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岭的感慨

　　杨家岭的感慨

　　杨家岭是什么地方?从地理上，它只是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的一个行政村，因村口有明代工部尚书杨兆的陵墓和祠堂，因而得名杨家陵，后改名为杨家岭村。

　　有许多中国人、外国人涌到杨家岭，专门来看村里的一孔孔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和低矮瓦房，透过简单朴实的一个小村，去遥想过去曾经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场历史大变革。

　　这里不仅是一个村，更是一个圣地，曾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中共中央驻地旧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期间，中共中央在此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共“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

　　我们首先参观了杨家岭最壮观的建筑，一九四二年落成的中央大礼堂。建筑的外观为黄色，与黄土高原同样的颜色。它长三十五米，宽三十米，可容纳千余人。内部采用了传统的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外部则采用了西方的一些建筑风格，仔细观察，礼堂没有木梁木柱，用四个大石拱做主梁，避免了阻挡视线的两排木柱子。这也是当时唯一没有木梁木柱的大型礼堂。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阳光下，第一次独立召开的大会，不必再提心吊胆地躲躲藏藏、要求隐蔽，不必再奉天承运地聆听“皇帝诏曰”、仰人鼻息。会议宽宽裕裕开了五十天，七百五十五名代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代表了全国一百六十一万的党员，认真总结了成立以来二十四年的经验，制定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七十七人，这一领导集体的人数比“一大”时全国的党员数字还要多三分之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领导思想，摆脱了共产国际这个外国“家长”的影响。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是经历风雨后成熟的结晶，是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人达成的共识。如果说“一大”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诞生在襁褓中的婴儿，那么，“七大”就是举行的一个成人礼，一个可以左右自己国家命运并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巨人成长了起来(共产国际于一九四三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年时解散)，如秦始皇二十二岁时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然后才有统一六国以及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如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汉武帝二十二岁亲政，然后才有奋刀兵之烈，封狼居胥，扬威大漠的赫赫武功和豪情壮志!

　　伟人的声音仿佛依然在这里回响：“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有游客穿着灰军装，站在讲台上，在布满礼堂的红旗中，模仿伟人的动作，挥起手臂拍照留影，洋溢着满脸的自豪。

　　从中央大礼堂出来，进入另一个公共建筑，建成于一九四一年的中央办公厅楼，其状如飞机，亦称飞机楼。三楼是政治局会议室，二楼是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一楼的北翼为中央图书室，南翼为中灶饭厅，有时作会议室用，窗户看起来很小，而且没有向外开的门，这都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延安文艺座谈会即在此召开，景点的名称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和中宣部部长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了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一九四三年春节首先在延安出现了秧歌运动的高潮，此后每年春节成了解放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发展到各根据地，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而推广到全国各地，甚至影响到今天，秧歌仍是老百姓最喜欢参与的文艺活动形式。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运动对新文学的重大推进作用，从一些著名作品也能感觉得到，如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等)、《赤叶河》(阮章竞)、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赵树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我的两家房东》(康濯)等，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郭沫若)。

　　然后参观了北山坡上几个比较“私人化”的地方，是从外表上看，和普通的农家小院并无区别的黄土窑洞。

　　第一站是周恩来旧居，仅有三孔土窑、两间平房的小院，是周恩来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住过很短时间的家。右起第一孔窑洞是寝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工作人员的住室。延安的精神，他一直保持，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一天，他从西安回到延安途中逢天降大雨，便临时决定住在一家旅馆里，吃饭的时候，勤务员想买一荤一素给他吃，可周恩来执意不肯。他说:来一个白菜豆腐汤，炒一盘豆芽，吃起来可口些，吃那么多肉干嘛?当他看到勤务员还撅着嘴，就望着延安的方向，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延安的同志都在吃黑豆，吃山药蛋，我们应该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前线!

　　朱德旧居是一九四O年五月，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就住在这里，一九四一年春离开前往王家坪。第一孔窑洞是工作人员住处，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寝室。他的窑洞是唯一盘了土炕的，这是为了照顾他年龄偏大，土炕并不是陕西的风俗。

　　最后参观毛泽东的旧居，小院里有三孔接口土窑洞，这便是毛泽东在杨家岭住过的地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毛泽东由城内凤凰山搬到这里，一九四三年初离开这里，移住枣园。在这里整整住了五年时间。中间一孔窑洞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窑洞的后面有一个防空洞，战争年代，为了安全，防空洞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设施。如果有敌人来空袭，就可以躲到这里面避难。左边窑洞是寝室，和中间的窑洞相通。在艰苦的延安岁月里，毛泽东的生活十分俭朴，墙上挂一幅一九四二年穿着打着大块补丁的衣服为干部作报告的照片。桌上摆放一盏煤油灯，尽管耗油量不大，照明度不强，但毛泽东还是十分节约用油。每当他思考问题时就把灯芯拧得很小，继续写作时才把灯芯拧大，用现在最时髦的话说，就是低碳生活。一九四O年年底，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从前线回来上党校的部分干部。针对部分人不习惯学校生活的情况时说：不习惯住窑洞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可以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她的访问记录中曾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却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窑洞前的这个小石桌很不同寻常，这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那时，正值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依靠军事上的暂时优势，扬言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就成为全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斯特朗也就是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来拜访毛泽东的。毛泽东逐一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各种问题。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他利用石桌上的茶壶、茶杯等做了形象的比喻。他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本质，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翻译把“纸老虎”译成英文中“地里吓鸟的稻草人”，毛泽东摇头表示不对。翻译又译成 “papertiger”即“纸做的老虎”时，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后来斯特朗把这一论断称做是“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传播于世界各国。

　　山坡下有一块菜地，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开垦出来的。在工作之余，他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当年地里种着辣椒、西红柿、土豆等蔬菜，在毛泽东的精心管理了，菜长得非常好，他用这些菜招待前来谈工作的同志和客人，包括招待华侨领袖陈嘉庚。毛泽东俭朴的生活作风给陈嘉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由衷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国记者、华侨领袖都曾从住在窑洞中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世界的眼光、中国的希望。

　　我们如今来到杨家岭，窑洞依旧在，而住在窑洞中的人，却已远去了。

　　人总会走的，但这些人所创造的延安精神，是只留在延安的历史记忆中，还是走向了被解放的每一个地方呢?

　　忽想起使杨家岭得名的杨兆，他死后，子孙为争财产，打得不可开交，其孙子杨新芳上疏自参，要把爷爷杨兆克扣军饷和建筑工程款、受贿等贪来的钱财全部捐给国家，计有奇宝温凉盏、夜明珠、金镶玉笔、轩辕琴、玛瑙桌、珊瑚树、珠屏风、玻璃盏、犀角杯等古铜奇巧玩器，不能尽阅。各色绸罗绫绢，计二百余箱。“银两，顺天巡抚扣军饷千余两，蓟辽总制扣军饷五十万。工部尚书扣修工二十万。”“在京房屋等物，西江米巷绸缎铺二十余座，系工部官银置买营利。”“卢沟桥丰润县，田有百余顷，系工部官银置买。大小房十余所，系工部官银置买。每年房租银地租银三千两。”“在家前后房屋共有二千余间，庄田地土二千余顷。”当时大明王朝正是“东倭横行，国乏财匮之秋”，全年的财政收入才三百多万两，而杨兆一人贪污总额就超过一百万两，可用富可敌国形容了。官虽极高，富虽颇富，却都是“荷国厚恩，罔知图报”，所以历史学家都耻于记载杨兆事迹。

　　真正使杨家岭名扬全国乃至世界的，却是住着土窑洞矮瓦房，穿着打补丁衣服，吃着小米黑豆，扛着大刀土枪的人，他们物质上虽然贫穷，精神上却很富有，贫穷处让人同情可怜，富有处让人尊敬佩服。

　　杨兆的富，连儿孙都继承不了，“鬻富招衅，贻祸无穷”;延安精神的富，一经发扬光大，就哺育出了一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同样是在杨家岭，居然能孕育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大概不是地理元素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