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在60年代研究李白和杜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成书《李白和杜甫》,却被如今的很多人恶语相向,骂他是“无耻文人”、“文化流氓”、“马屁精”、“变色龙”,言辞之中充满了轻薄、鄙夷的语气。
对于《李白和杜甫》一书,这些人认为郭沫若用“阶ji”分析法去框古人,属于无稽之谈。其实,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反对用“阶ji”分析法去框今人呢?这些人无法剥除阶·级在世间深深的烙印,却要剥夺这种分析方法武器,是当得起“流氓”“无耻”的桂冠的!
在《李白和杜甫》一书中,郭沫若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扎实的文学研究道路,那就是认真的考察诗人身世、际遇、财产、婚姻、仕途、重大变故的状况,结合古人思想追求,来研究和理解诗人和诗歌。这一点难道不是一大创举吗?难道不是消除封建思想余毒,推进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大进步吗?
比如郭老研究李白,郭老举证了李白,是一个富而不贵的人,家有巨资,且有亲哥在九江做生意,有亲弟弟在三峡作生意,否则李白怎么可能无所事事,自25多岁出川,直到62岁,云游37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期间奢靡的花费从何而来?
李白的家世,富而不贵,家财虽多,却不是显族,故而使李白具有了双重人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它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
公平的说来,李白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还算是比较有节慨的。他比较能和民众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层也还较有所选择。他能藐视权贵倒是事实。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所信任的宦官头子,已经做到了“将军”,太子“兄”事之,诸王公主等称之为“翁”,而李白却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又例如,炙手可热的右相李林甫,他在文字上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从这些事例看来,李白的为人还能洁身自好,虽然他也有十分庸俗的一面。
令郭老印象深刻的是李白的认真!他读书认真,铁杵磨针的故事可证;作文认真,他对少年时所作的《大鹏赋》,“悔其少作,……中年弃之”可证。交朋友认真,《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述葬友人吴指南事可证。学剑认真,为了学剑,而举家移居东鲁;学道认真,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他对于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诗文常有提及,对他的子女更是十分的爱护。
而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迂腐而不可实现,几次出世,皆不得意,为什么?《李白和杜甫》一书中也做了详细的考察,写的同样很精彩,这里不做赘述。
而杜甫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郭沫若是有些看不起,至少认为“现实主义”“人民诗人”的头衔,杜甫当不起。
在郭沫若看来,奉杜甫为诗圣,这是一年多年来的“成见”,实际上并非如此。
杜甫在诗歌之中爱哭穷,爱诉述自己的贫困,但是往往夸大,和实际情况核对下来,有很大的悬殊。例如在他48岁时,写下《同谷七歌》中说自己“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把自己些的就像在山谷里过野人生活一样。
然而,杜甫48岁这一年就履行了四次,春末从洛阳回华州,秋天由华州去秦州,初冬从秦州往同谷,仲冬由同谷去成都。在同谷一共待了一个月,就说一年四季在山谷里挨饿,把自己的贫困夸大的太不着边际了。
能经常作这样旅行的,能是普通老百姓吗?当然不是。杜甫在洛阳、在长安、在重庆、在成都都曾有相当的家产。比如在夔州他主管的土地达一万亩以上,他在一次馈赠中,就送给了朋友果园四十亩;在成都草堂杜甫不论其他,光是竹林就有百亩以上......
杜甫的生活,并非我们长期塑造的孤苦形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地主生活,相比于普通老百姓,只可以用“优渥”来形容。
纵览杜甫一生,年少时,在偃师县由陆浑山庄,在长安杜曲有大片桑麻田,中年在成都有草堂,在夔州有果园,这些杜甫并不隐晦,在诗歌中都有所表现。然而,却有不少“研究家”们要为杜甫隐晦,有意无意的是“诗圣”或“人民诗人”的观念在作怪!
而杜甫的诗歌,真的符合“人民诗人”这一头衔吗?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诗中做了大量的论证说明了杜甫传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尽管有不少描写现实和矛盾的,但是结论中又主要是为统治者隐过,把横征暴敛、种种吃人行为,归罪在统治底层的奸猾小吏,而说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
杜甫甚至歌颂过好几个镇压农命起·义的权贵,在这一点上,杜甫远不如李白。
因而,过分夸大《三吏》《三别》的人民性,把杜甫作为人民诗人的标杆,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杜甫真是“超越了自己的jie级”,杜甫不仅不能成为千百年来封建官方所承认的“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名都早已消声觅迹,或者遭受了一千多年“乱臣贼子”的骂名了。
郭沫若是反对过分抬高杜甫的,杜甫关心老百姓,既不如同时代同时代投笔从戎,投身农民反抗运·动的苏涣,(苏涣在封建历史中被描写为乱臣贼子),更不如与郭沫若同时代的千千万万的革·命者。
就拿郭沫若本身来说,那也是铁骨铮铮,北伐时期就投笔从戎,四一二最黑暗的时刻发表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号召反蒋;他参加武昌起义,而后在蒋光头通缉下离国;1937年在祖国最危难的关头,重新回国,始终战斗在文化战线上,创办《救亡日报》、创作《屈原》、《南冠草》......,以笔为刀,同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内的卖国走狗们,不分日夜的厮杀。
仅就郭沫若的生平来说,也可以甩安史之乱中只知避难远遁,还要为“贵人”说好话的杜甫几条街!
这里,我只说了郭沫若《李白和杜甫》的其中的一个结论,书中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就连积极反对郭沫若的人,都不得不对郭老的学术表示敬佩“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做学问的人,很严谨很广博,每有论述,必引出处。绝不信口雌黄”!
可以看一下本书的目录,你便可以知道郭沫若研究方向的扎实!
滑稽的是,在今天,大众视野中的郭沫若俨然变成了一个小丑,这无疑是四十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四十年来,对郭沫若的攻击和诽谤一刻也未曾停止过。
郭沫若是一个革·命家、文学家、史学家,一代大文豪。但是当代人却把他否定掉了。
如何可见郭沫若大学问家水准?莫过于看一看他的作品!
而在如何认识李白和杜甫,如何认识世人对杜甫的千年误解?谁人能有如此的深刻和说服力,仍旧是非郭沫若莫属!
通过读此书,一些深受时代影响的年轻人评论说:“读了这本书,使我对郭沫若肃然起敬。抛开文中政治上的倾向,郭沫若是真的文才澎湃,聪明过人。作书时年过八十,依然写得如此富有生命力,实在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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