析的周密筹划战役。力量劣势获得战役胜利，首先需要对情况、优劣和达成的优势进行准确的研究分析。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任师长，经历五次反“围剿”，都是在上级指挥下作战，通过学习领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光辉范例。抗日先遣队开始自己分析判断，三年游击战完全独立分析判断，到抗日战争开辟苏中根据地黄桥决战时分析判断方法已经很娴熟了。一是对战役空间力量布阵和指挥协同的分析，找出敌人的强弱和要害。黄桥决战中准确分析了敌人左、中、右三路的作战能力、积极性和指挥协同的可能情况，从而选择了中路的翁达独立第六旅作为首歼目标。二是根据战场环境、部队机动速度、消灭敌人速度及推进速度、行动突然性和打乱指挥等确定兵力部署、作战转换和作战节奏。确定消灭敌人的速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九三九年粟裕指挥部队对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夜晚百里奔袭敌腹心目标，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大约经过八分钟，连清扫战场总共也只耗时二十分钟，和战前设想一致，让人惊叹。

　　战役行动的精确控制。黄桥决战中选择翁达指挥的独立第六旅作为首先歼灭的目标。对于这个首战歼灭对象，我军选择在什么时候突击最为有利呢？这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着。如果突击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而没有打到他的要害，顽军不但可以退缩、避免被歼，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失之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难于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扑杀过来。四日下午三时，据报翁达旅的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两三公里处。为了进一步判明情况，确实把握最有利的突击时机，粟裕赶到黄桥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两三公里远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惶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第六旅的先头确已来到。粟裕计算，独立第六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半，全部三千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七公里半，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时，后尾必然已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伏击地段，我军此时出击，正好可以将独立第六旅拦腰斩断。粟裕决心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斩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求首先歼其首脑机关。粟裕立即下令发起攻击。我一纵为主要突击力量，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第六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歼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兵败自杀。黄桥决战的指挥充分体现了苏沃洛夫“观察、快速、猛攻”、博伊德“OODA”等原则和理论，其实博伊德的理论是从指挥过程来分析的，行动还是要贯彻“猛攻”。

　　结束语

　　高超的指挥艺术往往是指挥员在理论和经验基础上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信息时代虽然有了武器的精确打击，但战役指挥要精确控制作战进程仍是一个难题，乌克兰战争就是如此。经历了三年疫情，对人脸识别都印象深刻，即使戴了口罩也能正确识别。这是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彭菲团队十多年不断改进识别算法的结果。但是对于算法工程师而言，玄妙的人工智能背后是数学算法、网络模型。这个过程并不像呈现出的结果那样神奇，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积累、打磨、攀登。指挥员成长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学习、创造、改进指挥大模型的过程，精妙之处往往就是获胜的关键。

　　参考资料：

　　1.《粟裕战争回忆录》

　　2.《粟裕军事文集》

　　3.《毛泽东传 1893-1949》

　　4.《彭德怀自述》

　　5.《制胜的科学》

     【文/吴先翔，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