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辩证法解析道德经》，作者蔡长运，2019年6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共三十六万多字，是作者用了数年的业余时间笔耕而成。
在这本书中作者试着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思想，用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用大量的传统经典来注释、翻译、解析《道德经》这部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力图把“道”这个概念解释得清晰、透彻、通俗易懂；力图探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共同的本源……
通过这本书，可用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较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哲学思想；可以帮助读者研修、学习中国古人的高级智慧。
另一方面，又可为毛主席的各种观点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里面找到支持；可以用传统文化思想来帮助读者研修、学习毛泽东的超级智慧。还能为读者批判、揭露各种反毛言论的反动本质提供哲学武器。
总之，通过本书，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可以学到毛主席、老子、孔子、姜太公、鬼谷子、孙子……的内功心法和处事秘诀；可以学到毛主席和老祖宗们的做人、做事、学习、治国、军事……的绝妙的高深的智慧。
《用唯物辩证法解析〈道德经〉》摘要
一、什么才是“道”？
什么才是“道”呢？“道”是一尊佛呀？还是一尊神？“道”是一个精灵呀？还是一个圣人？“道”就是真理！就是天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就是“道”！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毛泽东思想就是“道”！
用现在的话来说，道就是人类最正确的主义；就是最正确的价值观；就是最正确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包含下面几层意思：“道”就是真理！就是天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就是“道”！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毛泽东思想就是“道”！“道”就是绝对的真理；就是所有真理的总和；
就是终极真理！“道”是滋生宇宙万物的本源！“道”是一切客观事物(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道”是一切事物（人类社会）前进时运行的最佳路线、最正确的方向、最合理的工作方法！“道”是事物的本质！“道”是人类的终极目标！“道”是人类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人类的最光明的文化方向；是人类个体的最伟大的修行、追求、奋斗目标！
二、什么是“无为之治”？
“无为之治”是我们中国古代圣贤们的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虽然几千年来也有不少圣贤、政治家为此不懈努力，但真正实现“无为之治”的社会并没有出现过。
相反，违背这一理想的“妄为”乱治的社会却很多。由于“妄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最终都是以朝代更替而结束。
什么是“无为之治”呢？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还真不容易。但如果问“千百年来谁在‘无为之治’上做得最好？”那倒是有明确答案：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无为之治”上做得最好！只不过共产党人不叫它做“无为之治”，而是叫它“群众路线”。
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一系列论述，是对其最好的诠释。
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对群众路线的描述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要防止“脱离群众危险”。
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一系列论述，是对其最好的诠释。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
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
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毛泽东：《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
三、老子为什么崇善“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应是老子想要的一个依靠道来治国（实行无为之治）的政治实验小特区。就像陶渊明所梦想的桃花源一样。也相当于柏拉图想象中的“理想国”。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曾也有这么一个设想。大约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
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了工读同志会，计划找一处理想的村镇，从事半工半读，即一面劳动或工作，一面自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希翼过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
毛泽东为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
可是，毛泽东最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验场所，他们只得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每天除了自学之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
四、老子为什么说“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雄，守其雌”。知道一个人很“雄”，其实这个人能做到很“雄”正是最他最善于守“雌”的结果；正因为他善于、乐于守“雌”，所以才能做到很成功——“雄”。
看一个人很有主见，很有办法。而他恰恰是最乐于、善于顺从的（顺从客观规律、顺从人民的意愿）；他们最愿意放低身段、放低姿态，甘做天下的溪流；能够作为天下的溪流的人，永恒的恩德就会与他同在；他就能保持着纯洁的婴儿似的生命力和人格魅力。
一个能够主导人类命运的人，一定是最了解、也是最顺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定是谦虚的人、低调的人。一个谦虚的人、低调的人、勇于吃亏的人，一定能长期保持优秀的品格。
这种人就能保持着婴儿们特有品格特征：纯真、纯朴、纯洁；生命力最顽强、最能够自强不息；不健康的文化思想不能污染到他；其人格魅力是最完美的、最圣洁的、最光辉的。
要想成功地主导一个事物，首先要把服从这一事物的运行规律。对这一事物的内在的、外在的情况认真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也就是说，最后做决策（决断、拍板）“雄”的行为一定必须以“雌”（顺从、服从）为基础——服从这一事物的客观规律。
要想当好人民群众的领袖（领导、英雄），就必须服从群众的真正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正是能彻底地服从人民的利益；
人民群众的意见就会自觉汇集到他这儿；他就会成为主导群众未来走向的溪流了。这样的人自然就会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英雄和品德高尚的人、最有魅力的人、明星、领袖、导师。
要想当好群众的先生，就要先当好群众的学生。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
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
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
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毛主席在指挥作战时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指挥员能动性。三大战役尤其是淮海战役时，毛泽东的指示电报后面一般都加一个“一切按实情办理，斟酌执行”。
从苏联来的顾问看了电报觉得很奇怪，说这不像一个命令，哪能中央军委主席下的命令让下面指挥员斟酌执行的。但这恰恰就是战略指挥的高明之处，一切按实际情况办，可以变通处理，给指挥员充分自主权。
要想有机会“雄”，就要“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1964年7月4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梅白3人谈话。他从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说起，他说：“‘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是椒山先生的名言。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
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中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7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毛泽东的雄文《论十大关系》正是来自于“守雌”——调研。
下面内容来自于陈晋的网文《毛泽东的三篇口头讲话是怎样成为经典文献的》：
“这篇讲话来自于“听”。所谓“听”,就是调研。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连续用40多天的时间听取34个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不断插话提问,间或发表些意见,作些评论。
在最后几次听汇报时,逐步形成大致思路,对怎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归纳出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少数民族与汉族几组关系。
有了这些积累,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十大关系”。可见,没有如此这般的“听”,便不可能有如此这般的“讲”。
毛泽东后来也说:“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
听有听的门道,讲也有讲的门道。4月25日讲完“十大关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又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再次作了总结发言。
5月3日,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十大关系”作了详细传达。随后,各地纷纷要求印发周恩来的传达记录稿。
5月28日,毛泽东在有11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十大关系”。所谓最高国务会议,是由国家主席召集的商讨国家重大问题的会议,有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参加。讲完后,与会者纷纷发表了看法,这对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十大关系”的内容自然又有助益。《论十大关系》的正式文本,即由毛泽东4月25日和5月28日两次讲话记录综合整理而成,还参考了中央印发的周恩来的传达记录。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件开创性的大事。毛泽东1960年在《十年总结》一文中也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但是,这篇讲话在毛泽东生前却没有公开发表。这既和他后来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有关,也和他在整理过程中的慎思有关。1965年,刘少奇提出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但要求在中央批语中加上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
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1975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对这个讲话又整理出一个新的稿子。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逝世后,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五、老子为什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没有自己的确定的想法，总是走群众路线，以群众的想法为自己的想法；以百姓的想法为自己的想法；依靠群众，相信群众。
圣人也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不是仙、当然也不是安拉。圣人是老百姓自己的圣人；是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来的。这样的圣人就是最知道顺应历史潮流；最知道顺应客观规律；最知道要顺应人民群众的真正要求的。
圣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主导着历史的走向，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目的，也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顺应历史的发展规律，总能把人类社会引导到最合理的轨道上。
圣人之所以能够把工作做得最漂亮，正是因为圣人没有自己确定的想法——不是以自己的想法来指导工作，而是认真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最合乎实际情况的工作计划和工作策略。
圣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民的领袖，正是因为他总是不以自己的想法为想法，而是以群众的总体想法为自己的想法；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而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体利益、长远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引导人民顺着人民群众自己的最根本的、最长远的、真正的、最大的利益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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