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斗：私有制、竞争与莆田人的宿命

　　对大多数国人而言，莆田是一座神秘的城市。除了近来的案件，这座城市还以遍布全国的“莆田系”医院和高仿产品闻名。然而，当地过去小农私有制的传统在市场环境中继续发酵，当地的企业和经济活动往往由于极强的个体竞争意识而被蒙上了神秘化的面纱，使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总是显得在刻意躲避媒体的聚光灯。当然，当地人也给人留下了以“神秘”“狡黠”“斗狠”“贪小便宜”之类的模糊形象。其实，所谓的“地方性格”，不外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个体的行为方式总是不得不由当地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当地高度细碎化的小农私有生产方式如何一步步地嵌入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并演绎出特别的社会关系矛盾运动形式，是颇值得探究一番的。

　　一

　　现在的莆田市地处福建沿海中部，号称“闽中”，原来叫“兴化府”，管着两个县份：内陆是仙游县，有一小段海岸，就是上波疫情的中心枫亭、郊尾一带；另一块则是莆仙平原的主体莆田县。莆仙平原面积不大，但在山地为主的福建省已属很大的平原了，沿海是残丘、鱼塘密布的滩涂平原，稍里一些则是肥沃的冲积平原。

　　莆仙地区在省内属于适宜生存的大平原，且邻近省城，道路交通较便利，所以开化较早，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入。自宋代开始，逐渐人烟稠密，直至土狭人稠的地步。到了今天，平原和沿海的许多村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许多村落甚至户均不足一亩，仅能稀薄而艰难地维生。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当地居民不得不过着简朴而坚忍的内卷生活。在饮食习惯上，三餐都喝稀饭是常态。由于卖力干活儿也不能够增加多少收入，他们就只能另觅生路：或者外出谋生，做些小买卖，或者出洋谋生；沿海的渔业也是当地的一个重要收入。但是在前现代社会，受制于交通条件，渔产品并不能够有多广的销路，所以也不能够为改善生活做出多少贡献。

　　由于在农业、渔业上辛苦投入而所得有限，当地人便不再迷信一味地“奋斗”，而去寻找一些取巧的办法。向邻居斗争以占些便宜是第一种办法，表现为各种家户层面的争夺，地权、不动产乃至动产都是争夺的目标。在土稠人狭的环境中，土地资源是极其宝贵的，所以关于土地的纠纷是频繁的。一分地、半分地的争执，往往都需要耗尽双方大量的时间。但由于大家都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所以这点纷争往往持续很久。而这些争斗由于规模较小，只能采取一些小伎俩，比如每夜一寸一寸地去挪移地界等等，采取的形式往往滑稽到可笑的地步。占些小便宜就能为子孙后代带来长久而持续不断的利益，尽管这个利益稀薄的可怜。在莆田，很少有大宗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往往是小家户之间的争斗。这是因为，这些斗争获得的利益太稀薄，不足够一个宗族塞牙缝的，于是，只能停留在家户层次上。当然，由于缺乏大家族的支持，斗争的规模和烈度都极其有限，往往一碰钉子就退缩。这就是小生产时代个体家户斗争的典型。争不过的，便出海去了，或者四下游荡去，做些小买卖。

　　第二条路则是到社会上占陌生人的便宜。莆田人过去有着“东方犹太人”的名声，善于经商和聚敛，但不善于合作和做长久买卖，这大略是与两地的田土条件相关的。莆田贩子的偷斤少两、掺杂使假和仿冒跟风在省内是出了名的，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实践经验，想象力就要占上风，就会取各种捷径，想着“一夜暴富”，发生出一批批怪才来。金店要一点一点地偷偷攒些料来，零售店要一件件地以次充好，充电线要趁人不备地换上高仿……

　　这些“成功”的取巧例子往往被众人称羡，而不是鄙夷。莆田人擅长做小买卖，却不善于合作，做大买卖。这是由于他们私斗的传统造成的，而这私斗又是由于土地生产条件造成的，它们归根到底是由当地的生产条件留下的行为惯习导致的，并不能够因此埋怨这些被生产方式决定了的个体的“道德状况”，做些无用的关怀与批判。

　　二

　　由于社会关系的稠密，莆田达到了封建社会形态的小生产极致，又将在现代社会展现出矛盾发展变化的极致。

　　土地纠纷原本是前现代社会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土地在市场中存在，具有了资产价格，使土地纠纷以更加诡谲、暴烈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次借处理两起当地土地纠纷之机在当地探访了一番。

　　由于农村土地的资产属性不明显，宅基地纠纷还带着传统纠纷的影子。江东村的老吴为了盖房子已经愁了六七年了：一听说他要盖新房，各色人等都虎视眈眈。四邻之间对他盖房子批下的地不满意，总想着占些什么，而他不够圆融，又没有什么“镇得住场子”的本事，便迟迟盖不起来。许可批了又撤，图纸画了又改，总是定不下来。村里的土地丈量员、乡土地所、村干部、邻居，都构成了他要完成自己房屋翻建任务上的一道道关卡。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们羞涩地伸出了手，露出了贪婪而狡黠的微笑。当然，还有“系统风险”：那位刚得些好处又调走了，这位刚拍完胸脯就被抓了，刚看见的进展又退回去了。于是还是老样子。

　　作为资产的城市土地则是比传统耕地更值得争斗的目标。当传统的土地斗争形式遇见城市化，便显出狠辣和狡黠两重特点来。老友老牛的房子在“后塘片区”，这片地方在2007年被一家叫做正荣的地产公司拿下了，但手续不全。这是莆田城内的西北部分，占去了老城池四分之一的地盘，“涉及群众人数多，拆迁工作复杂”。起初，连着住拆迁区的干部在内，群众团结一致地抗争了一阵子。作为本地资本的地产商很熟悉本地人的这套行为模式，开始了勾兑和运作。于是，一个个“某某人得了大便宜”的谣言便开始在拆迁区上空飘荡。邻居之间各自猜忌了起来，被一个个地收买，偷偷地签了协议，好像占了些便宜。当然，也有些倔强的“死硬分子”。邻居里有个被称作“阿妹”的，因为家里有老人和病人，搬迁不易，与老牛结成了统一战线。当然，人对付人的招数总是突破人的想象：儿子高考的前一天晚上，阿妹被警察带走了，原来是伊之前在四川当过一阵牙雕师傅，现在大约是“秋后算账”，被逮着机会阴狠了一下子。经历了六七年的诉讼和抗争，“阿妹”的房子还是被拆掉了，只剩下老牛的房子孤零零地卡在项目的咽喉处。于是，老牛家也只好去与街道办协商，想着签了算了。地产公司和拆迁单位却不放心，想着再抠一把，占个便宜，于是便不计后果地偷偷借施工机会把老牛家的大门、耳房、柴草间和老牛母亲的卧室给扒掉了，老人的遗像砸落在一堆瓦砾中。他们盘算着，先给你拆了，教你啥地面建筑也不留，只好乖乖按他们的条件签协议，测量也得按小面积的来，任他们拿捏。在拆迁斗争中搞小动作搞到极致而不计后果，大约也是地方特色吧。

　　市场经济来了，莆田人大显身手的机会也就来了。更多人从农业转向了其他营生。最初还是那些克扣顾客的旧营生，后来也扩展到其他领域。但私斗的传统使市场主体之间缺乏信任，联合和扩张往往较为困难：眼界不到的地方，处处都是克扣的陷阱，不放心呀！即使在现在，莆田人经营的企业规模也普遍不大，同一家族内部的不同企业间往往也存在着竞争和算计。

　　后来，资本积聚了，国内国际上的大资本有了品牌优势，而大部分莆田人的买卖却还在算计中维持着小生产的争斗。各种仿冒生意也一件件地冒了出来，哪个赚钱便赚哪个，只晓得跟风，不大想着自己创制。医疗亦是如此：汲汲于小利，最终砸了牌子。做啥买卖都不想着啥回头客，因为在他们眼中，人人是人人的敌人。如果要找些便于理解的场景的话，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大略能找到些影子。总之，想着多坑些人是一些人，因为人与人之间哪里有什么善意呢？当然，也有些个产业终于在仿冒界作出了高度，现在向着精细化方面展进，竞争手法略微从容些了，譬如箱包鞋帽之类。然而那些高仿的医院，即莆田系的那批“老军医”们，却还在旧道路上飞奔。无论是高仿的鞋帽还是高仿的医院，一旦更大的资本伸出手来，标准和门槛总会越来越高，监管总会越来越严，买卖也总是会越来越不好做的。

　　现代社会要把人人都塑造成莆田人。但大多数莆田人的日子却又越来越不好过了。大资本裹挟着暴力，总会一点一点的吞噬掉他的这些勤快而又狡黠的同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