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文化必与献祭（献媚与取媚）活动相关联

　　【汉文化中，文艺中的女性经常表现为“媚态”或“献媚”，文艺中的男性经常表现为“神”或“圣”。也许是文化之故，身处其境反而很难观察到这两种现象，好像一列平稳而疾驶车厢内你感觉不到运动；然而一个小动作，打开车窗――只须小小的打开一下，你就能看到运动，我今天也许意在做这个小动作】

　　吴亦凡事件以来，人们对偶像文化产业链以及背后的资本进行了抨击，我也写了几篇。我以为固然应该谴责和批判，但切不可将其窄化，一旦窄化则很容易陷入“经济事务”中去，最终必然“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除了产业链和背后的资本外，还须反省我们这个文化本身，反省偶像崇拜现象，这种反省如果不与宗教现象连系起来，那么又会落入“王顾左右而言他”。

　　因为产业链必定冲经济利益而去，资本必定冲利润而去，批判也好抨击也罢，受话术限制，最后只能到经济活动中去寻找解释和终极原因――反省一百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诤讼，99%的话术都落入经济领域，很能说明这件事；事实上几十年前产业链还不发达，资本还未这么强大时，类似吴亦凡事件也经常发生，引发社会舆论，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张行事件”就是一例，那年代他就被判重刑，出狱后他本人似乎“低调”，但为他叫屈的声音一直不停，认为是那些女人主动“凑”上去的，是主动追求的，张行只是“来者不拒”。这类事件在我们社会隔三差四发生（我指的是名人），只在“利益”的漩涡中思考而不去追寻精神源头，那么他会永无休止的“隔三差四”下去，昨天张行，今天吴亦凡……，国家没法细致到出台《人身保护令》，保护每一个女人，最后要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

　　因此要看到产业链和资本背后的文化精神现象，他又离不开宗教；文化精神现象千千万，未必都与宗教有关――唱一首赞歌也是精神文化活动，他就不必宗教而是歌颂英雄，而献祭必然是宗教，并且是宗教的重要特征。

　　人为什么要献祭？因为有求于神。

　　远古中国与今天南方的印度、北方的萨满、西南羌藏地区一样，都是泛神崇拜，有上帝神，有天神（也叫“灵”），有地神（也叫“地祗”，是山神、水神以及各种各样自然神的代表），有鬼神（也就是“鬼”，人死化为鬼），这四类神你一个也不能得罪，必须按时进贡祭祀（献祭）的。然而中国文明开化较早，最迟到了文字出现一刻（夏商之际，大约三千年前），这万般诸神就归并为两类：帝与天，“帝”其实是远古的“上帝”与“鬼神”的合并，已经降格为“祖先神”，后来“三皇五帝”特指后，更降格不具“神”格意志，人们祭祀有求的就剩下“天”了。

　　中原（也就是后来汉族居住的地区）是世界上开化较早的地区，最迟距今三千年前就基本走出泛神阶段（只有帝和天，帝被特指后，基本就剩唯一神“天”了），以至后世汉族已回忆不起曾经有过童年的泛神阶段，幸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对他们而言是刚刚过去的历史，记忆还是清晰的，事实上泛神现象在春秋战国甚至后来很长时期仍然存在，至少留有尾巴或“痕迹”，以至当时的孔子看不惯，还时不时找借口谩骂“淫祀”，并在哲学上强调“不知生焉知死”，政治上和宗教上要求做到“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南方（包括东南、西南）汉族较晚进去的闭塞地区，晚清很晚还能看到四类神同时祭祀的情况。

　　神多忙不过来，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大大小小，一个都不能亏待；汉族人祭灶甜食（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今天已演变为民俗文化，其实也算一种祭祀形式。我这里之所以特意提醒，意在强调献祭（祭祀）形式的多样性，文明跃升后物质祭祀渐渐淡出，更多体现在了精神献祭。

　　是的，汉族理性发展较为超前的，以至德国人有种古怪看法：中国人（主要指汉族）是个早熟民族！何为“早熟”？至今没有一致看法，我的看法是：虽然早熟，但却始终停留在三千年前那个水平，以至许多后发民族赶上来了，我们仍然那个阶段原地不动――祭祀（献祭）活动的形式变了，本质未变。比如偶像崇拜与献祭活动，远古时代原始的物质献祭形式，动物献祭到活人献祭已逐渐淡出历史，虽然仍留有些许痕迹，大都演变为民俗文化，更多表现在特殊的文化形式：精神献祭，我把他命名为“献媚和取媚”――他的本质是：有人失去尊严，而有人从中精神奴役他人。

　　古代中国祭礼传统按不同等级有“太牢”、“少牢”，但决不允许“人祭”，那是我们智商发达的先祖周人所制订《周礼》中的规矩，沿袭了三千多年。要明白：西周统治华夏前，长江以北普遍野蛮的“人祭”，殷商考古挖掘，每每发掘到上百人的活人祭祀坑。周人统治后基本禁绝，但也研究发现，明朝又有返祖现象――时有发现明代活人陪葬。

　　从“太牢”、“少牢”、“人祭”，最后演变为各种民俗文化形式（比如“祭灶甜食”），这是世界所有民族共同经历；但汉族与欧洲有个显著区别，我们汉族此类民俗文化浓郁的“献媚取媚”味道，而欧洲同类文化相对很少这类味道。1949年革命时期大都以“阶级论”中的“奴性”、“奴态”这类术语解释这类味道，德国和其他西方哲学家以“幼态”（比如“幼态持续的民族”）这类术语解释这类味道，我则更倾向于“媚态”解释之，他既非阶级现象，更非种族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宗教相关的文化现象，是祭祀活动的残余或痕迹。这个问题我曾在一篇《奴态、幼态、媚态三者宗源“一”，也谈民族劣根性问题》有过详细论述（最近这篇文章见不到了，可惜！）

　　我有证据，以“舞蹈”为例：关于“舞蹈”的起源有许多理论，有一种理论认为，舞蹈源自“娱神”――比如印度许多“神”，到节日里人们就要跳舞来取悦他，甚至一群人相互丢石头打的头破血流来取悦诸神，东南亚受印度文化较深的地区，那些娱神舞蹈都有浓浓的“媚姿媚态”；我以为中国的舞蹈也是来自“娱神”，但与印度东南亚不同的是，中国舞蹈的“娱神”者主要是女性，我们从“娱”字的女字旁大致可以推测。可以很直观观察到：我们汉族跳舞基本都是女人，鲜有男人跳舞的――而男人也跳舞是全世界共同现象。对这个现象我也思索好久，这肯定不是汉民族种族基因造成（与汉民族同种的羌、藏、蒙、哈萨克、突厥等就有男子跳舞的习俗），肯定是后天文化塑造的原因。汉族来自草原边缘地区，较早进入父系状态，男权文化强烈，女性物化，娱神者多为女人，“男子观赏女子跳舞”很可能是男权文化女性物化的产物。事实上欧亚大陆普遍存在“令男子跳舞作为一种惩罚和羞辱的手段”。我们汉族从小就形成某种心里：跳舞是女孩们的事情，就像穿花衣裳是女孩们的事情，男孩跳舞总有某种“难为情”、“不好意思”、“难堪”、“羞辱”的心里；父母们从来就是鼓励和教唆女孩跳舞，从不鼓励男孩跳舞。你看“广场舞”，清一色大妈，最近似乎大爷们也进去不少，刚开始确实都是大妈们。

　　因此文化根源上，中国的舞蹈起源很可能来自“娱神”，又因父系男权社会，女性物化，因此娱神者都是女性，娱神为了献媚，取媚者就是诸神――这个“媚”字也是女字旁，绝非巧合。文明进入高级形态后，“娱神”不再具有宗教含义，然其中“献媚取媚”的宗教实质借文化形式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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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

　　吴亦凡事件被揭有众多女性受害者，其中不乏成年女人，然而谁都明白这在中国非常普遍。大家把矛头对准了偶像文化产业链以及背后的资本，我以为且慢，他不是终极原因，真正的终极原因在文化精神方面，又要与宗教历史连系起来看，吴亦凡事件中表现出的“献媚与取媚”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实质。作为对比：一神教取得绝对统治权后，比较彻底斩断了“文娱娱乐”与“献媚取媚”的关系，“文娱娱乐”已较少“娱神”的痕迹。我以一神教地区做参照，并不是说他们那儿“性获取”比我们这儿干净，其实他们那儿“性获取”产业链比我们这儿更发达、更黑暗，资本在其中的作用更直接、更赤裸、更暴力；之所以做参照，意在强调：与古代宗教相关而延续下来，表现为文化上的“献媚取媚”，通过“文娱娱乐”去塑造偶像或获取性资源，他们那儿确实不太彰显。他们那儿意图通过“文娱娱乐”途径去塑造一尊男神，通过文娱的方式献媚，目的冲“性获取”而去，简直笑话，他们那儿动辄从“文艺”这扇门中走出“圣者”，从而虏获芳心，简直笑话。他们那儿“性获取”更暴力和直接。

　　要改造我们的文化，一神教并非唯一途径，但至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比较才有鉴别；汉文化中浓郁的“女性以文艺的方式献媚”，“男性以文艺的方式装神装圣”，“男性以文艺的方式假正经，目的只为性获取”，等等诸如此类确实应该被我们认识到。

　　这是一种文化，身处其境也许很难观察到，好像一列平稳而疾驶车厢内你感觉不到运动；然而一个小动作，打开车窗――只须小小的打开一下，你就能看到运动，我今天也许意在做这个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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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为什么又浓浓的写下这篇？

　　我们团支部书记只须动一根小小指头，看你听话不听话。正值全民关注偶像产业链问题，偶像8岁男团“天府少年团”顶风作案宣布成立，被央视很批一通，经纪公司吓得尿滚屁流，第二天就将“天府少年团”更名“熊猫少儿艺术团”，又一天宣布解散，前后只存在了四天。今天爱奇艺CEO龚宇更是宣布：取消未来几年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环节。

　　是吧，顶风作案，只要动你一根小指头！看你听话不听话。

　　我看一点不严厉，可我转念一想，以前这类“严厉”家常便饭，可风头一过又来了；另外嘛，偶像产业链与正常的众乐乐怎样的区分？“8岁出道”多得是，比如“杂技团”，比如“花样体操”，央视肯定不在年龄上挑你的骨头。

　　不以文化心理中的“献祭”、“献媚与取媚”作为判别，你无论如何也是很难区分偶像产业链与正常的众乐乐的。当然这类判别还有很多，我只是举一反三，某种“意会”罢了；至少风头上你就别再试探试探了，团支部书记动你一根小小指头还是可以的。昨天“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周冬雨和杜江宣读《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对“偶像”文化、“饭圈”文化、“顶流”现象等和近期文艺界及娱乐圈集中出现的违法失德现象进行了批评，提出“从艺先要做人”。

　　恰逢其时，给出了一个标准，正常的众乐乐还是提倡的，这是人民精神活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