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辉煌 历经磨难：老知青大寨行系列纪实（之一）

老知青大寨行系列纪实（之一）

——登虎头山、祭奠陈永贵、召开座谈会

海空  报道

适逢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毛主席逝世38周年、陈永贵诞辰100周年之际，2014年9月8日下午—10日上午，“中国梦·知青情”系列活动组委会举行了到大寨参观访问活动。参加人员有全国知青模范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和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段存章及全国各地老知青代表共计30多人。笔者作为活动报道人员也应邀参加。

9月8日下午，笔者与这些在广阔天地炼红心奋斗了多年的老知青朋友们，集体乘大巴车来到大寨。9日，在大寨党总支书记、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郭凤莲的陪同下，登虎头山参观学习，参加陈永贵100周年诞辰祭奠仪式，参观大寨展览馆，参加座谈会，参观大寨名人陈列馆和陈永贵故居、宋立英商店等。10日，还参观了昔阳县城红旗一条街。

知识青年是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当年，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炼红心，艰苦创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回城风”的刮起，许多知识青年先后回到了城里，他们没有沉沦，继续在新的岗位上为祖国做贡献。这些知青中的许多人，一直怀念在农村奋斗的光辉岁月，多次回他们的“第二故乡”走访，并用实际行动回报那片养育、锻炼过他们的热土，纷纷出钱出力，献计献策。这次老知青大寨行，也可看作是唤起他们对那个红色年代美好记忆的一种方式。

坐落在太行山松溪河畔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在近两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上，在145户农民家里，在530口人的心中，珍藏着一部艰苦创业史。大寨人在旧社会饥寒交迫，解放后，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带领穷苦百姓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艰苦创业，排除万难，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山、水、林、田、路的综合治理，用勤劳的双手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绘出了一幅欣欣向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画图。大寨人依靠自力更生的法宝，战胜了1963年的特大洪灾，创造了迅速恢复生产、再夺农业大丰收的惊世奇迹。

大寨以骄人的成绩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榜样。毛主席在1964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多次接见陈永贵。周总理对大寨的根本经验作了精辟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周总理曾三次访问大寨，李先念、李德生、粟裕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到大寨视察，众多外国元首也到大寨访问。

曾经红红火火、创造了辉煌奇迹的大寨，后来遭遇打压，历经磨难，不过如今早已走出低谷。卓尔不凡的大寨，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笔者特把这次在大寨参观学习座谈等情况分别展示出来，与大家分享。 

▲ 知青模范侯隽与郭凤莲喜相逢 

▲ 知青模范邢燕子与郭凤莲热烈拥抱  

▲ 三姐妹团聚  

▲ 邢燕子（左六）、侯隽（左四）、朱克家（右二）等部分老知青与郭凤莲（左五）9日早上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前合影

一、登虎头山

▲ 9日上午老知青们在郭凤莲的陪同下登虎头山  

▲ 周总理纪念亭

▲ 周总理分别于1965年3月21日、1967年4月9日、1973年4月23日视察大寨。   

▲ 郭凤莲介绍周总理纪念亭 

▲ 大家分别在叶剑英的“虎头山”题词前留影。这是知青模范乔晋湘（前年从山西省劳动厅劳动监察处处长岗位退休）。

▲ 虎头山上的水池 

▲ 从虎头山上看到的大寨

二、祭奠陈永贵 

陈永贵，中国的一个奇迹。一个泥腿子，竟然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是毛泽东时代才会出现的特有现象，也是那个年代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有力证据。

陈永贵确实有头脑有水平，决不枉虚名，是个非常合格的带头人。大寨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这个好带头人的正确领导关系很大。陈永贵晚年受到错误批评，大寨红旗被取消，这是历史遭遇的的挫折，不过，人民仍然相信陈永贵和大寨。1986年4月4日，当陈永贵的骨灰运回大寨时，早早地就有很多人沿路等候，黑压压地跪倒一片，此情此景催人泪下。陈永贵和大寨，都是不朽的！

9月9日上午，老知青们祭奠陈永贵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陈永贵墓前举行。

▲ 陈永贵墓碑碑文   

▲ 陈永贵墓碑

▲ 陈永贵墓   

▲ 从墓地俯看  

▲ 老知青们参加祭奠  

▲ 两位女知青手捧鲜花走到陈永贵墓前放下，然后鞠躬。
 

▲ 全体知青向陈永贵墓鞠躬
 

▲ 全体默哀 

▲ 老作家陶冶宣读祭奠词

陶冶念道：

陈永贵同志祭文

陈公永贵  一九一五  年2月14  出生山西  昔阳大寨  小南山村  一九八六  年3月26  因患肺癌  卒于北京  按其遗嘱  骨灰送回  虎头山上  入土为安 永贵非贵  出身贫农  家乡环境  非常恶劣  七沟八梁  穷乡僻壤  平地几无  很少产粮  食不饱腹  辘辘饥肠  永贵发愤  改变家乡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艰苦奋斗  肩挑土筐  铺土造田  提高产量  社员生活  显著改善  丰衣足食  喜笑开颜  先进事迹  动地惊天  飞出三晋  神州传遍  中央肯定  领袖出言  工学大庆  农学大寨  全国榜样  人人称羡  人民公社  人民掌权  走大寨路  政治挂帅  思想领先  进才让贤  前有头行  后有接班  便良立英  承让来恒  后有凤莲  心明眼亮  狠抓生产  为民服务  革命种田  领袖英明  远瞩高瞻  还政于民  人民江山  各界代表  当属模范  选贤任能  重任在肩  顶级劳模  主席亲点  进最高层  领导机关  任副总理  分管农业  重权在握  仍是社员  白巾罩头  粗布衣衫  领袖生日  邀请陪餐  哪里就坐  主席身边  受宠不惊  心中坦然  从不谋私  没有污点  一心奉公  任劳任怨  主席离世  新人当权  人事更迭  时局有变  是非曲直  跟他无关  心中有数  不附不攀  发觉不适  毅然辞官  主动要求  离开官邸  从交道口  到木樨地  住进22号  部长级楼  还不赋闲  从12层始  扫到楼下  楼道卫生  义务承担  东郊农场  顾问承担  一九八五  年7月间  肺癌住进  北京医院  国锋探视  劝其心安  伙食便宜  两元一天  他要回乡  仲勋劝阻  一九八六  年3月26  日当11时  辞世长眠  三天之后  到八宝山  告别仪式  农场职工  加上亲属  二百来人  官方人员  没有出现  下午两点  55分来人  华氏国锋  相对无言  看了许久  泪水潸然  与陈亲属  一一握手  仍是缄口  出告别室  上车返还  可以想象  内心波澜  无尽感慨  颇多遗憾  陈公享年  七十有一  虽然坎坷  饱受苦难  但亦风光  功成圆满  无愧于人  对得起天  忠于领袖  忠于人民  忠诚于党  刚正不阿  堪称典范  今吾同志  来到墓前  诞辰已过  一百周年  诚表敬意  予以祭奠  诵读祭文  以示怀念  永垂不朽  望其冥安

2014年9月9日邢燕子、郭凤莲、侯隽、朱克家及全国各地老知青35人拜谒祭奠 

    ▲ 全体知青排队绕墓祭奠，表达对陈永贵同志深切的怀念之情。  

▲ 郭凤莲接受江苏知青书画院赠送的纪念陈永贵同志诞辰百年的画  

▲ 大家在墓前集体合影 

三、陈永贵与大寨

（综合部分网络资料编写）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镇石山村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98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村支书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主席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遵照他的遗嘱，其亲属将他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

从农民到副总理

上个世纪60年代，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之后，他从虎头山走进中南海，从一个农民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却坚持在地里劳动，不拿国家工资……他的人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洪灾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时的涝灾，大寨被蹂躏得泥泞不堪，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但大寨人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靠着打满补丁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铁手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大灾之年，大寨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交了24万斤商品粮。当年年底，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社员们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全部搬进石窑新房。

大寨人战胜天灾的事迹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陈永贵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这一次，他不仅向人们介绍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更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绝佳的口才。他的讲话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听了情绪激昂，纷纷传诵。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1963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来到大寨，参观完后非常动情地说：“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1964年12月，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26日上午，会议刚结束，他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在背后喊他：“永贵同志，请等一下！”他停住了步子。周恩来说：“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周恩来告诉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要把你请来。” 

到了休息室，毛主席紧紧地握住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啊！”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主席和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照片。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陈永贵被请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

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的官职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周恩来一见陈永贵，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但是他坚持不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 

作家马峰谈陈永贵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我接到省委通知要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路上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

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

1964年3月28、29日，毛主席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主席介绍了陈永贵。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

马烽说：“孙谦给我们作介绍时，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

“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陈永贵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大意是说，社队干部中确实有一些贪污盗窃、称王称霸的败类，但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和比较好的，他们在生产第一线，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种坏思想作斗争，劳心费力地率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力有限，困难重重，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他们欢迎上级派人给他们以支持帮助，批评教育。但是把他们都当成是‘四不清’的怀疑对象和审查对象，采取‘有枣无枣打三杆’的做法，使他们很反感。虽说‘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这种做法，给人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和剌激。”

马烽说：十年后的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他斟下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丝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边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一天得抽两三盒烟，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这样算的话，陈永贵每月的总收入就是181元。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马烽还说：“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他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当说到正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他说，中央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华国锋、邓小平等几位中央首长都要来。他还说，中国人口太多，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看来要把粮食搞上去，当前只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吴思《陈永贵下台之谜》一文谈陈永贵与胡耀邦（节选自《南方周末》）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时，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与胡耀邦主张的路线多次发生冲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对此，陈永贵怒气冲冲。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次会上陈永贵又与胡耀邦的见解发生了冲突。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陈永贵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这次会，也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他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不服输。他说，我们没有下放土地也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宠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劲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

1979年3月19日，李先念批示不过半个月，《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激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示《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见报，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那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会知道：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1979年陈永贵痛骂胡耀邦是“狗X的”（节选）

（原载《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

昔阳，夕阳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公开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攻击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主持中共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时他还身兼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午8时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名代表和战友发表讲话。

看着老陈沉重的表情，看着他捧着平时根本不用的稿子，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务虚会正开着，报纸的腔调全变了，人们预感到：十几年的大寨经验，眼看就要成问题了。

陈永贵在讲台上捧着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可陈永贵放下稿子说：“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致哀。”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代表们猛然听到这种提议不禁一愣，但立刻又心领神会，迅速站起来，低下了头。接着陈永贵又说：“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说话时陈永贵已经老泪纵横了。

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委迟迟不肯按三中全会的要求扭转航向。昔阳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开放集市贸易，也不肯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79年8月底，在昔阳受到上级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陈永贵回到昔阳才松了口。他说，“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对三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有了陈永贵的明确吩咐，昔阳才开始动起来。

辞去副总理

1979年12月17日上午，在昔阳县革委会大楼的二楼会议室里举行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午10点，李善慎宣布开会。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宣读了晋中地委的136号文件，大意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念完文件，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永贵，陈永贵无表情地扫了众人一眼说：“在四中全会时，我给彭真同志说过，在基层兼职过多不好。现在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免去我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是为了做好工作，并不是常委内部有什么问题。如果下边有什么说法，可以解释一下。”陈永贵继续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权的。就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随后刘树岗发言，他说不是自己想当这个书记，是服从组织安排，并表示要照顾好老陈的生活。陈永贵也表示对刘树岗信得过。实际上，陈永贵与刘树岗后来的关系搞得很僵，陈永贵认为刘树岗对昔阳和大寨否定得过份，骂刘树岗不是人，什么责任都往他身上推，悔恨自己没认下好劣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陈明珠就照他的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陈永贵的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等等。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参时非常生气，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香。使陈永贵更苦恼的还有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一天，陈永贵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诉苦，李先念见陈永贵气得不行，就跟下边打了个招呼，说那些内参别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很生气，对身体不好。于是这位政治局委员从此就看不着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了。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1982年9月 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没有陈永贵的踪影。陈永贵在山西落选，连十二大代表也没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头衔自然也就失去了。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心情苦闷，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中国实行农材改革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他认为大包干是行小惠。1982年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曾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不适合搞包产到户。”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听，他也就不再坚持，叹道：“人家不让，咱别管那事了。” 

魂归故土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药。可是这次感冒越来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明显消瘦。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8月，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安慰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听说陈永贵住院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也前去探望。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时常谈起后事。一次，有人谈起报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陈永贵对陈明珠说：“唉，我死了，还不像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这时，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一次，李喜慎来看他，陈永贵说：“喜慎，肺癌能活几天？我去世后，你们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元，社员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说着说着陈永贵流下眼泪。

临终前，陈永贵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回大寨去死。陈明珠把他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嘱咐陈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

临终前5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好友，都来过医院看望。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逝世后，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第三天下午，一辆高级轿车在八宝山火化场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人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贯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1986年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陈永贵之墓的层层台阶。这台阶一共有228级，分为三部分组成，其中一组为8个台阶，两组72阶，两组为38阶。细心的人会发现，这每组台阶都有丰富的寓意：8个台阶象征着陈永贵在中央工作8年；38个台阶象征着陈永贵38年的党龄；72个台阶寓意着陈永贵终年72岁。  

四、相关纪念碑  

▲ 老英雄贾进才纪念碑

贾进才，1909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大寨艰苦创业的杰出代表。

他一生积极投入国家建设，为大寨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大寨的石坝、地椿、水池、排房、窑洞无不凝聚着他的血汗。他先后4次参加山西省农业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大寨时，称他为“老英雄”。1966年10月，他应邀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贾进才三次让贤的故事家喻户晓。他为了把大寨建设好，顾全大局，3次主动将党支部书记让给比自己强的陈永贵。陈永贵不负重望，在他的支持下，带领大寨的人们切实改变大寨的面貌。是贾进才给大寨选择了一个好的带头人，在大干社会主义的年代里带领大寨干出了一番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事业。

1989年9月，贾进才以特邀农业劳动模范的身份，出席了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996年2月逝世，享年87岁。

▲ 郭沫若纪念碑 

▲ 郭凤莲讲解 

▲ 郭沫若写给大寨的词《颂大寨》：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成良田，凶岁多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 著名电影剧作家、小说家孙谦的墓碑    

五、放歌团结沟渡槽
  

▲ 郭凤莲带着老知青们走上团结沟渡槽  

▲ 郭凤莲和老知青们放歌《大寨人心向红太阳》
 

▲ 老知青们争相拍照 

▲ 大家唱《敢叫日月换新天》 

▲ 大家唱《学习大寨赶大寨》 

▲ 大家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 大家唱《我们共产党人》
 

▲ 大家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团结就是力量》  

▲ 渡槽下清悠悠的水 
 

▲ 渡槽上写着“绿化大寨”四个大字 

▲ 老知青们在渡槽上呼喊口号：“大寨，我们回来了！”“用劳动筑梦，用实干圆梦！”“大寨精神永存！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中国梦，知青情！”

附：郭凤莲等人放歌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gwNjI4OTA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gwNjc1NjI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OTgxNzI4.html

老知青们在大寨团结沟渡槽呼口号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OTkzMzQw.html   

六、郭凤莲与大寨

（综合部分网络资料编写） 

出身于1947年9月的郭凤莲，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在“农业学大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被称为“铁姑娘”的郭凤莲与大寨一起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陈永贵为改变大寨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郭凤莲就是从他手上接过大寨的这面大旗。

郭凤莲1962年完小毕业后在大寨务农。1963年参加了大寨的抗灾自救，同当时的“铁姑娘”们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劳动。1964年，年仅十六岁的她任铁姑娘队队长，与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员一样战天斗地斗，改造家乡落后面貌，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接见和赞扬。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8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一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而郭凤莲也日益为人们所熟知。郭凤莲坚信作为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大寨成为当时的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潮水般涌来取经探宝。 

1973年6月，26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党支部书记，她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

从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间，她虽然在大寨工作，但身兼数职：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委委员、县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92年当选为昔阳县政府副县长。1994年任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同年改任昔阳县委副书记。2003年、2008年连续当选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2009年1月18日，荣获第七届中国十大女杰荣誉称号。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大寨党总支书记、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

被戴上鲜艳光环的小岗村1978年冬天的大包干，在一年多后，在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翻版；又过了7个月，这个数字超过了五分之四。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4年，99%的农民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对大寨，包产到户推广却遇到了阻力。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感到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还是像过去一样，一边组织社员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岗村发生的一切，但是，她并不想改变大寨的方向。郭凤莲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响。大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宣布：安徽决不再组织参观大寨。

由于拒绝实行包产到户，1980年9月她被调任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郭凤莲哭了，从此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17年的大寨。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曾经硕果累累的大寨，开始被《山西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点名批判。郭凤莲被调离后的第二年，大寨村才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不少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回了头。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与此同时，大寨村换了4任支书，可是无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使大寨勇立潮头。大寨人怀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希望她能够重新带领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离开了11年的郭凤莲被任命为昔阳县委常委、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再次回来的她已经45岁，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重回大寨后，她带领大家“二次创业”，重新依靠集体的力量，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农工商一体化的路子。

创业难，二次创业更难，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市场经济中二次创业难上加难，但曾经战天斗地的郭凤莲扛得起任何艰难。

1992年春，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乘火车前往上海参观。郭凤莲了解着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她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请专家，学着经营，学着商业谈判。走过了一段五味杂陈的创业路，郭凤莲逐渐得心应手。她甚至学会了品牌的有效扩张，在三家与外地的合资企业中，光是“大寨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占25%多的股份。大寨企业经历了村办小作坊到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的转变。2007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1.2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600倍。大寨，又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一片繁荣景象。

如今的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和全国许多企业一样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大寨的两家煤矿和水泥厂先后被关闭，不少企业效益不佳，如果不实行转型，必然会陷入死胡同。郭凤莲不悲天悯人，仍然提出发展集体经济，依靠集体的力量，不断开辟使大寨继续腾飞的新路子。

七、瞻仰陈永贵雕像

▲ 大寨展览馆旁的陈永贵雕像  

▲ 马青柯在陈永贵雕像旁留影  

▲ 陈永贵雕像旁开放的花朵 

▲ 郭凤莲、乔晋湘在陈永贵雕像旁、大寨展览馆前合影  

▲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2012.12.22在陈永贵雕像旁植的松树  

八、参加座谈会  

9日下午2点，老知青们在大寨国际旅行社会议室召开纪念农业学大寨运动50周年暨纪念陈永贵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郭凤莲等同志应邀参加。由人民日报某杂志社的一位负责同志主持。

▲ 座谈会会场  

会前，已故著名作家、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的儿子马青柯向郭凤莲和陈永贵的后人赠送《青春之歌》，向大家发纪念杨沫百年诞辰的彩页，并简要介绍了其母杨沫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情况。 

▲ 马青柯发送纪念杨沫的彩页   

▲ 马青柯同志介绍其母杨沫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情况  

座谈会正式开始后，首先由《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在大寨工作生活13年的常驻记者段存章讲述有关大寨、陈永贵以及农业学大寨的情况。   

段存章说：

今年是农业学大寨50周年，建国65周年，陈永贵诞辰100周年，《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今天还是毛主席逝世纪念日。38年前的9月9日，那天我正在大寨，从山上下来遇见陈永贵，他告诉我：毛主席逝世了。我忍着悲痛赶紧往大队会议室跑。（郭凤莲插话：我赶紧把政府的电视机搬到会议室，组织收听收看。）开完会，我跑到邮局一字一句地给人民日报发稿，成为全国第一个报道农民对毛主席逝世的反应。

我是1964年春天第一次到大寨采访，那时我是山西电台的记者，在这里住了7天。至今已50年了。大寨是我第二故乡，虎头山就是一所大学校，这所大学校将伴随我一生，我至今还没有毕业，每来一次就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大寨教给我很多，首先教给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给我勤俭节约，珍惜一草一木、一粒粮食。

大家让我讲讲大寨。说起大寨，当年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大寨人不容易，大寨的变化是大寨人流血流汗干出来的。记得有一年社员赵大和劳动砸伤了手，大寨当时没医院，愣是举着手步行了10华里到县医院治疗，你说这算不算英雄。

凤莲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回到大寨后，受气不赌气，长志气，要争气，要和气，要顺气。”作为女同志，她的肚量比陈永贵还要大，陈永贵还生气，但是陈永贵在北京，郭凤莲在山西，在榆次，那是两派斗得最厉害的地方，受的气比陈永贵还多。也气过，也喝过酒。（郭凤莲插话：“喝酒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一个人不经过挫折是不能成熟的，光吃苦不行。她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已初步达到了人和、气顺、村富了。

我昨天晚上沿大寨走了一圈，看到村里静悄悄的。我脑子里有三幅图像：第一幅是大寨的老人们很善良。陈永贵成了孤儿后，是当时的老人把它养起来的。他们一家三个姓，在他养母去世时，他披麻戴孝，以儿子身份送终；当他嫂子去世后，他又改为陈姓，不跟贾家争财产。他的这种孝道、包容，这种美德，不是偶然的，跟他的出身有关。后来的老少组、好汉组，跟他的出身是一贯的。他同情穷人，现在的共产党人也要同情穷人。

郭凤莲的启蒙老师是她的姥姥，宋立英是郭凤莲的姨，郭凤莲小时候看到家里天天开会，就问姥姥为什么？姥姥说那是开党员会，郭凤莲说我长大了也要当共产党员。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员就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共产党员在她心里才有了印象。

大寨教给我当干部的好作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大寨的全体支委、共产党员，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现在的好多干部，是先捞，一上任就捞，腐败分子就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寨的干部为人民服务，不是喊的口号，也不是光背诵就行。大寨党员干部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学习为人民服务。他们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赵大和、赵小和、石桂林三位烈士，都是为了建设大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张一张的老照片，都有为人民服务的故事。我说的13年，是从1967年到1980年，如果从第一次至今，是50年。那时写新闻，不署名，没稿费。我和老英雄贾进才在一起抬过石头，在一起拉车。有感情的还是劳动，还是流汗。

几十年风风雨雨、冷冷热热，上上下下，起起落落，我们今天以平常心看大寨，说说我的心里话。

郭凤莲是1991年11月15日重返大寨，到现在已经23年了。她作为一个女同志，一直敢于担当，不简单，不容易。

我觉得大寨是穷山沟养育了苦难人，苦难人要生存就靠吃大苦，否则怎么能三战狼窝掌，在1963年那样大的自然灾害面前闯过来？他们都是吃过大苦的人，认为共产党能让他们翻身过上好日子，就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有人喊他“陈大叔”，我认为陈永贵就是虎头山生长起来的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陈永贵没长在其它地方，这说明大寨的气场、气候、环境、土壤适合他生长。他听毛主席的话，他的一生是在搞共同富裕，发展集体经济。他曾经说过：让领导干部富起来容易，让群众都富起来难。他的理想是让群众都富起来。他是用行动带动大家致富，不是光嘴上说说。

有一句口号，“堵不住资本主义路，迈不开社会主义步”，把它说成是大寨的话，实际上不是的，现在却扣到大寨头上。

陈永贵公正公道！今天上午的祭词很好，还陈永贵一个公道。我想到两点；第一点，应该还大寨本来面目。农业学大寨这是个历史，不能各取所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三学”，应有大寨的位置。

农业学大寨不是偶然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主席怎么听到，然后怎么由农业部来调查，然后反反复复，真正地直到人代会讨论通过，周总理作报告。我参加了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次全国农业基本建设会，还有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这五六次大会，都是中央亲自抓的。1970北方会议周总理亲自抓，亲自参加，纪登奎主持，从大寨开到北京。农业学大寨《人民日报》发了6篇社论，都是毛主席、党中央通过了的。

第二点，就是说四人帮利用了农业学大寨，搞了极“左”，我认为这个提法不能成立。“四人帮”没有插手农业学大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业学大寨几次会议都是中央直接抓的，四人帮，包括江青虽然两次来大寨，她也没插手农业学大寨。这个应该尊重历史。

我写过文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是中央、人民日报告诉我的精神，让我写的。我不认为这句话是大寨人说的，现在到处讲是大寨人讲的。现在“四人帮”也成了筐了，很多事都往里装，装来装去也不正常。如人民日报有一系列的历史，一说就是“四人帮”利用了《人民日报》，实际上文革初期“四人帮”还没有形成。要还历史本来面目。

大寨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辉……

主持人说：

每次来大寨都有新收获，大寨是一本书，陈永贵是一颗大树，农业学大寨是一座丰碑。  

 ▲ 郭凤莲发言

郭凤莲介绍大寨情况：

我在外工作10多年，回忆了大寨很多事，我也想起很多事，睁开眼看看是今天的大寨，闭上眼还是过去的大寨。过去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不管是大寨的七沟八梁也好，人的变化也好，都是顺其自然。走的必然要走，来的还是要来，就像工作一样有起有落，道路没有平坦的路。大寨起起伏伏，起还是必须要起，但起的过程中，也有落的时候。落下去再起来，落下去再起来。一个人也好，一个整体也好，一个团队也好，总是在艰难的环境中要迈出第一步，但是要忍耐，要有坚强的毅力。

咱们国家诞辰的历史比较长，日本帝国主义走了以后，国民党又来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大寨人在陈永贵同志带领下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就是要走共同富裕之路，所以他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1946年建立互助组。到1953年，第一个实现合作化的就是大寨村。当时是初级社，到1955年，就转到了高级社。然后到了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一步步这么走过来的。

为什么叫大寨？大寨后面还有个小寨。我是武家坪村的，那是个练武的地方。大寨住的是军官，小寨住的是兵，武家坪是练武场。来这地方最多的人是姓贾的，是从平定来的。逐步有了人群后，人们就在山上生活。你想想，这地方该有多么苦。要种地没有地种，要栽树没地方栽，所以想想那个时候陈永贵、贾进才这批人受的是什么罪啊，真是吃不饱穿不暖。冬天没有衬衣衬裤，没鞋子没袜子。贾进才、陈永贵这些人的脚冬天开了裂缝，就用针线把裂缝缝起来，你想想这要痛到什么程度啊。我亲眼见过宋立英给我姨父贾进才缝裂缝，然后再抹上浆糊（就是玉米面糊糊）。那都是受的什么罪啊！在我这心里头记忆太深了。陈永贵的爱人，那是最勤俭的人了。他把米给陈永贵吃，自己把剩下的汤和着苦菜沤成的酸菜吃。我跟她家当过邻居，亲眼看见那老太太很可怜的，又高又瘦，从来没见过她胖过。宋丽英也没胖过。

大寨人怎么干？不光是他们干，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两个孩子能抬得动筐，就会去抬煤炭，还要去修水库。大寨的今天不是做了个梦，天上就掉下个馅饼，而真正是大寨人用血汗换来的。

我在1991年底回来，1993年大寨还很穷，挣不到多少钱的时候，我必须给老年人每月发30元零花钱，这是因为看到老年人很可怜。虽然改革开放十几年了，大寨还没有发展起来。还很艰苦，没有钱。老太太柱上拐棍，到大柳树下跟我说孩子不给她零花钱，我这么大岁数一点零花钱都没有，为什么不能给我点零花钱，让我买一个烧饼吃？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为什么这些老年人干了一辈子连零花钱都没有？到年底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给了30元零花钱。到现在一人一个月给300元钱。老人说花不了，就这样也回报不了这些老人们的情感。现在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变了，人们都住上了楼房，开上了汽车，我心里有很多感慨。现在年轻人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不满足。那些老年人谁来满足他们？他们干到现在活不了两天了。从传承上来讲，家庭也要开展这种传统教育。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代代往下传。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发生了那么多问题？今天杀了这个，明天杀了那个，说实在话，就是一些光荣传统在丢失。要把咱们国家的这些传统都丢了，就太可惜。咱们是干事的，年轻人是找事的，年轻人是找不完的事，咱们是干不完的事。要搞好传统教育。

现在也提一些干部走基层。我认为现在干部走基层，比过去差得太多了。那个时候老段他们下来，谁说他们是什么记者，你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干什么你干什么。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是这样，那叫收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走群众路线，但现在是开个会，你看看，我看看。

提起大寨精神，我认为大寨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72周年、《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我们都应该为人民服务。从延安时期开始，八路军自己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解决自己的吃饭穿衣问题。这些的意思，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场合，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把这精神传下去。

大寨精神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个精神是怎么来的？是大寨流下的汗水换过来的。大家都是老知青，老知青的精神，也是大寨精神。我感到，我在陈永贵同志手下工作了几十年，老前辈的精神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吴老四、陈永贵、贾进才、宋立英这批人，还有铁姑娘，都是深深的烙印，所以再怎么说，我也不会忘了本。现在我想干，是年纪大了，不过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能干多少还要继续干多少。还有培养年轻人，早点培养，扶上马送一程。

要说大寨这20多年的变化，也确实不小。我1991年年底回来的时候，大寨也有几个企业，但是状况十分不好。是管理不好，不是不挣钱。当时的煤炭是挣钱的，现在的煤炭不挣钱。大寨的企业，去年到今年受到了很大的波折，在走下坡路，不像前几年。前几年，我们的大企业小企业都挣钱。现在小企业基本是微利企业，大企业现在不挣钱。原来我们最挣钱的企业是煤炭企业。大寨原有两个煤矿，省政府又支持大寨办了一个煤炭运输公司，光这一年就是六七个亿，一年上缴税收就是3700万元，这是给国家作的最大贡献，但这一块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两个煤矿全关掉了，因为你是中小煤矿，要整合，必须关掉，已经关掉好多年了。后来我就靠煤炭运输这块，但煤炭运输现在也不景气了，一个是不让挖煤了，再一个是电厂不用煤了，现在用上了天然气和精洗煤等。

所以大寨的企业还得转型，不转型就不能发展。年轻人碰到的是一个第三次腾飞的转型。现在不是创业，也不是守业，是转型。你不转型，经济就要落下去，经济落下去了，将会死水一潭，所以我跟现在的娃娃们说，要挺起腰杆、咬紧牙关，经济不能落下去。原来的企业要扩大，像核桃露加工，核桃油加工等要靠农产品的转换来打市场，想尽一切办法发展。小企业如衬衫厂、羊毛衫厂也要发展。外头打工的挣不下钱，回大寨来挣钱，外来的农民住在大寨挣钱，水泥厂转型搞墨粉，一年力争达到100万吨，但现在遇到了无法贷款的问题。现在是自己挣下钱自己发展，犹如滚雪球。农村的深化改革比城里还要难。因为农村本身就困难，微小企业都在农村，尤其是农产品产业，基本不挣钱。这里搞农业大棚，那里搞农业观光园，都是不挣钱的。如果国家和银行都不给贷款扶持，那么这些企业都是要夭折的。中央这几年出台很多支农、扶农的政策，我也很感动，但是全国的农村太多了，撒下去就是一把胡椒面，如果不采取重点扶持的办法，我认为有些农村企业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在两会上我也给中央提出，要加大对重点农村的重点扶持，当然少数民族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也应该扶持。现在大寨、华西都遇到这类发展难题。我们都经常通气，电话联系，你怎么样，不行，我怎么样，不行。我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大寨今后怎样稳步发展经济的问题。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的确过得不错，福利也很高。你看这楼房建起来了，集体出了70%的钱，老百姓出了30%的钱，水、电、气、暖全入户了，280户人全住了新房，而且新房旧房产权全是农民的，农民就有了固定资产，老年人的养老金也在逐步上升。好企业农民入股，老年人也入股，老百姓只拿2000元，到年底就拿回去了，股本还在，企业永远有他的股份，所以他们就有了资本，有了钱。现在大寨一年3000多人，都成了“万元人”了，每人每年有2万元的收入，老年人活着寿命很值钱，活着就能拿钱，衣食住行都不发愁了。村里还有80多部小汽车。

看了今天的幸福，不能忘记过去的辛苦。山上栽的树都很粗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将来你走了，树还在继续长，留给了社会，留给了社员，还在呵护着后人。

大寨的历史要好好写一写，趁我们这几个人还活着，好好写写。我们做过的事都应该进入大寨那本书。有人建议我写自传，我不写，不宣传自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寨村，没有大寨就没有郭凤莲，自己做了一点小小的事，就宣传自己？我对给段存章说，写大寨的故事，就是写大寨的历史。都留下来。我用过的，我得到的，我都放着呢，我肯定带不到棺材里去，都要给大寨留下，包括我带的奖章，是替大寨人带的，不是个人的，要放到大寨的保险箱里，不能放到棺材里带走。将来要传承，这个奉献是大寨人的奉献，一定要留给大寨。现在是保管员。是让大寨真正富起来。现在是全国十大名村之一，是中组部评选的先进党支部。全国劳模大寨就有好几个，像陈永贵、宋立英、郭凤莲这些全国性的代表就有很多，应好好统计统计。要回报社会，要步步高。老知青来了可说说知心话。  

 ▲ 朱克家发言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代表、全国劳模、老知青朱克家说：

我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不是假的。当时有人问我，大寨肯定是中央出了不少钱，中央帮了不少忙，才能做到这个样子。我说你是胡扯。

我们了解的是中央帮助，在技术上在科学方面适当辅导一点是有的，但是没有拿钱给大寨。如果中央拿大量的钱给大寨的话，大寨就决不是那样。大寨人的口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干、苦干加上巧干。这句话到现在都适应。什么叫“大干”？大干就是要有远大的目标，但是要实现远大的目标，就必须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呢？就是要吃苦，这就需要苦干，不吃苦，远大目标不可能实现。然后，还要加上巧干。巧干就是讲科学，种田要科学种田，搞任何东西都要讲科学。

▲ 吴亚丽发言

河南郏县广阔天地乡的吴亚丽说：

我在这应该说是一个晚辈吧。我是从2007年开始从事知青旅游的，也就说是传承知青精神的后代。从2007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我参加这样的会议已经很多次了，每一次都非常震撼.。非常喜欢咱这个知青之间的氛围，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每次出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都非常高兴，也感到非常荣幸。

我是2007年开始了解大寨的，因为那年我在知青纪念馆工作的时候，才知道1975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才第一次听说了大寨。因为上学的时候，学的都是课本上的知识，所以我当时就想哪一天能去大寨，所以今天有幸来到大寨，学到了很多，受益非浅。

我从事知青工作以后，感觉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知青精神，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考虑的是自己，而以前的这些人，没有那些私利，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到这儿来学习学习大寨，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学学知青精神。

我们广阔天地乡也就是薛喜梅那个乡，很小，14平方公里，1.5万人。因毛主席一个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闻名全国。广阔天地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源地，我们那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同步发展的。我们乡蝉联三届全国文明村镇、国家科技示范乡、国家教育示范基地、国家旅游名镇，还是全国最大的铁锅生产基地，年产量是7500万口，占全国铁锅产量75%以上。

知青旅游，我们那里有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2002年开馆的。是河南省的爱国主义示范基地。但是我来大寨看了之后，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还有加一大把力来发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占地3万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分四个部分。总面积3000平方米，布展面积2700平方米，展区分四个部分：广阔天地源起、广阔天地纪实、广阔天地洗礼、广阔天地瞭望。展出的各类文物、实物和照片等17000多件。特别是有毛主席批示的手稿等重要藏品。

这次我来大寨学习之后，非常激动，真的受益非浅。以后，我们还会来大寨学习。

▲ 党生发言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代表、知青模范、《福建知青》主编党生说：

我说两点。第一点，大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社会主义，不是其它主义。几千年来，小农经济就是单干，这个历史一直告诉我们，发展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村，靠单干，几千年没有发展中国，没有拯救苦难的农村。这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尤其是搞现代农业，是不可能干得好的。单干，只有一时表面的积极性，没有长远的实际的积极性。这次我又去看了我的第二故乡，原来的12个大队，现在没有一个大队有村集体了，村里面有一些事情需要办的话，村干部只能东求西求，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够拿到一点钱，修一点路，要想做大的发展，没有可能。我插队的那个村，去年一场洪水，把门口的良田冲垮了，至今还没修复。在我当年插队的时候，也有一场大水，把门口的大田冲了，结果三天时间就修复了。为什么？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而去年呢，冲后至今没能修复，是因为个人家里没有人力去修。所以我感觉，如果要搞社会主义，不是其它主义，不能只讲一时，还要讲长远。

我们大寨，整治七沟八梁一面坡取得了胜利，我感觉已经证明了它就是农村发展的方向、致富的方向，所以，我感觉大寨是一面社会主义的旗帜，一面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旗帜。

第二点，我感觉大寨人的精神，就是激起我们知青青春焕发的一个动力，从此又为我们知青怎样在农村奉献自己力量，在农村应该做些什么给了一个方向。

我1969年下乡，在农村10年，1970年10月入党，组织上感觉我还比较勤奋，比较安心，1971年培养我当了支部书记。我那个村，多数是梯田，只灌溉半天，不通电，跟外面隔绝，一片原始状态。党组织把我培养成共产党员，让我挑这个担子，我就感觉，这个是给知青一个锻炼，同时也是让知青发挥作用。那时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县委书记是当地人，他劲头很大，不断地在我们县推广大寨经验。我们当时只20来岁，在大寨精神鼓舞下，我做了三件比较有意义的事：

1、开路，把与外界隔绝的山村与外界连接起来。我们知青一出动，至少是一个生产队，自己人，再加上当地的农民群众。当时我们叫开马路，大概只有三四米宽，但是有了这个后，拖拉机运肥，挑公粮，就不再翻山越岭了，就解放了劳力。

2、因为洪水要冲农田，刚好，下放干部来了，他给我们出主意：我们门前，是两条支流汇聚在一起，只要两个小时不停地下雨，就会形成灾害。如果能关掉一条支流，抵挡它一段时间，就会避免洪水冲田。这点亮了我们心头的建设的劲头，就开始干。知青当先锋，当地的农民感动，一起来搞了个水库。虽然水库不大，但是破天荒地在那里解决了几百年来点松明烧煤油灯的历史。过去，没电，吃粮食用水兑冲米，而我们有了电后，就可以加工饲料，发展养猪，就可以解放劳力。

3、既然要改变农村面貌，农业要走一条怎样合适的路？我们跟大队、公社商量，是不是办一个知青队伍，来搞一个，我们当时不叫生态园，是立体养殖、立体种植的农业园，现在叫生态园。我们那一批十几个知青，后来70多个知青办了农场，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大寨那种改变地方面貌的精神让我们也有了使命，所以我思绪万千。大寨的精神应该是永远不朽的！

主持人说：

知青模范吴基业有事没来，发来短信：大寨大庆，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工农代表登庙堂之高，是对贵族政治精英政治的有力回击。祝活动圆满成功！

▲ 程约汉发言

云南知青代表、原《昆明日报》编辑程约汉说：

首先我讲的是我们知青对大寨对陈永贵郭凤莲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听说要到大寨来，三代知青都争着到大寨来。我是1964年下乡的，是第一代知青；第二代知青是老三届，68、69的；张玉宝，还有那个是74年75年下乡的小知青。大家一定要来，因为我们三代知青都是当年学大寨的积极分子。我64年下乡以后，那个时候刚刚提出农业学大寨。我们下乡有热情，有干劲，但是到了农村怎么去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不知道怎么去干。那个时候大寨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个时候一看到大寨的书、大寨的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大寨的文章，我们就赶快把它藏到枕头下，经常去翻。

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在有一段话：高度评价了大寨，并提出了真学大寨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全国有不少县、地区，粮食产量很低，还不如解放初期。农民收入很低，有的地方劳动一年还倒欠账。他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搁了。据说现在全国有300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较好。全国2200个县才有300个县，太少了。”他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我希望3000多代表都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学，不要只从表面上学……就是这300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毛主席说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如果全国的粮食生产都像大寨那样，那我们国家的粮食就不用发愁了。”邓着重讲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和借鉴大寨的具体经验，指出：“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你看，当时邓小平说得多好。邓的讲话，是对大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大寨带头人陈永贵的赞扬，使与会者大受鼓舞。

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农业很快大幅度增产，第二年即取得粮食大丰收。看到这些成绩。陈永贵每到一地都强调：“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精神。至于具体的办法，条件不同的地区，不能死搬硬套，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大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工夫，搞好人的思想。这一条上不去，其他什么办法都不行。

当时我们在生产队，经过两三年的锻炼，因为有高中文化，很快地，很多知青都当上了生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有的到公社了，像我就在生产队当干部，修水坝，粮食增产，达到村里历史最高产量。正是因为我们学了大寨，我们村子的面貌才逐步好转，工分值由原来的三毛钱提高到后来的七毛钱。那时大寨已到了一块五了。

当时陈永贵、郭凤莲到云南昆明作报告，我们特受鼓舞。当时叫普及大寨县。真正改变农村面貌的就是农业学大寨，对全国的农村搞大寨田，便于普及农业机械化。这是中国5千年历史上没有过的。只有农业学大寨，才彻底改变了全国大多数农村的田地大一块小一块高一块低一块的状况，全部把它平整化，便于实现机械化、水利化，让全国的梯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毛主席逝世时，已有7.3亿亩旱涝保收田，人均一亩高产田，亩产600多斤，那个时候很了不起了！

现在我讲一下小梁，曾经到我们官渡区最差的一个公社，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在三岔河的大山上搞了一个水库，又在双桥村（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修了两级抽水站。去年云南大旱，政府给每家送桶装水，而他们修的水库起了很大作用，只有他们学大寨修的三岔河水库，才保住了周围村庄的农田不减产。那时农业学大寨，全国都行动起来了，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农民都行动起来了。全国各地都有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西藏、新疆都有。那个时候都是把那种七高八低的大大小小的土地都改造成大寨田，适宜机械化耕种、灌溉，像我们官渡区，两千多台拖拉机就在那些大寨田里耕作，还可喷灌。可是现在的土地都被开发商盖房了。

其中一年，1977年，农业学大寨还在延续，那一年，官渡区就造了大寨田23200亩，还有平整土地1800多亩，扩大的灌溉面积4900多亩，改善灌溉面积7000多亩，这是了不起的数字啊！那时对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改变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再坚持5年，或者10年，中国农村完全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因为那时毛主席说，1980年全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大家想一想，那时候我们中国农村如果再坚持5-10年，我们中国农村的面貌该有多大改观？那样的话中国梦早就实现了。（掌声）

当时非常艰苦，当年知青们修三岔河水库的时候，到处是刺，没有路，他们就把被子物品扔到悬崖下，人再跳下去。没有水喝，种植场就用消防车把水送上山。当时的知青不怕苦，他们有着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愿望。

（郭凤莲插话：现在开口就是钱，你不给我钱就不干。

我们那里，到1983年，那个土地不包也不行了，市委书记、市长都在那里，说你们如果不承包这个土地，就是对抗三中全会。后来我是被调走了，陈永贵也调走了，下一任，XXX当书记，就因为这个把他书记免掉了，就是今天你是书记，明天就不是的了。上面也不解释为什么要免掉你。）

（翁德坤插话：上海也是这样，各乡镇不想分，你不分，党委书记调走，这是新的一刀切。）（孙成民插话：不换思想就换人。）

郭凤莲说：

机器全卖了，大大小小的机器，一个也没了，有人把它拆了当废品卖了。水利也失修了。水池、水管、喷头、铁管子，卖了废铁，原来的狼窝掌，从上到下全部都是这么粗的铁管，都卖了废铁。我当时气得呀……。现在我又集体出钱配齐。

华主席对大寨有写了：大寨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巩固集体经济发展。一个是集体道路，一个是发展。当时华国锋的爱人韩大姐说：人家都包产到户了，你还搞什么集体经济呀? 还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华主席说：大寨不一样，大寨必须坚持集体经济。这些年来大寨的发展就是朝着集体经济的方向在发展，我刚才讲的都是和集体经济有联系。以前把农业机械队解体了，我现在又组织起来，几十部机器全部放在一个大库房里，什么时候用，咱就用。给大家无偿使用，一分钱都不要。（掌声）近几年的水利设施，大概花了几百万，我把断了的水管全部都安上了。原来的水池我把它修好了，原来的水池5个，现在是6个，还修了个水塘，形成了一个管网。48华里长的盘山渠，全部修好，然后都配了套。所以现在大寨人吃水、用水一点不用愁了。我是留住天上水，挖出地下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毛主席讲的，把它存起来，百年大计。集体原来没有长大的我要把它壮大，集体原来没有的现在要有。

现在大寨人离开了集体就没法过，老人养老，孩子们上学免费都离不开集体，走路离不开集体，穿衣离不开集体。现在大寨的地是集体种，冲坏了地集体修，全管了。到了秋天收了粮食，各人拿回家，卖多少钱集体不管。这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咱不能侵犯。发展集体经济是农民的金山、银山。（掌声）

程约汉：

大寨、昔阳在太行山，大寨是十年十旱的地方，大寨人解决了水利化问题以后，陈永贵就在昔阳搞西水东调工程。这个工程，就是解决昔阳县十年十旱最有效的一个措施。这个搞了以后，整个昔阳县的用水就不愁了。

郭凤莲：

西水东调工程是这样的：七十年代搞了一个水库，后来不让修，下马了。九十年代搞了一个橡皮坝，后来橡皮坝也不用了，开了一个30多华里长的山洞，水通过山洞往下流。现在昔阳县城用水、电厂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都是这水。以前让这个工程下马，下马的损失比投入的损失还要大。陈永贵临去世之前惦记的就是这个事。那时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再也不要干那西水东调的蠢事》的文章。那时候陈永贵同志流着眼泪给中央领导说：可以把我陈永贵关在监狱里，判我刑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把西水东调工程停下来。可是最终还是让停下来了，所有西水东调工程用的那些管子，还有其它材料，全部都没了，最后连机器零件都没剩下一个。

我回来后，找到国家发改委，发改委给了3000多万块钱，把水洞重新疏通了，把小水库拆了，变成一个大水库。这是西水东调的后续。以后时间长了，水洞堵住了，去年又打报告，去省里找到李小鹏省长，给了7000万，又把这个洞重新打通了。现在的政府和水利部门对西水东调工程还是很重视的。

程约汉：

我说一组数字：大寨在1960年的平均亩产是650斤，到1962年，达到了772斤，那就是山西省的第一，所以大寨人是太行山的英雄，是中国农民的英雄，陈永贵、郭凤莲是中国农民英雄的代表。

▲ 邢燕子发言

著名知青模范、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邢燕子说：

我在1964年的时候，周总理问我：邢燕子，你们的粮食产量是多少？我说百十来斤。总理就说，在这方面，你们就得向大寨学习，大寨在63年遭灾还取得了大丰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实在的，我从1958年下乡，就记得农业，毛主席说，中国只有把农业搞上去了，我们什么工作都好做了。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大家伙都拼命地干，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各行各业支持农业。我们中国发展壮大，是大干起来的，苦干实干起来的。发展，只靠个体的力量，是发展不起来的，只有我们集体大家伙众人抬柴火焰高，大家伙齐心干起来，才行。今后的发展，改革开放，怎么发展，没有过去人民这种精神，我们是实现不了的。我不会说话，总理说的我都一点一点地记在心里。我也没有写日记，我就是坚持大寨精神，苦干实干，起五更睡半夜，把我们的面貌改变了。后来亩产由百十来斤达到了纲要，还过黄河跨长江，我们那里过黄河是达到600斤，跨长江是800斤，我们都达到了。

我们原来的村，有发电机、电动机等等，后来搞包产到户，都被分了，卖了。

我的作用不大，但是，我要坚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不能忘，忘了就是忘了根本。我今年74了，我上大寨五六次了。

程约汉：

在毛泽东时代，到1976年的时候，中国有7.3亿亩旱涝保收的机械化的大寨田，灌溉面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中国由于搞了大寨田，学了大寨精神，就占到世界四分之一的灌溉面积，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美国耕地的灌溉水平原来是最高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农民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以7.3亿亩旱涝保收的灌溉面积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难道这不是了不起的成就吗？不是奇迹吗？毛泽东时代就是创造了人间奇迹！

现在我退休了，就赶快抢救历史。在坐的知青好多都是学大寨的标兵、模范，在昆明官渡区，我就发现，盛世修志，就是不修文革十年的志；盛世修志，出了很多志，就是没有文革十年的历史。（郭凤莲插话：对。）

好多单位把文革十年的档案毁掉。他们认为文革都否定了，执行文革的东西要到干什么？好多单位就不要了。我们去查文革志，根本就查不到。当时我搞课题，谁任大跃进时期的什么职位，从1956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都在，改革开放后的也在，就是文革十年的没有。刚好我有这个机会，我们三个人把官渡区的几十万份材料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把官渡区经济发展这十年的资料全部收集齐了，现在正在写。

小插曲：

因为有些档案消失了，我们就找那些活的老同志。有个老同志藏了5张照片，这次开会我带来两张。还在昆明档案馆查到了昆明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简报，用大寨精神教育知识青年，中共昔阳县委员会，1975年的。现在送给你们。（郭凤莲插话：好珍贵呀！）

程约汉：

这照片是知青学大寨，官渡区的群众代表，也送给你们。

（郭凤莲插话：好，好，这些将来都放到大寨的书里。

成都有个纪念馆，馆主是山西的红人，他自己投资了4个多亿，收集各种资料专门来证明咱们大寨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的历史。哎呀，那资料真是多得很，我专门去看了一次。）

程约汉：

中国好多档案馆里都有大寨的那些照片、材料。最近云南《昆明日报》又有一张陈永贵到呈贡县的照片，全国各地农村的县级单位、市级单位里面，都存有很多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资料。

还有一个插曲：

当时他们要搞分田单干，有个妇女想不通，就吵起来。分田单干造了表，那个妇女就把那些表丢到田里去了。她说我这农民就不参加你这分田单干。

最厉害的是那些生产队的干部，去找工作组。因为上面一直强行要分田单干，市压县，县压公社，那些村里的干部群众找到公社，就问：“谁主张分田单干的？”对方回答说：“我们工作组上级要求的。”“毛主席当年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搞合作社，你们怎么要分田单干？是谁指使的？”“是那个卢书记。”“什么5呀6的，我们就不信这一套！”（郭凤莲插话：哈哈，我们就是要集体。）

程约汉：

中国农村就是要组织起来。那么落后，那么穷，你不组织起来怎么搞得好嘛？他们搞了一个圈子，副区长带了工作组下去以后，要开会让他们分田单干，干部群众让他们走，会开不了，还是要开，社员们都拧着草凳走了。（郭凤莲插话：当时就是想不通。）

程约汉：

并不是亿万人民的心声，是上面有组织地搞下去的。（段存章插话：最怕的是两个一：一刀切和一阵风。这些害人害得最厉害。过去有，现在还有。）

程约汉：

不能拿小岗村那种10%的落后的队的经验，来推广全国80%以上的村子。你10%的小岗村的穷队可以搞包产到户，但是百分之捌玖十的农村已经机械化了，已经非常强大了，你还强行推广，完全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换思想就换人，当时就是这样。

▲ 孙成民发言 

四川社科院正厅级调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孙成民说：

我以前没有到过大寨。我下乡十年，在四川农村当了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学了十年大寨。我这是第一次来大寨，很受感动。前天，为了开这个会，我专门写了一篇短文，1500多字，发在我的博客上，昨天新华网全文登载了，题目是《大寨精神与知青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

我们到大寨来，我们又是一个知青群体，这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我事前就作了一定的思考。

昨天，我们这批老知青，相会在天安门前，重温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今天，我们又聚会在虎头山下，纪念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50周年和陈永贵同志诞辰100周年，追忆为人民服务的时代风尚，缅怀老楷模老英雄的崇高品格，具有特殊的情感和意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重任，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历史英模。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的历史上，中国农村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在这些感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中，对中国农村带来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为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的“农业学大寨”，一个是在中国大地持续27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

大寨是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它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于跟穷山恶水作斗争，重新安排山河，改变贫困面貌，积极为国家卖粮食，一步一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战线的一面旗帜。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12 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对大寨精神作出高度概括，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它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农村的山山水水，成为支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大厦的重要精神力量。

知青上山下乡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计划地开展于60年代初期，大规模发展于60年代末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它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城镇就业、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而开展的一项大规模的政府行动。1700多万知青从城镇奔农村、赴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战斗，它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一代人，也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农村和边疆“一穷二白”的面貌。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用青春分担国家困难、用激情谱写建设新篇、用奋斗开创历史先河，无疑成为这一代知青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无疑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重要精神力量。

之所以说农业学大寨与知青上山下乡，是影响中国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因为它们都是毛泽东、党中央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而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是因为在大寨人和广大知青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品格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因为大寨精神和知青精神所体现的当代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它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内在地包含着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精髓的大寨精神，和以“为国分忧、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知青精神。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历经沧桑和波折，但社会主义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摒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过去，还有现在，以至将来，这种精神始终会闪闪发光，永远弥足珍贵。

农业学大寨已经成为历史，知青上山下乡也已经沉淀在历史记忆之中，但农业学大寨在改天换地、山水治理、农田建设、科学种植等方面所创造的历史辉煌，知青上山下乡为推动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广大知青为农村带去的城市文明和先进理念，在贫瘠的山乡办起耕读夜校、建起文娱队伍、开起合作医疗、安起宣传喇叭等作出的历史奉献，至今都留存在老百姓的心坎里，书写在大江南北的土地上，镌刻在新中国历史的丰碑中，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张思德精神的内核，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值得永远弘扬光大。张思德精神、大寨精神和知青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探索实践中积淀起来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值得代代相传。  

▲ 翁德坤发言

上海老知青、《黑土地》杂志主编翁德坤说：

我是第三次到大寨。43年前，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做新闻干事，我们团长带我来过，看你们吃过什么，都是苞米糊，而且那时亩产已经达到1千斤了，对我们是很大触动。

我发现，农业是必须由政府投入的，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美国，农业部是最大的部门，人最多，国家每年投入最多。但是我们在63年64年，内外交困的时候，整个帝国主义包围中国，所有的钱都投到工业，投到国防工业，工业都没钱了。所以毛泽东要宣传自力更生，不靠国家。为什么不宣传平原，要宣传山区呢？中国是个山区为主的国家，所以我感到大寨对中国的贡献大得不得了，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可是后来却把大寨否定了，真是胡扯！我当初回去讨论，连长指导员都在谈论学大寨，居然有这么混账的连长，说什么我们不能学大寨，大寨都搞梯田，我们这里怎么搞梯田呢？胡扯，你怎么当的连长？是学大寨的精神，谁让你搞梯田？水平真是低！我们有责任捍卫大寨这面旗帜。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把大寨精神给宣传出去。

还有，现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说来说去说到底，最关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风问题。我们上次听说一个上海知青，有病回去养病，医生说你活不过5年了，他回到哈尔滨养病去了。他原来下乡到瑷珲县瑷珲镇山好大队。农民请他回去，说村里养得更好。他到了村里，看到农民怎么那么苦。他当初下乡时，每天一个工是一块七八毛，是城市工人的两倍到三倍。他拿着铁锹铲那个黑土地，却铲不下去，他感到很奇怪。几十年没有深翻了，没有有机肥，土地都板结了。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农民要求他带领大家再干集体经济。因为生病了，去年四月份他到上海来，我去采访他，他就说：习近平提出，再过7年，就要实现全面小康，根本做不到。农民怎么做得到小康呢？我感到我有这个责任。他感到对不起农民，他父亲是老红军。他说我至少是共产党员。去年12月份，我们在北京开了个座谈会，是合作社高级分会论坛，他在会上讲了一段话，非常令人触动。他说现在干部的作风是一塌糊涂，那天晚上乡党委书记的秘书居然打电话来，说谁谁谁，书记让你写份材料。他很气愤：领导干部非但不和我们三同，连你秘书还打电话，不亲自动手。我们的政策是怎样传达到下面的？我感到我们的作风就是从上到下，更危险的就是腐败，花钱造假典型。真正的事情上面并不了解。所以我感到孙成民讲的有道理：大寨精神、知青精神就是实干，不怕一切困难。  

▲ 侯隽发言

著名知青模范、原天津市宝坻区政协主席侯隽说：

我多次来大寨，每次都很激动，特别是跟我们知青朋友们一起来，更是感动和受教育。我下乡早，1962年下去，现在人们都爱说给力的话，我觉得那时候给力的两件事，1963年的学雷锋，1964年学大寨。学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自己大公无私，爱国家爱集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道德风尚，而且也用这种思想向群众进行宣传，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农民也都发动起来了。大家1964年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面貌，还有咱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都是丰碑。雷锋呀，大寨呀，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在当年。

现在看，咱们搞这活动，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把这个学习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基就是为人民服务。另外，大寨的精神，实际也是出于为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大家在那玩命。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不仅当年，后来，甭管经过多少风雨，这种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我想将来也不会变。甭管我们多大年纪了，身体怎么怎么糟糕，处于什么环境，我觉得这种精神一定会融化在血液当中，落实到行动上去，永远也变不了。大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凤莲同志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后来我也就说得多做得少，而她一直在做。回来以后20多年，看到这个发展，非常鼓舞人心。我们为大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再次鼓掌！

最后，主持人总结说：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又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寨精神，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刚才有一个同志说到感情的问题，不但我们知青有感情，全国人民都对大寨有感情，我每次组织到大寨来，名额总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情结，都想来看看。

大寨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一面旗帜，知青上山下乡也是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一个战略部署。陈永贵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文化遗产一定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一定是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多人都爱惜大寨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惜大寨的名声。毛主席共产党当时号召农业学大寨，我觉得在当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了中国农村的问题，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就想起毛泽东，我觉得我们逐渐在认识他。我们逐渐会发现，毛泽东远比我们已经知道的和颂扬的毛泽东要伟大得多，我们对他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呢。他思想的光芒必将照亮人类前进的征途，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好好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一切，与他思想的光辉都有关系。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二卷，对大寨也有一个结论。不论谁写史，他一定要肯定大寨精神，所以大寨精神是不朽的，全国所有的大寨田都是大寨人的丰碑！

附：特约嘉宾新疆集体经济网负责人赵子祥同志应邀了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出席，出于对大寨之路的信赖和敬仰，他特发来了书面发言：

从为人民服务到学大寨乃至集体化 

赵子祥

今年是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号召七十周年、“农业学大寨”五十周年。纪念这两件大事是十分必要的。谨向大会的发起者、组织者、提供各方面支持者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预祝大会园满成功!

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就是为公不为私，农业学大寨的本质就是为集体经济道路总结出一套基本的经验。现在全国著名的明星村无不是当年学大寨打好的基础；而全国数十万个搞得好的集体经济组织，都有一个好的领路人和领导班子，他们的基本品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公不为私。这充分说明，毛主席的这两个伟大号召为农业，也为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千千万万接班人，为在任何风浪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早在2007年，本网的负责人就力排众议，提出我国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小农经济同农业发展社会化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走集体经济道路。本网及其志同道合者相信这一认识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我们对此充满着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当时全国正在刮起一股攻击集体经济的歪风，什么“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特点的生产经营形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语），“小岗人不要犯糊涂”（中国社科院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针对沈浩学南街的指责），“南街村你慢慢倒”，“华西村不能复制”，“华西人不自由，居住的别墅像监狱”等等。对此，本网编写了《中国新农村建设高潮》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农村的主要矛盾和集体经济道路，认为我国农村在近十几年内必然出现以集体经济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高潮（此书在北京有关同志的支持下由展望出版社出版，印数1000册，悉数送给了当时处于困难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接着，就在北京等全国各地许多同志的支持下，办起了本网，于今已有七年多历史。办网以来，针对以上言论，不断发表有关反击的文章和自己的专论，拥有了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

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大起大落，坎坷发展。尽管经过30多年的分田到户，仍然有不少像南街村一样的农村，重新恢复了集体经济。2003年时，有资料显示，全国较富裕的村（都是集体经济，因为不集体就富不起来）有7-8000个，占农村总数1%以上；到了2009年，本网调查，已经达到十多万个。2013年底，这个数字约占到30%即20万个左右（这是就全国平均来说，在沿海地区，则占到50%以上）。有趣的是，尽管以中央名义多次发出文件，着重强调股份制改革、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发展种田大户、家庭农场等等，但从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出，各地从省、地、县到乡镇，现在主枛的都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各地都在培训、选拔能发展集体经济的人才，同时财政支持、派驻村干部、组织参观交流和会议推动。各级组织的力量都集中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上了。应当说，这就对了，就抓住主要矛盾了。与提出上述主张的人的主观意愿是搞农村私有化改革相反，股份制改革、土地确权的结果，并没有影响统一经营，它们只起到农村分配的一种形式的作用，绝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搞成私有化；土地流转大部分到了集体手里，流转到家庭农场、种田大户手中是少之又少，家庭农场和种田大户只是个别现象，大片的根本发展不起来。这可真有点“政令不出中南海”了。那些原来拼命攻击集体经济的媒体，现在也老实些了，噤声了，再也不说集体经济不好了，有的还改变口气说，“这样的集体经济当然是可以的”。

农村集体经济的现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山东革命老区有一个村（荣成蚧口村）从1947年组织起来坚持到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了。现在有多艘远洋捕捞船，有自己的可停万吨以下的海港，人均收入34500元。黑龙江依东县有个新合村，分田以后实行一村两制，一半单干，一半走集体，竞赛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后来坚持单干的实在没办法，要加入集体人家还不要，最后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干预下，才实行股份制把他们吸收进来。改革开放的样板村小岗村后来也不得不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许多地方都有财产百万的人自愿加入本村集体经济，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总之，农村走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广大农民的内心期盼，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这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经济规律，它支配着农村的未来，绝非人力主观可改变，或为那个政府、政党所能左右。在这里，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中的一段话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段话是：“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当下，我们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也面临着这样的考验。我们看到，凡是集体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就繁荣，社会就稳定；反之，就有处理不完的麻烦，工作十分被动。

我国现在的政治形势，有人说是政左经右。资改派在农村企图搞私有化，实际上行不通，只有在城市大行其道。越是这样的形势，越说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许多地方组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理由就是一点，为了农村两委有钱花。他们的说法是“手中没有米，叫鸡都不来”。其实，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止这样，它真正的涵义是，在我国的大环境下，这是另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只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并巩固了，任何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最终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这既是人心的向背，也是实力的较量。我们的任务就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要响应十八大的号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公有制。

就全国形势来说，党的十八大认为，主要矛盾没有变，仍然认为是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和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矛盾。人们只要联系一下现实，就会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国现在的情况不是生产不能满足要求，而是产能普遍过剩；同时，人民大众有效购买力又是相对不足。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已经同资本主义社会接轨了，没有差别了。应当看到，十八大对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也就是对国情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从源头上就错了，其他的方针、政策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说什么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就不能服人了，就站不住脚了。

我国现在的主要矛盾应当是十八大所着重指出的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实际上仍然归结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的主观意图并不是要关心两条路线斗争，而是要借这个问题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篡改强加给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大家都跟着他们的错误指挥棒转。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十八大提出的这个问题提的好，问题的实质就是真搞社会主义还是假搞，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当前这种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左派队伍的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所谓革命、改良之争，本网觉得还是要从革命的战略全局出发，实事求是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早就说过，我们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不参加任何一派，也不参与争论，不提供争论的场地。让事实来回答谁正确吧。对于党中央的决策，我们按党章要求，凡是正确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凡是不正确的，都可以批评。这是党章和宪法赋予每个党员和公民的权利。

最近，出了个“新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这是要同毛主席主导的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线。但是，我们分析，这些同志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在当前斗争条件下，探讨研究具体的战略战术和对策。这实际上是要提出当前的政治纲领。这个工作乌有早就开始做了，提出了十几个字，但其中没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是个缺点。我们认为，政纲要求和文字怎样表述，可以继续研究，“新社会主义”就不要再提了。

从一些争论中看出，有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ABC即基础知识知之甚少。例如有人说，自己是唯心主义者（韩），有人说，物质同意识是同时产生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秋石客），这都是在基本知识上的错误，正像有人要搞永动机一样的无知。这充分说明革命者内部学习的重要性。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是团结的基础，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难怪产生分歧了。

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促进左派的团结。这是非常重要而有益的。本网认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不仅适用于农业也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大寨精神，坚持顾大局，讲团结，左派的事业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谢谢大家！

▲ 座谈会会场   

▲ 座谈会会场 

2014.9.16初稿

2014.10.20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