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国主义与大陆主义：关于拉美反帝运动的争论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APRA）作为秘鲁阿普拉党（Partido Aprista Peruano，PAP）的前身，由维克多·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1895—1979年）于1924年在墨西哥创立。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曾围绕阿普拉的性质展开过两次较为激烈的讨论。其一是阿亚·德拉托雷与秘鲁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相较而言，本文所讨论的阿亚与古巴共产党创始人胡里奥·安东尼奥·梅里亚（Julio Antonio Mella，1903—1929年）的争论在过去的研究中涉及不多。这是因为早期对阿普拉的研究更限于民族国家视角，更关注阿普拉与秘鲁国内政治进程的关系。同时囿于有限的跨国史料，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时期的阿普拉并非学术研究热点。

　　近年来，随着全球智识史研究的兴起，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1920年以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部分学者认为阿亚·德拉托雷与梅里亚的这一争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斗争或冲突的结果。或是着眼于1927年布鲁塞尔反帝大会，从争夺政治权力的角度论述二者之间的争论与矛盾。在研究以巴黎为中心的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时，迈克尔·戈贝尔（Michael Goebel）利用这一争论来论证阿普拉缺乏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这次决裂与其说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如说展现了阿亚·德拉托雷机会主义者的一面。拉斐尔·罗哈斯（Rafael Rojas）则将这场争论置于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和墨西哥革命两次大革命的视角下，考察梅里亚对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立场的适应。他认为两者的分歧具有地缘政治特征，显示出拉丁美洲左翼革命阵营难以共存的迹象。

　　以上既有研究涉及对这场分歧性质的判断。本文的目的是在梳理及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这场论战的历史语境和论战内容，借由其政治表现形式和政治话语探讨早期阿普拉主义的内涵，以及上述论战双方的思想颉颃之源。本文认为“阿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不足以全面概括这场论战的内容与意义。基于已经搜集的史料和档案，通过二人相交、论战、决裂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碰撞，本文更关注阿亚·德拉托雷思想轨迹中的大陆主义特质。

　　一　反帝国主义思想与大学改革实践的形成

　　19世纪以来，随着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和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到来，拉美产业工人数量大幅上升，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以此为媒介经由南锥体国家向北传播。以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社会思潮为基础，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主义促使西蒙·玻利瓦尔关于美洲大陆统一的思想复苏，挑战陈旧的实证主义。这股抵制实证主义自我贬抑的风潮起始于1900年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1871—1917年）出版的《爱丽儿》（Ariel），其思想中的新唯心主义肯定了同北美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反的道德与精神价值。在反美情绪（Yankeephobia）的激荡下，拉美掀起了对探索拉美精神、塑造拉美身份认同的热潮，以秘鲁的“爱丽儿派”和墨西哥的青年协会（Ateneo de la Juventud）最为突出。左翼思潮与反美主义的结合，使部分拉美学生、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迅速接受了列宁提出的反帝国主义学说，纷纷加入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正是在此背景下，阿亚和梅里亚开始各自的政治实践。

　　阿亚（1895—1979年）出生于秘鲁北部拉利伯塔德的首府特鲁希略（Trujillo）。1917年之前，他加入特鲁希略城的先锋文学团体——“特鲁希略的波西米亚”（Bohemia de Trujillo）。这一团体不仅在日常活动中朗诵诗歌和讨论文学小说，也关注各种社会议题。1917 年，他从特鲁希略大学前往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求学。在利马，他接受了以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al González Prada，1846—1918年)为代表的新思潮。受太平洋战争中秘鲁战败的刺激，出生于天主教贵族家庭的冈萨雷斯·普拉达信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他反对教权，同时激烈抨击庄园主对印第安人的压迫。他对“土著主义”（Indigenismo）的强调，使人们关注到此前被忽视的印第安群体。尽管他本人并未参与工人运动，但是他提出了如知识分子应自觉领导工人在内的诸多主张。这启发了阿亚对工人—学生运动的思考。

　　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激发了拉美青年对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的追求。1918年7月，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学生罢课，要求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科尔多瓦宣言》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拒绝平庸狭隘的教条主义，并鼓励拉丁美洲青年的自我意识觉醒，将古老野蛮的权威传统连根拔起。《宣言》提出大学自治和科学自由主义，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社会行动的工具”，其使命是把“高级文化”的理想变成“科学的训练”，以服务于社会。改革倡导道德和反物质主义，其精神之父正是罗多。这一倡议出现在大陆南端的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并横越大陆激励整个拉丁美洲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受到冈萨雷斯·普拉达思想影响的大学生阿亚在秘鲁首都利马受到感召，积极投身工人—学生运动。1919年，以位于秘鲁首都利马最古老的公立大学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为中心，秘鲁大学改革运动重点强调学生和工人的融合。阿亚·德拉托雷加入利马学联并积极参与卡亚俄地区的纺织工人斗争，在争取8小时工作制获法律批准的过程中担任秘鲁学生联合会主席。在学联的组织下，利马和维塔尔特（Vitarte）设立了冈萨雷斯·普拉达民众大学，向未受教育的下层人士提供夜校教育。从民众大学开始，他开始强调跨越种族限制，开展针对工人的扫盲运动。这一时期的学生—工人联合的经验成为其政治实践的基础。通过向工人提供大众教育和其他非物质资料，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逐渐形成信任与依靠的垂直联系。经由这些实践，阿亚认识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统一的必要性，并将学生、工人和农民的统一战线作为未来阿普拉反帝运动的基础。马丁·柏格尔（Martin Bergel）认为，后来诞生的阿普拉主义之所以呈现出一些不同于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与阿亚在大学改革运动期间的政治实践息息相关。以“传播和普及过去仅限于官方大学、知识分子或艺术界的知识”为宗旨，冈萨雷斯·普拉达民众大学既是这批知识分子组织的一场社会文化实验，也成为随后在阿普拉主义中不断被神话的现实素材。民众大学激发了这群知识分子的教育使命感，也使之认识到秘鲁的复兴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变革。1923年，时任总统莱吉亚（Augusto Leguía）计划举行将秘鲁奉献给耶稣圣心的宗教仪式。反对者聚集在民众大学，反对强加于人的教权主义。由于引发街头冲突，阿亚与核心成员被莱吉亚驱逐出境，开始了他的海外流亡之路。

　　科尔多瓦大学改革的精神经由秘鲁的民众大学实践在拉丁美洲传播。在同一时期的加勒比地区，后来创立古巴共产党的胡里奥·安东尼奥·梅里亚的政治生涯也始于大学改革运动。他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其祖父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独立战争的建国元勋。作为私生子，梅里亚无法享有合法继承权，因此他的成长充满无归属感与反叛精神。1922年，在他就读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期间，科尔多瓦大学改革运动使人们将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对道德堕落和经济混乱的注意，转移到改革腐朽的大学体制上。在古巴大学改革运动中，梅里亚同样成为运动领袖。崭露头角后，1925年他和卡洛斯·巴里尼奥(Carlos Baliño)等人建立古巴共产党。

　　古巴是阿亚离开秘鲁后的第一站。1923年，梅里亚与流亡中的阿亚相识。梅里亚将阿亚誉为罗多笔下“爱丽儿”的化身，代表美洲精神。他写道：“他是拉丁美洲青年的榜样，他是罗多的梦想成真，他是爱丽儿。”受这位秘鲁同仁的启发，梅里亚在古巴哈瓦那建立何塞·马蒂民众大学，并邀阿亚担任这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何塞·马蒂民众大学建成当日，阿亚主持落成仪式并发表演说作为开学第一课。自此，阿亚担任秘鲁、古巴的学联主席，同时也是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马学联成员。

　　到达墨西哥后，阿亚成为墨西哥奥夫雷贡政府教育部长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的助手。墨西哥革命后，当时的墨城是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跨国网络的重要据点。当时，墨西哥革命依旧被视为一场虽未成功但仍具可行性的计划。新的行为空间意味着阿亚可以在更大的活动场域内尝试更具社会转型意义的政治活动。在墨西哥，巴斯孔塞洛斯关于种族融合和大众教育的构想进一步启发了阿亚。1924年5月7日，阿亚向墨西哥学联的代表赠送“西属美洲的新一代”旗帜，旗帜的中央是印第安美洲的地图，并附上巴斯孔塞洛斯的名句 “以我种族，阐其精神”(“Por mi raza hablará el espíritu”)。根据阿普拉党的官方历史书写，这次仪式代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在墨西哥成立。1926—1931年间，阿亚分别旅居英、法、德等国。在流亡途中，他通过书信维持与散落在欧洲和美洲的阿普拉支部成员间的联系，开展反帝运动。

　　二　论战与决裂：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二重分歧

　　阿亚·德拉托雷与梅里亚都受到世界反帝运动的激励，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二者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在政治进程与个人选择的互相作用下，二人的分歧扩大，最终因为在论战中各自发表关于拉丁美洲革命道路的构想而分道扬镳。

　　首先，二者归属于不同的拉美反帝组织。凡尔赛会议后，民族自决原则引发亚非拉地区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反思。随着共产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升温，共产国际应运而生。1925年初，在美国共产主义者查尔斯·希普曼（Charles Shipman）的帮助下，拉美共产主义者乌尔苏洛·加尔文(Úrsulo Galván)和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在墨西哥建立泛美反帝联盟，同年更名为美洲反帝联盟。该组织的机关刊物《解放者报》（El Libertador）意在致敬玻利瓦尔。在创刊号中，发刊词叙述了建立美洲反帝联盟的初衷。在阐述拉丁美洲面临的危险、可能性与前景后，文章表达了同亚非拉受剥削的民族和北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但并未公开提及组织与共产国际间的关联。虽然共产国际授意并主导该组织的成立与运行，但它并不直接介入。为团结革命力量，联盟也吸纳了巴斯孔塞洛斯和阿亚等非共产主义者。起初，梅里亚任美洲反帝联盟墨西哥和古巴分部代表。1926年，因在狱中绝食抗议，梅里亚被古巴共产党指责为战术机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随后被开除党籍。此后，梅里亚流亡至墨西哥，在墨城任职于《解放者报》编辑部，随后很快被任命为联盟拉美分部负责人。

　　1924年夏，阿亚曾前往苏联，但拒绝加入共产党。1926年12月，阿亚在英国共产主义杂志《劳动月刊》上发表名为《什么是阿普拉？》一文。这篇文章首次阐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五条最高纲领：反抗美帝国主义，拉丁美洲的政治统一，土地和工业的国有化，巴拿马运河的国际化，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和阶级的团结。这是他将1917年墨西哥宪法提炼为简练易懂的政治口号，试图为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提供一个左翼非共产主义革命的典范。他熟练运用反帝国主义的话语，声称自己通过观察墨西哥革命，从美国与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联系中得到启示：秘鲁乃至整个拉美的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合谋，过分煽动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导致秘鲁与智利之间、巴西和阿根廷之间，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同秘鲁之间产生诸多矛盾。他强调美国在秘智硝石战争中担任调节者与仲裁者一事为两国乃至拉美的分裂埋下祸根。基于拉丁美洲和秘鲁的福祉，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应在国际层面反抗美帝国主义，在国家层面反对秘鲁国内统治阶级。至于具体如何“反对美帝国主义”，首先要实现拉丁美洲的政治联合以及社会正义，借助阿普拉主义追求建立一个超越单一民族的国家，实现拉美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主权。

　　在阿亚看来，业已存在的组织都没有提出革命和政治行动的严肃方案，因而有必要成立新的反帝组织，即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他在1927年的《美洲现实并非欧洲现实》一文中申明这一观点：“虽然存在反帝国主义联盟，但这些联盟无关现有的政党，因而需要用政治的、革命的、准确定义的、程序化的和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实行联盟宏伟的反帝国主义方案……简而言之，阿普拉希望由美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克里奥尔统治阶级及其帝国主义帮凶，由（美洲人）自己解放美洲。”他以当时的中国为例，说明中国青年正是通过自己的斗争力图摆脱外国的控制。成立之初，阿普拉是一个相对去中心化的政治运动，数个阿普拉支部散落在20年代的欧美大陆。它宣称追求拉美自由和道德的复苏以及大陆的统一，并努力巩固“印第安美洲”的团结。

　　其次，二者对尼加拉瓜反帝运动的态度有所不同。1926年，由于尼加拉瓜自由派不满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发起反对亲美保守派政府的战争。在美国出兵干涉尼加拉瓜内战后，民族主义者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领导了争取尼加拉瓜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的游击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迪亚斯政府。在拉丁美洲的知识界，声援尼加拉瓜的反美抗议运动成为当时拉美知识分子构建拉美性的实践之一。1927年年初，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巴黎支部与拉丁美洲学生总协会（AGELA）发起反对美国干预尼加拉瓜的抗议。1月13日，阿普拉巴黎支部在巴黎园艺学会组织声援尼加拉瓜人民的抗议活动，汇集众多拉美反帝运动支持者，包括阿普拉巴黎支部秘书欧多西奥·拉维内斯（Eudocio Ravines）、墨西哥学联代表阿道夫·查莫拉（Adolfo Zamora）、美洲反帝联盟驻古巴和墨西哥代表梅里亚和阿普拉领导人阿亚等知名代表以及250位拉美旅法学生。这些活动使阿普拉开始与美洲反帝联盟和以阿根廷为根据地的拉丁美洲革命联合会（Unión Latino Americana）并驾齐驱。与此同时，这场抗议直接促使阿普拉成员同以巴黎为据点的第三世界其他反帝团体的交流。其中，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兼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书记夏霆在1927年积极参与拉丁美洲学生总协会和阿普拉的会议，带来有关“年轻的中国的消息”。这使阿亚更坚信两国人民面临相似的斗争情境，把中国革命作为拉美反帝运动的模范。在梅里亚的领导下，美洲反帝联盟墨西哥分部也组织了声援桑地诺、反对美国干预尼加拉瓜的抗议和斗争，并吸引部分阿普拉主义者参加。但是，随后阿亚对尼加拉瓜革命态度的转变是他与梅里亚的明显分歧之一。梅里亚始终支持尼加拉瓜游击队领导者桑地诺将军，阿亚则最终同意在美国的监督下选举产生尼加拉瓜新总统，许诺同巴斯孔塞洛斯及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Alfredo Palacios）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1928年选举。

　　再次，受到共产国际战略的影响，二人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类似1927年前中国国内的国共合作，阿普拉起初被视为共产国际与拉美非共产主义者的联盟。无论真心与否，起初阿亚自称阿普拉为“美洲的国民党”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其与共产国际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又免于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有意思的是，在布鲁塞尔大会之前，共产国际更倾向于阿亚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梅里亚。阿亚及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曾受到共产国际的亲切关怀。洛佐夫斯基（Lozovsky）曾写信祝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成立。起初他并未质疑阿普拉成立政党，也不反对其自主性，他仅对将北美知识分子也囊括进这场运动表示疑义，因为印第安美洲在北美的盟友理应是工人阶级。阿亚则认为，美洲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特性使之不能刻板地模仿欧洲经验，他在1924年的苏联之行中注意到苏联领导人缺乏对美洲现状的客观认识。这一论断基于他与包括托洛茨基（Trotsky）等人在内的苏联领导人间的谈话。在谈及前述观点时，这些苏联领导人对美洲知识的匮乏使他认识到，第三国际无法完全彻底地解决印第安美洲的诸多问题。洛佐夫斯基的相关评论是基于阿亚本人的描述。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对阿亚的观点已有所耳闻，与拉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反帝国主义者求同存异仅是顺应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

　　反观梅里亚，在布鲁塞尔大会前一个月，他仍因1926年被古巴共产党开除党籍一事接受共产国际审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裁定梅里亚作为古巴共产党人，未意识到遵循集体纪律的必要性。不过，他在何塞·马蒂民众大学和美洲反帝联盟的实践表明，他在组织群众方面比古巴共产党更出色。古共开除梅里亚党籍的行为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宗派主义。因此，1927年1月28日的决议显示，共产国际允许梅里亚及其追随者重新入党，并建立共产党与反帝联盟间的紧密联系。但是梅里亚必须服从纪律，杜绝个人主义。

　　1927年2月10日至14日，第一届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埃格蒙特宫举行。大会的目的是团结全世界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旨在建立一个世界性反帝国主义组织和争取民族独立联盟。此次会议为期一周，汇集了来自全球的数百名左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阿亚与梅里亚也作为代表参会。大会一致决定建立永久性的世界反帝国主义组织，即反帝国主义与支持民族独立联盟，以期团结各个相对孤立的反帝组织，在共产国际和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充当中立的协调者。该联盟由共产国际资助，并由德国共产主义者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领导。拉丁美洲分会场的最终决议包括建立中美洲联邦、对土地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解放殖民地、修订危害国家主权的条约、敦促美国撤出海地及尼加拉瓜、推动巴拿马运河独立及推翻独裁政权。虽然拉丁美洲的反帝联盟并非是此次会议的首要议题，但就是否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阿亚与梅里亚产生了分歧。阿亚拒绝与反帝联盟共同组建反帝统一战线并受联盟领导。同时，他支持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纳入反帝斗争。

　　1928年，布鲁塞尔大会后，梅里亚总结了阿普拉在过去数年的作为，发表《什么是竖琴？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一文来反驳阿亚·德拉托雷的《什么是阿普拉？》。“竖琴”（ARPA）是他有意将阿普拉（APRA）的语序调换以表嘲弄，贬低阿普拉政治活动的可信程度。他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谴责阿亚·德拉托雷一长串的政治错误，倡导美洲反帝联盟巩固所有受帝国主义压迫阶级的统一阵线，在国际范围内和布鲁塞尔大会合作。在文章伊始，他总结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渊源和特征：这一运动诞生于学生群体，特点是信奉简单的青年理论并私下攻击俄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者。随后，他又不无恼怒地指责，“这些‘竖琴主义者’（Arpistas）出现时伪装成马克思和列宁的继任者和阐释者。虽然该幻想性的理论危害性有限，但其代表拉丁美洲的一批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也因此潜在地阻碍美洲大陆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觉醒。”他讽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在形式和言语上模仿共产国际，甚至夸大自身的组织规模：“（他们声称）‘执行委员会位于伦敦’，如果一个人能被称为委员会，且是那位听着费边课程并同罗素交谈的阿亚，那确实如‘竖琴’所言存在执行委员会。（他们又说）‘在巴黎，有大量的学生和工人’，如果说10位来自秘鲁的‘竖琴主义者’是‘规模相当大的支部’，那么他们确实言之有理。至于美洲有什么，他们答称在秘鲁居住着真诚的革命者、学生和工人。”虽然从其成员在世界各地报纸杂志的发表情况来看，这一政治组织似乎专业且规模可观，但事实上，当时阿普拉的规模的确如梅里亚所指控的那样“成员寥寥”。

　　梅里亚认为阿普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模仿和阐释，在形式上模仿共产国际但社会基础薄弱，其所谈的斗争云云不甚新鲜。他撰写这本册子的目的并非只针对阿普拉，而是借此回应所有“狡猾的机会主义者”，有杀鸡儆猴之意。

　　首先，在他看来，阿普拉缺乏革命性的统一战线和稳固的社会基础。阿亚曾在《什么是阿普拉？》中称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由“拉丁美洲年轻一代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组成。据此梅里亚认为，阿普拉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生产者”“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属小资产阶级。阿普拉主义的统一战线是指“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结合，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统一，实现社会正义”。这句口号意指模糊，不涉及对具体阶级作用的论述，与共产国际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相悖。列宁曾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作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支持援助受压迫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即便运动处在萌芽状态，也要保持自身独立性。阿亚则将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视为革命可行渠道。梅里亚认为，阿普拉以“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作为斗争的社会基础，而来自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本身不属于无产者、革命者或反帝主义者之列，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盟友和帝国主义的仆从，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工人革命才能获得绝对的民族解放。

　　其次，由于阿普拉缺乏稳固的革命基础，阿亚提出的反帝构想并不彻底。阿普拉纲领中的反帝国主义仅指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强大的英帝国主义熟视无睹；纲领提出效仿墨西哥宪法实行土地和资源国有化，但马克思主义国有化的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阿普拉提倡的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只能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帮凶。阿普拉反帝革命理论趋于空心和泛化，在意识形态上和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

　　再次，由于阿普拉从民众大学的经验出发，强调知识分子在反帝革命中的先锋作用，梅里亚指出“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处于被剥削状态。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俄国革命的历史表明，‘知识分子’更偏向（接受）资产阶级的施舍，而不是加入革命者的行列。”进而言之，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有限，极大可能成为革命的累赘。梅里亚将这种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与列宁所批判的民粹主义相联系。这或许因为他与“民粹主义”渊源匪浅。1912年，列宁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第一次将俄文语境中的“民粹主义”运用在俄国之外的政治讨论中。梅里亚正是该文的西班牙文译者，译文发表在古巴的《卷烟工人简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论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与19世纪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思想的相似之处。受此启发，梅里亚在《美洲的民粹主义》一节里提出拉美和俄国在相同的经济情况下会产生类似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以此比较阿普拉和俄国民粹派的类同，批评其美化原始的农业制度，将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印第安人原始共产主义称作印加共产主义，无视知识分子对物质利益的依赖性。在梅里亚看来，强调拉美革命的特殊性只能吸引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

　　最后，他试图证明阿亚既是背叛者也是机会主义者。除了在布鲁塞尔大会的表现和对尼加拉瓜选举的妥协，阿亚对中国的“两面派”也受到激烈抨击。梅里亚讽刺道，阿亚曾赞美中国反帝革命的先进性，转头又发文支持墨西哥排华运动。他将此视为阿亚向革命后墨西哥统治者示以忠诚的表现。或许对阿亚来说，遥远的中国反帝革命的意象给予他联合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希望，与他表达支持墨西哥排华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矛盾。但是，即便这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确实也与《什么是阿普拉?》中“受压迫民族的联合”的优先性相悖。

　　梅里亚撰写的这本小册子有其特殊的论辩语境。他的目标读者既包含非阿普拉主义者的拉美左派分子，也包括拉美之外广大第三国际的成员。虽然同样经历大学改革运动和民众大学的实践，但他选择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阐述阿普拉对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背叛”。借由对阿普拉的批判，他希望阐明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可行性，以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一致性。1928年，梅里亚在巴黎成立新古巴革命移民协会（ANERC）。仅从表面来看，该协会与阿普拉在形式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它为古巴的民族解放寻求超阶级联盟，也主张与反帝的资产阶级部门结盟，并首次希望赋予拉美的民族、民主和反帝革命以社会革命的性质。不过这更可能是无产阶级在势力较弱时的权益之计，无产阶级仍应处在领导地位。总体来看，梅里亚所在的两大组织都表现出与阿普拉略有差异的政治倾向。

　　阿亚随后在《反帝国主义与阿普拉》（El Antiimperialismo y el APRA）一书中回应了梅里亚的批评。于他而言，梅里亚传达了第三国际的表态。阿亚在文章中判断，梅里亚正是在1927年访问苏联后对阿普拉持批评态度，充满布尔什维克式的狂热。阿亚写道：“我理解，我们宣布阿普拉为‘一场不受外国干涉或影响的拉丁美洲自治运动’，这使共产党人完全失去了夺取新组织的希望。（但）阿普拉不能充当共产主义的工具。”如此直白的宣言表明，在阿亚看来，梅里亚的批判意味着这是关于美洲革命代表权的赤裸裸的斗争。

　　为了证明阿普拉的合法性，他强调阿普拉是有别于任何欧洲领导的国际政治组织，是“印第安美洲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介乎反帝联盟和共产党之间的、最合适拉美的反帝运动统一阵线。同时作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阿普拉相较于依附第三国际的反帝国主义联盟，具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双重斗争的潜力。阿亚称：“我们拒绝接受世界反帝国主义联盟的指挥，正如我们所知，世界反帝国主义联盟是一个完全由第三国际控制的组织，其本身不是为反帝国主义斗争努力，而是为共产主义服务。”

　　将第三国际与拉美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进行分割，既体现阿亚上文所述的出于“谁能代表拉丁美洲反帝运动”的政治权力的需要，也说明二者在事实层面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反驳梅里亚的论述中，阿亚提出他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独创理论。在他看来，共产党起源于欧洲特定的经济状况，是具有排他性的单一阶级政党；而印第安美洲的现实是无产阶级弱小，尚不具备形成统治阶级的能力，因而需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统一阵线。这回应了梅里亚关于知识分子对革命作用的质疑。根据阿亚的看法，印第安美洲面临双重极端的教条式精神殖民：一方是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另一方则使用晦涩的俄国革命话语，自称代表领导阶级。这一关于拉美社会的论断颇具东方主义色彩。

　　阿亚强调印第安美洲发展的正确道路应反映自身现实，而非照搬欧洲学说。虽然阿普拉和世界反帝国主义浪潮相呼应，同样受共产主义在全球推进的启发，但阿普拉主义继承自罗多以来拉丁美洲本土知识分子对拉美独特性的探索。阿亚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未能阐明印第安美洲特有的历史和经济情况。在以“印第安美洲”为整体的思辨中，他初步构想了欧洲和印第安美洲之间的差异。阿亚认可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政治制度自我维护的经济现象。但他在欧洲游历中受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启发，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发展出“第一阶段论”的创见。其基本逻辑是，西方社会依照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顺序发展，但是在印第安美洲等后发地区，实际情况往往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复杂地堆叠共生。由是，对印第安美洲人民而言，现代资本主义最初以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为表现形式出现。阿亚认为，移民或引进资本是印第安美洲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起步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并未在拉美重现。他观察到欧洲与印第安美洲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差异性，以此说明拉美反帝革命的独特性。这一观点随后在他1948年出版的《历史时空》中得到进一步支持，构成阿普拉主义独特的历史哲学观——“历史时空说”。

　　1924—1929年间，随着苏联经济增速放缓，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成为第三国际的主要内部矛盾。这一时期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几乎变得包罗万象，但缺乏思想和政治共识。不可否认的是，阿亚和梅里亚都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拉丁美洲的现实。但透过这些相互指责，表明二者确实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

　　两人关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争论以及不同革命道路的选择，既是政治现实的需要，也取决于早期阿普拉主义的本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自建立以来，其革命风格与20世纪上半叶的苏共确实存在相似之处。二者都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欧洲以外地区的现实，同时都提倡世界革命，但是出于对拉美革命性质判断的差异，关于拉美在革命中的优先性意见不一。在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更有可能在欧洲或亚洲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拉丁美洲的列宁主义者注定要扮演世界革命的“支持者”的角色，响应欧洲和亚洲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说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拉美则处于边缘地带。梅里亚的论述表明，相较于拉美独特性的描述，他更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印第安美洲”在他笔下更多凸出的是土著人在阶级对抗中的农民身份而非族裔身份；“反帝国主义”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其中一环，需要超越狭隘的拉丁美洲文化和地理界限。对阿亚而言，阿普拉主义意味着建立拉美本土革命学说的尝试。但他话语模糊，也未进一步阐明作为反帝统一阵线的阿普拉在完成反帝纲领后理应确定何种新目标。有学者认为，阿普拉代表一种“印第安美洲例外论”，以折中的民粹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当时的列宁主义者也并未就此反思美洲革命的特殊性并提出替代命题。要而言之，阿亚的“大陆主义”概念根植于拉丁美洲的政治想象，并非仅因权力斗争而标新立异。

　　三　论战的影响及性质

　　在一些学者看来，布鲁塞尔大会上的一鸣惊人或许是讲求实际的阿亚使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扬名的手段。通过这场意识形态争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与反帝联盟在拉美反帝运动中具有同等地位，结果是前者得以迅速积累声望。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布鲁塞尔反帝大会拉美分会的具体情况在利益相关的阿亚、梅里亚和拉维内斯三人的笔下大相径庭。据阿亚的回忆，他受委托起草一份关于拉美反帝计划的决议案时，否决了梅里亚关于拉美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草案。他希望采取大陆联合的政策，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其中斡旋达成“过渡性协议”。他指责第三国际不懂变通的“左翼幼稚主义”。他强调应避免像中国那样，陷入同时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威胁的困局。梅里亚则愤怒控诉，阿亚起初拒绝参加布鲁塞尔大会，因为他希望大会发出特别的个人邀请以示重视。拉美代表“出于革命的礼节”恳请共产国际帮忙支付伦敦至布鲁塞尔的路费。在会上阿亚伪造科隆世界反帝国主义大会决议作为提案，后来被大会秘书路易斯·吉巴尔蒂(Louis Gibarti)在1927年8月刊的《解放者报》上揭穿。梅里亚揭露阿亚没有签字同意草案的原因是阿普拉充当拉美唯一反帝组织的提议遭到与会人员的反对。而后来与阿亚决裂的时任阿普拉巴黎支部秘书拉维内斯在《巨大骗局:克里姆林宫在伊比利亚美洲的渗透情况》中写道，梅里亚因曾对托派表达支持与赞赏，在布鲁塞尔大会被阿根廷裔共产国际代表维托里奥·科多维拉（Vittorio Codovilla）称作波拿巴主义者和小资产主义者。会前，虽然包括梅里亚在内的部分阿亚反对者曾试图阻止阿亚参加会议，但阿亚与季诺维耶夫、卢纳察尔斯基等人的交情使其得以顺利出席大会，粉碎了梅里亚的企图。尽管事实或许有出入，三人充斥着个人情感的叙述都暗示了在争夺美洲革命代表权上，美洲反帝联盟主导拉美反帝运动的局面由于阿普拉受邀参会而面临一定的威胁。

　　自1923年双方初次见面引为知己，到1927年布鲁塞尔大会重逢，中间经历了具体反帝实践的冲突。对大会的不同描述力图把拉美反帝运动内部决裂的责任归咎于对方，同时自证在革命中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矛盾的双方力争在政治话语的斗争中处在上风。刚经历党内审查的梅里亚与同共产国际渐行渐远的阿亚间的争论结果表现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与共产国际、反帝联盟分道扬镳。

　　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之外，19世纪20年代的这场争论还至少展现了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这展现了拉丁美洲左派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这场理论与实践交织的“斗争”既进一步明确了阿普拉主义的内涵，也揭示了拉美马克思主义与阿普拉分裂的渊源。梅里亚援引列宁对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论断，声称阿普拉是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者。而阿亚则在阐述阿普拉主义的纲领中，一方面承认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性，或者至少是大陆性；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拉美的社会进程并不能简单地照搬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罗哈斯认为，这一争论显示出在拉美政治流亡的跨国共同体中，俄国革命与墨西哥革命两种革命模式间的张力。梅里亚继承俄国革命的视角，将阿普拉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者；阿亚更推崇更具本土性的墨西哥革命，他在认可和继承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传统之外，融合了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内的新的国际政治潮流。

　　第二，结合全球的政治运动形势，梅里亚的批评表明共产国际同拉美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分裂。1927年2月的布鲁塞尔大会上，二人矛盾激化。随后中国局势的变化使梅里亚得以借阿亚对国民党的推崇反向攻击他。受此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帝国主义浪潮下，“民粹主义”第一次被引入拉美政治讨论。诚然，“民粹主义”本身并非是这场论战的核心，但是仍能从中窥见两个时间段的“民粹主义”在同一主体上得到呈现的奇特之处。在当代的拉美民粹主义研究中，将阿普拉定义为“民粹主义”的意涵是“城市工人被广泛动员并参与政治的现象”，其真正的历史语境却能追溯到列宁式的批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民粹主义分为两大类，一是“农业平民主义”，指争取农民和小农场主利益的激进运动和社会政治学说；二是“政治平民主义”，指冠以“人民”的主张、活动和手段。具体而言，前者以19世纪俄国民粹派和美国平民党为代表，描述在俄国历史中致力于将“人民”，也就是农民和工人作为革命社会力量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以及俄罗斯这般落后社会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基于前文的辨析，梅里亚所谴责的“民粹主义”与俄国民粹派隶属于同一种作为列宁主义语境下的“民粹主义”思潮或历史现象，最初旨在批判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提供其“非我族类”的证明。这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意涵有相似之处，都强调知识分子的超越阶级性。这种指责亦反映了阿普拉所追寻的某种符号化的精神象征，此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已初露端倪。

　　第三，政治实践与思想的角力引发的跨大西洋的争论，反映出早期“阿普拉主义”构想的复杂性。这场拉美左派内部的争论表面上是围绕阿普拉主义性质的一场论战。20世纪20年代的阿普拉主义实际上是追求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大陆民族主义。这并非否定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源流，只是借此阐明阿普拉主义既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思想谱系，也不能非此即彼等同于“共产主义的敌人”。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二元叙事遮盖了其所强调的拉丁美洲的主体性，而拉丁美洲反美情绪的产生实际早于共产主义在美洲大陆的传播。自玻利瓦尔以来，到古巴的何塞·马蒂和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拉美知识分子都在探索并构建类似的“我们的美洲”。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共性，玻利瓦尔式的大陆联合于拉美青年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文化风气之下，阿普拉主义借助以“反美主义”为内涵的“反帝国主义”来建构共享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描绘出一条将拉丁美洲与欧洲相区别的发展道路。某种程度而言，这是阿亚向一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的成长。

　　曾有学者写道，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拉美知识分子的窘境往往是处在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间的两难境地。这一评价对这场论战而言也是恰当的脚注。因政治斗争的激化，二人围绕着反帝革命性质和领导权产生辩论，呈现出共产国际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国际运动与阿亚当下秉持的大陆主义间的不可调和性。这一矛盾并非固然存在的。在种族、文化和区域认同的驱动下，“反帝国主义”和“大陆主义”同时为阿亚提供了与拉丁美洲青年产生政治与文化联系的纽带，以实践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抱负。但国际主义与知识迁移带来的悖论是，虽然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成为左翼思想全球散播的推动者，作为回应，阿普拉的大陆主义却显露出拉美知识分子对世界反帝国主义思潮的审视。在地理空间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动中，阿亚在这场论战中所捕捉的“印第安美洲”独特性，为拉丁美洲人民提供了一套更具本土特色的、可供选择的反帝话语。

　　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二者在这场论战中所宣扬的民族解放之路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1929年，梅里亚遇刺身亡，他的思想短暂地被古巴共产党所继承，而后的拉美革命英雄格瓦拉则更推崇秘鲁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另一方面，这场深刻的辩论构建了阿普拉未来发展的理论基础。1930年以后，阿普拉选择转向在秘鲁一国之内发展，进而推动该国的政治民主化，但是秘鲁阿普拉主义的影响力仍然超越了国界。同时，这场论辩所蕴含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也暗示，阶级斗争将不会是阿普拉倡导的国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