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富：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的源流与发展

　　［摘要］经过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21世纪拥有了体系较为完整的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在持续的斗争实践和组织建设中，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流派。察其渊源，其“毛主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革命道路有所借鉴；观其流变，其本质则是基于时代特点，自主进行思想解读和行为实践的结果，并非只是“提法”不同和道路“复制”，与“毛泽东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已然嬗变为一种独立的“主义”。

　　［关键词］南亚“毛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

　　作者：吴国富，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人大复印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23年04期，原文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态势研究”（18CKS015）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南亚地区共产主义运动“议会斗争道路和武装斗争道路同向并行”的现实图景中，“毛主义”政党是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的代表。进入21世纪，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稳步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南亚地区‘毛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的追问。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对南亚地区“毛主义”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渊源追溯、流变梳理和现状解析。

　　一、南亚地区“毛主义”的源起及其早期演进

　　在500余年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南亚地区“毛主义”（亦简称“毛主义”）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实践起点和组织源头可追至20世纪40年代，迄今经历了低潮、高潮、徘徊和复苏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组织建设也经历了从党内派别到独立建党，再到分化转型，直至整合的过程。南亚“毛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发展具有持续性，理论渊源可溯及马克思主义。

　　（一）南亚地区“毛主义”的历史源起

　　对于南亚地区“毛主义”究竟源起于1946年还是1967年，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将1967年春天爆发的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视为南亚地区“毛主义”实践起点的观点较为普遍。在这场斗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中，印度的“毛主义”者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运动，先是印共（马）党内的“毛主义”派别，后是印共（马列）。正是后来成为印共（马列）领导人的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为农民的武装斗争制定了“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并引入更具理论系统性的“毛泽东思想”重塑印度的农民斗争，使其不再是机会主义的反抗而是一种战略性选择下的革命道路。同时，这场运动的影响并非局限于纳萨尔巴里一地，而是向周边地区如斯里卡库兰县等地蔓延，并且波及印度以外的国家，使南亚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毛主义”运动高潮。尼泊尔在此期间爆发的“贾帕运动”，被本国“毛主义”者认作自己革命斗争的实践起点，视为以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为特征的十年“人民战争”中军事路线的来源。

　　然而，基于“毛主义”流派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历史特征，衡量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的实践起点，就其内涵来说，可以追溯到1946年印度特仑甘纳地区爆发的农民武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印度共产党所属的安得拉大会参与其中并进行了直接领导。斗争过程中，农民武装了自己并建立起游击队组织。1948年9月，这场斗争遭到印度中央政府“警察行动”的镇压后，农民转入丛林继续坚持，“特仑甘纳式”武装斗争以零星散发的状态，在南亚地区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尤为重要的是，特仑甘纳斗争影响了印度共产党的中央路线和革命战略，一度改变了南亚地区共产主义运动此后的发展走向。而共产党的介入与领导，使这场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正式被纳入到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成为“毛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当时的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就公开宣称：“毛主义已来到印度，特仑甘纳就是印度的延安。”

　　（二）南亚地区“毛主义”的早期演进

　　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在特仑甘纳斗争结束后进入低潮，直到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爆发才被扭转。此后，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在思想上确立起“夺取全国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替代”目标，此间诞生的独立共产党组织推动了运动走向自觉发展。

　　为了适应斗争实践的发展，加强国内各“毛主义”组织之间的协调领导，查鲁·马宗达领导的印共（马）党内派别“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主张与印共（马）“分开”，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这个党基本上将由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的中等阶级的青年人组成，他们不但在口头上接受主席（指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引者注）的思想，而且还在自己生活中运用这种思想，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和宣传这种思想，并且在农村建立武装斗争根据地。这样一个党不仅是一个革命党，而且同时又是人们的武装力量和人民的政权。这样一个党的每个党员必须参加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斗争”并要求拥有自己的党名。1969年4月22日，查鲁·马宗达将“共产党革命派全印协调委员会”正式改建为印共（马列）。拥有近3万名党员的印共（马列）选择武装斗争的方式并肯定特仑甘纳斗争的历史，宣布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强调借鉴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经验，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来推进印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当代印度国内已知的40多个“毛主义”组织，绝大多数源于这个印共（马列），而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则是受其影响，先后从本国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完成组织的独立创建。

　　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时间持续、空间蔓延和行动自觉，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受其影响的“贾帕运动”中，尼泊尔东部地区8个县的共产党组织于1975年宣布脱离尼泊尔共产党，联合成立“尼泊尔共产党（马列）”，独立领导革命斗争。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政府的强力镇压，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逐渐走向衰落，理论构建和实践发展均陷入徘徊当中，建立不久的政党组织也走向分裂或转型。尤其是印度的“毛主义”组织，同根同源的各派相互指责并爆发武装冲突，削弱了自身力量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在民众中的威望，招致严重的生存危机。

　　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毛主义”在南亚的本土建构与复苏

　　在“举什么旗”问题上，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认为“毛主义”所揭示的道路和战略，在落后的南亚各国依然是现实的，坚持“毛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走什么路”问题上，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面对俄国和中国两条不同革命道路时，最终选择效仿中国开展本国革命。

　　（一）“毛主义”指导思想的本土建构

　　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曾三度更易，在建构“毛主义”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前，先后经历了援引“毛泽东的教导”和搬用“毛泽东思想”两个历史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度的安得拉共产党“援引毛泽东的教导对党的全国领导在印度革命的阶段、战略、策略方面的看法提出异议”，主张印度革命应该像中国的“两阶段四阶级”革命，“我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都同典范的俄国革命不同，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革命相同。我国革命的前途不大可能是举行总罢工和总起义来达到农村的解放，而是以土地革命的形式进行顽强的抗战和持久的内战，最后由民主阵线夺取政权”。基于中国革命的启示和印度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实践，安得拉共产党为“毛主义”战略赋予了普遍意义，将其作为本国革命的战略选择。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发展和重塑需要，新成立的印共（马列）在指导思想上“直接”搬用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并直接打出了“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的口号进行实践动员。这是带有浓厚教条主义色彩的运动，结果“正如后来事态发展的那样，其他的纳萨尔高级领导人并没有施加高压强求背诵毛主席语录；事实也证明，有一部分人并不认同小红书将毛泽东的整体思想缩减为简短的几句或几段话。同马宗达一起并肩作战的同志们认为小红书对于运动影响不大，在他去世之后，《毛主席语录》在纳萨尔运动中的重要性逐渐消退”。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后，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理论的异域解读中进行指导思想的本土建构，“毛主义”便是其产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不断冲突和分化后的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普遍意识到指导思想本土建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反思斗争历史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启了“毛主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互交织的建构过程。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认可“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观点，在其理论视野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唤醒了无产阶级，使其具有历史主动性和革命自觉性，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些政党认为，马克思主义帮助“无产者”实现了自己向“无产阶级”的意识转变，加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作出的巨大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列宁以“帝国主义论”“一国胜利论”和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等原创理论，以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由此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第二阶段，即“马列主义”阶段。因此，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新成果，从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等多个方面，启示着南亚地区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

　　同样，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不断发展的需要，由此提出，作为马列主义的捍卫者，毛泽东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并从独特国情出发，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再一次成功运用并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持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的“毛主义”理论新成果，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第三阶段，即“马列毛主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彼时发展的最高阶段。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当代南亚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坚持毛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由此，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完成了“毛主义”话语体系和理论内涵的本土建构，以之为开展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

　　（二）“毛主义”指导下的组织整合与复苏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在各国共产党为站稳脚跟而斗争时，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却已开始了自己的复苏进程。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以下简称尼共（毛）］1989年进行组织整合，1996年进入丛林开始“人民战争”。进入21世纪，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于整合中走向复苏的进程明显加快，印度国内两大主要“毛主义”派别在2004年合并组建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以下简称印共（毛）］，实现了由原来南北分离的斗争转向全国性统一的运动。在组织整合的基础上，2007年该党经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思想整合后，以“组合拳”的方式，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条“战线”对印度当局发起了凌厉的攻势。2014年与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合并，2018年顺利实现领导层的和平过渡，2021年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社会形势重组力量，在城市中重建组织网络和筹建民兵组织开展游击战，显示出持续发展的“后劲”。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尼共（毛）经过10年“人民战争”控制了尼泊尔80%以上的国土，后以和平方式于2008年彻底埋葬尼泊尔的君主制度，开启了国家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被其他“毛主义”政党誉为“21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场胜利”。除此之外，南亚地区的不丹和孟加拉国“毛主义”组织也纷纷迈出了组织整合和实践复苏的步伐。“毛主义”的国际联合趁势得到强化，在驱动“革命国际运动”和“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重新实现运转的同时，区域内新的党际“协调网络”建立起来，以强化本地区“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在武器、人员和情报上的沟通和交流。

　　南亚地区“毛主义”的复苏态势，展现出演进新“信号”。虽在选举和执政中历经艰难，也饱受其他“毛主义”政党的批判，以尼共（毛）领袖普拉昌达（Prachanda）为代表的领导层却坚持在“转型”道路上追求“革命理想”：在“发展21世纪民主”思想的指导下，该党放弃了“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主张，转而认可“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由此在战略上转向“多党民主竞争”，希望通过“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夺取全国政权”。对此，该党认为，武装斗争的革命是“少数人的革命”，而和平选举和人民运动是“多数人的革命”，并且认为，由于国内所有共产党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因此尼泊尔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是必要的。普拉昌达2008年就此说道，“当前是在尼泊尔建立一个唯一的共产主义中心的时候了”，“如果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能领导尼泊尔100年”。于是，该党2009年先后与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火炬）和尼泊尔共产党（统一）实现合并；2016年合并了国内10个“毛主义”政党和派别；2018年与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合并为“尼泊尔共产党”，成为议会最大党和政府主导力量。

　　尼共（毛）在进入丛林开展“人民战争”之初，内部便存在着左、中、右三派之分。转型走上议会斗争道路后，该党因政治路线分歧而经历多次分裂，截至2014年便已从中分出过4个政党，尤其是党的两位副主席在2012年和2015年先后脱离该党并各自单独建党，以及2021年尼泊尔最高法院的裁决，都严重削弱了尼共（毛）的组织力量，对2022年的全国大选产生了直接影响。从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态势来看，这样的分化组合却进一步固化了“议会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条道路的分野，从尼共（毛）中分裂出来的激进派，单独建党或者并入其他“毛主义”政党组织，都在预示着“毛主义”在尼泊尔将不会“销声匿迹”。

　　三、21世纪南亚“毛主义”的道路分化与理论嬗变

　　由于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的差异，基于指导思想的本土建构、革命理论的异域演绎和斗争实践的时空调适，进入21世纪后的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出现了革命道路主张的分化，由此导向基本理论的嬗变。

　　（一）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的“毛主义”

　　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毛主义”这一本土化思想的指导下，对革命的性质界定和目标分析高度同质化。在基本理论上，这些政党均主张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经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专注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从而为第二阶段的革命扫清障碍、打下基础。在推进革命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是“阶级敌人”，相似的革命条件决定了“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的必要性。“持久的人民战争”是已经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战略，对于世界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都普遍适用。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特别指出，对于自己所领导的本国革命而言，当前面临的国内外现实条件，也说明了坚持这一战略的必要性：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十分落后；其次，革命对象的力量十分强大，“阶级敌人”既有国家机器作后盾，也有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作支撑；再次，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实力以及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观力量仍然十分弱小；最后，众多被压迫人民依然为争取基本权利而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国家政权力量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监狱”。

　　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认为，帝国主义势力依然控制着21世纪的世界，其一贯的本质特征就是各帝国主义势力通过暂时的、相对的勾结，不断地争夺势力范围，激化着阶级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了极好的客观形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机中挣扎求生，要彻底使世界摆脱严重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困扰，必须以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替代的唯一方案。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延续统治，加剧了全球动荡和战争威胁，却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不发达国家将成为“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因此，必须推动所有共产党的革命派相互间建立密切联系，制定协调计划共同推进革命，为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一方面，在战略上，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世界上的所有的无产阶级力量。另一方面，在策略上，要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并不绝对排斥与本国政府进行“和谈”。继尼共（毛）于2006年以“和谈”的方式结束了十年“人民战争”之后，印共（毛）2022年5月18日发表的声明透露出此前与恰蒂斯格尔邦政府进行了接触并表达了展开“会谈”的意愿，但前提条件是该邦政府“应该为会谈营造良好氛围”，包括撤销对该党的禁令并提供自由工作的机会，从冲突地区撤出部队同时释放被监禁的党的领导人等“，但政府并不买账，使“会谈”停留于“意向”，至今无任何进展。

　　（二）转向议会斗争道路的“毛主义”

　　缘于结束武装斗争转向议会斗争的现实需要，尼共（毛）进行了“普拉昌达路线”的理论新探索，并将其与“毛主义”并列为新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多党民主竞争”战略。尼共（毛）指出，这是基于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尼泊尔创新”，是“在21世纪的具体背景下，我们试图在尼泊尔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对此，南亚地区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的“毛主义”政党公开提出疑问。印共（毛）认为，帝国主义控制世界这一时代本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危机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规律也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没有必要在认识上把一些诸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在的新变化”进行绝对化和本质化，更没有必要实质性改变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持久的人民战争”依然是推进革命并走向最终胜利的根本战略，其他战略无法保证当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成功。印共（毛）进一步指出，当代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斗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创造性地把革命的科学应用到各自的国家里，要一点一滴地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一步一步地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使之达到并超过20世纪所曾达到的高度。

　　尼共（毛）原副主席之一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曾以谈话的方式说明了该党的革命道路、战略选择和策略调整，解释了“发展21世纪民主”构想和“战略融合”理论，间接地回应了质疑。该党强调，自己仍然是在继续走革命的道路，只是对革命的策略进行了具体的调整。该党认为，革命的路线、战略和策略要与革命的阶段性目标相适应，在尼泊尔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下，从本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持久的人民战争”是基本战略。随着“人民战争”的推进，反对君主制成为主要目标，因而转向持久人民战争与城市总暴动相结合的战略。君主制成功废除后，进入与资产阶级展开争夺政权的阶段，目的是制定宪法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则主要采取多党竞争和人民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新宪法颁布实施后，面对的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推动“人民民主”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将是重要任务，因此，党要发展21世纪的民主，并相应地接受了反帝反封建宪法框架下多党竞争的斗争方式。尼共（毛）此后走上议会斗争道路，表明该党对多党竞争的态度完成了从模棱两可到思想认同的转变，并付诸实践。结果便是,坚持武装斗争的一派分裂出去另建新党，南亚地区其他“毛主义”政党与其日渐疏远。

　　四、当代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的发展释解

　　当代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理论、组织和实践等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经历跌宕起伏但持续至今的发展后，重回世人视野的南亚地区“毛主义”在本质属性上，已经嬗变为一个独立且独特的社会主义流派。

　　（一）“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

　　从源起、历史看现实中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无论是其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架构和具体的实践活动，都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印证了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946年源起至今，已经历70多年持续发展的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已经具备系统的指导思想、明确的革命纲领、清晰的革命路线、特定的革命战略、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持续的斗争实践，充分标识出其社会主义流派的“身份”，“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坚持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进行独立自主探索的社会主义流派，当代南亚地区的“毛主义”政党致力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本土化道路探索，成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多样性的具体表现。

　　审视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的演进及其本质，作为普遍认同的根本指导思想，“毛主义”在渊源上虽然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有着历史的关联，在理论的本土建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借鉴，但作为域外实践行动指南的本土化思想体系，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嬗变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思想和理论没有国界，国外政党、组织和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运用、评价等，带有鲜明的国情特色，是特定国家内部政党、组织及个人秉持特定立场和态度进行解读的成果，其结论必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与主观色彩，从而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对于这种地域性解读，学者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就曾试图对毛泽东思想在亚洲的适用性进行考察，视第三世界“毛主义”为独特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亚洲的共产主义，无论在哪里取得胜利——在中国，在老挝，在越南或柬埔寨——都拥有一支植入党内的军事力量。有一个国家不是这种情形，这就是印度尼西亚。但是在那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失败。”从社会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进行南亚地区“毛主义”源流与现状的宏观审视，可以认为，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行为，应借鉴邓小平对待“欧洲共产主义”的态度：“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

　　（二）“独特”的社会主义流派

　　尼共（毛）在2021年“恢复党名”时并未“恢复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至今都与南亚地区其他的“毛主义”政党渐行渐远，被视为滑入了“修正主义深渊”。在这种分化组合中，南亚地区“毛主义”的流派特征愈益明显，形成了更为清晰的流派边界。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支探索力量，无论是尼泊尔国内排除了尼共（毛）的“毛主义”组织的“重聚”与“重构”，还是印度“毛主义”政党“走向城市”建立组织，抑或是其他国家“毛主义”借势崛起，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至少对资本主义构筑的舆论体系发起了冲击，在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批判。从社会主义流派属性的角度进行透视，坚持着武装斗争的南亚地区“毛主义”一派，既有体现为一个社会主义流派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因为自身历史和所在国国情的差异，形成了民族特色、地域特点、时代特征。正是这些独特性，掩盖着南亚地区“毛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流派这一本质属性。

　　从思想理论层面分析，“毛主义”是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时代条件和地区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指导思想的本土建构的理论产物。在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不断进行着这样的理论探索，形成了内容丰富且内涵完整的独特理论形态。南亚地区“毛主义”的理论体系，不但确认了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而且对“本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阐释，深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因此，南亚地区“毛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流派，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其一般性特征，而异域解读和本土重构则是其独特性。

　　从斗争实践层面考察，南亚地区“毛主义”是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它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划分了通向革命理想的两个实践阶段。因此，导向资本主义制度替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的一般性表现，而“两阶段革命论”则是其斗争实践的特殊性表现。为应对政府镇压和集中清剿行动对待“毛主义”力量，印度各邦警察在邦内实施常态化打击，印度中央准军事力量进行集中的清剿的“低烈度战争”，摆脱生存危机、追求革命理想，在战略上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根据本国实际，主张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建立武装力量，发动游击战争，以此夺取全国政权。在策略上秉持灵活自主的原则，它们不排斥政治和经济手段，在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出现有利变化，或者出现能够以和平手段推进革命的时机，它们并不拒绝与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因此，“两手策略”是其一般性表现，而不排斥武装斗争道路是其特殊性表现。

　　从组织建设层面看，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的自我定位，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坚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将党严密地组织起来。同时，视“党”“军队”和“统一战线”为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将农民视为天然同盟者并以之为主体，尤其注重党在各类组织中的领导地位，要求党在革命过程中统领一切组织和具体行动。并且，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革命性政党的思想，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保证党在革命事业中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组织架构和建设上的一般性特征，而一直掌握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则是其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特殊性。

　　五、结语

　　南亚地区“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存在与发展，将带给世人以新的思考和启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革命”，在“资强社弱”的当下世界，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让世人看到了“革命”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即使走出丛林走上议会斗争道路，尼共（毛）依然表示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完成革命，将以此表明革命在21世纪同样存在并具有成功的可能。它还让世人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化和国家现代化存在的另一个“菜单选项”；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与当前时代进行对话时依然有效，见证着一群人抱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在坚持为实现社会主义不懈奋斗。

　　南亚地区“毛主义”作为流派在剧烈变化，因道路、路线和战略的分歧和调整，带来组织和力量的频繁重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的具体变化，并未改变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的理想追求，并非对其社会主义流派性质的否定。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在21世纪能否获得快速发展，可能嬗变为何种形态，是否会如尼共（毛）一样“转型”，都有待具体的实践检验结果来回答。目前可以观察到的确切现实，是南亚地区“毛主义”政党所关注和所代表的贫苦大众，继续拥有着尝试以激进的方式寻求改变现状的热情和行动，而这正是“毛主义”能够持续存在和继续发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