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万吨钢铁指标是谁的过错，为何一人担责？

　　在庐山上，毛泽东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然而，细查钢铁高指标是如何提出来的整个过程，却可以看出毛泽东高姿态的“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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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由于各地日渐狂热的情绪。会议确定了一揽子工农业生的高指标，要求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

　　对钢指标，毛泽东是有些不放心的。会议期间，他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在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钢铁产量1070万吨这个数字到底可靠不可靠。由于不放心，他采取的方式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他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

　　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鞍山、武汉、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相关负责人，大家都说行。

　　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在冶金工业部具体分管建设和计划，毛泽东问他:“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接着，毛泽东问到了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王鹤寿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此时已是8月，到年底只有不到五个月时间。有疑问的没疑问的，都赞成这个目标。最后，毛泽东问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薄--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 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这是个好主意。”毛泽东表示同意。陈云却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袁宝华去谈了一次。袁宝华的结论还是“行”。于是，陈云告诉毛泽东说“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说话一向很慎重，此句“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其实就是“完全可能”。

　　这样，1070万吨钢铁指标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既然这个“1070指标”的确认过程，很多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最后怎么就成了“责任归于一人”呢？

　　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发现高指标出了问题。对此，毛主席除了在庐山主动承担钢铁指标失误之外，还为此写出了检讨书，要求发到全党。最后刘压下没有发。

　　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再次当着中央、省、地、县等七千多干部的面承担责任，再次做了自我批评。

　　高指标的出炉过程很复杂，责任涉及许多干部，再后来否定大悦进的时候，把责任全部推到毛主席头上，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袁宝华曾站出来中肯的说：“当时毛主席对具体重大问题抓的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

　　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是我们在那里糊弄毛主席”。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冷西回忆：1958年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成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去冬今春修了500亿土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了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还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然而，尽管毛主席谆谆告诫，语重心长，耳提面命的讲了那么多，但从上到下的干部没有多少做到，吴冷西也没有顶住压力，最后还是鼓劲去了。

　　浮夸风的问题，在毛主席的强力干预下，逐渐得到了遏制，然而，深层次的问题，老人家还在不断地试验、观察，思索。后来，为了让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不再走精英统治平民的老路，他以不怕“摔得粉碎”的巨大勇气，办起了第二件大事，而且还要隔三岔五地办一回。这种勇气，这种感情，令人佩服，令人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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