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文化，自由无从谈起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02年，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前往古巴国家芭蕾舞学校，宣布第18届哈瓦那国际芭蕾舞节开幕。该校于1948年由“芭蕾舞女一号”艾丽西亚·阿隆索（1920-2019年）创办，之后遭遇资金困难，直到古巴革命认为芭蕾舞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必须向人人开放，因此应由社会资助。2002年当天，卡斯特罗在芭蕾舞学校回忆道，1960年举办的首届芭蕾舞节“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当重大危险和威胁笼罩全国时，也坚持着古巴的文化使命、身份、民族性。”

　　与众多文化形式一样，芭蕾舞也曾脱离了群众的参与和欣赏。为了体现促进人类尊严的决心，古巴革命希望让这一艺术实践回归人民。为了在一个受到残酷殖民压迫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新的革命进程必须兼顾国家主权和人民尊严的建设。这一双重任务就是民族解放工作。卡斯特罗说：“离开文化，自由无从谈起。”

　　《琐事研讨会》恩里克·塔巴拉（厄瓜多尔）作于1982年

　　在许多语言里，“文化”一词至少有两种含义。在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的含义已变成了精品和高雅艺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财产，这种文化通过礼仪传播和高等教育得以传承。文化的第二种含义是某一共同体（从部落到国家）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信仰和行为。比如，古巴革命对芭蕾舞和古典音乐进行大众化，是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到文化进行社会化的举措之一。而且，古巴革命进程致力于保护古巴人民的文化遗产免受殖民主义文化的毒害。准确地说，“保护”并不代表全盘摒弃殖民者的文化，因为这会让本该享受一切艺术形式的人民被迫过上一种狭隘的生活。比如古巴革命就接受了篮球运动，尽管它源于美国，一个60年来百般打压古巴的国家。

　　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方针应包括四个方面：对高雅文化进行大众化；保护前殖民地人民的文化遗产；提高基本文化素养；对来自殖民国的文化形式进行本地化。

　　《无题》（未完成）维奥莱塔·帕拉（智利）作于1966年

　　2022年7月，我围绕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去殖民化的十个命题，在古巴的“美洲之家”（Casa de las Américas）发表了演讲。这是哈瓦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机构，生动即时地展现了从智利到墨西哥的文化进展。几天后，“美洲之家”负责人、前文化部长阿贝尔·普列托在那里召集研讨会，讨论了其中一些议题，主要是古巴社会如何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形式的冲击和种族主义、男权制的毒害。这一讨论引发了关于《反对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国家方案》（由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总统于2019年11月宣布）进展、2022年家庭法公投进展（注：9月25日公投已通过）的一系列思考。这两项进展都有能力在反殖民的方向上改变古巴社会。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美洲之家”联合撰写的第56期汇编《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去殖民化的十个命题》（Ten Theses on Marxism and Decolonisation）是那次演讲的扩充版，由阿贝尔·普列托撰写前言。为让读者领略一二，以下是第九个命题“情感之争”。

　　《胡安尼托·拉古纳》 安东尼奥·贝尔尼（阿根廷） 日期不详

　　第九个命题：情感之争。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0年底引发了围绕“思想之争”（Battle of Ideas）概念的讨论，即针对新自由主义关于人类生活的陈腐观念进行的思想领域阶级斗争。这段时间卡斯特罗讲话的重点不在于说的内容而在于说的方式，字字洋溢着一个致力于解放人性于财、利、权三大束缚的伟人的悲悯情怀。实际上，思想之争不仅仅有关思想本身，也有关“情感之争”，即努力将情感偏好从对贪婪的执迷转变为同理心和希望的考量。

　　当今时代的一个真正挑战是，资产阶级利用文化产业和教育、信仰体系转移任何有关真实问题（以及寻求社会困境的普遍解决方案）的实质性讨论，引向对幻想问题的痴迷。193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将这种现象称为“满足感欺骗”（swindle of fulfilment），即散播一系列幻想，掩盖其不可实现的事实。布洛赫写道，社会生产的利益“被大资本家上层收割，他们用哥特式梦想来对付无产阶级现实”。娱乐业用渴望的酸液腐蚀无产阶级文化，这些渴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但它们足以削弱工人阶级的任何事业。

　　资本主义下的堕落社会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充斥着碎片化与疏离感、凄凉与恐惧、愤怒与仇恨、怨恨与挫败。塑造、宣扬这些负面情感的是文化产业（“你也可以拥有！”）、教育机构（“贪婪是终极动力”）以及新法西斯势力（“憎恨移民、性少数群体，憎恨任何剥夺你梦想的人”）。这些情感对社会的控制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新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前提条件。意义变得虚空，也许这也是如今已穷途末路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les）的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文化不能被视为人类现实中孤立、不变的一面，情感也不能被视为自成体系并独立于历史发展之外。由于人类经验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只要贫穷仍是人类生活的一大特征，命运观就会一直存在。如果解决了贫穷问题，那么宿命论的思想基础就会减弱，但并不会自动消失。文化具有矛盾性，在一个既延续等级制度又抵制社会等级元素的不平等社会，文化从其社会结构中以不均衡的方式将一系列元素结合起来。统治思想借助思想工具（比如潮流）对文化进行渗透，压制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实际体验。归根结底，创造新文化靠的是阶级斗争，靠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创造的新社会形式，而不单单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必须铭记的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到1959年古巴革命，在每个革命进程的早期岁月，文化繁荣都洋溢着欢乐和希望的情绪，充满旺盛的创造力和实验性。正是这种感性的力量为改变贪婪、仇恨等病态情感打开了一扇窗户。

　　1961年，在哈瓦那的古巴作家艺术家全国联合会，尼古拉斯·纪廉在表彰艾丽西亚·阿隆索

　　在1959年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古巴涌动着创造和实验的热潮。伟大的革命诗人、曾在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期间度过牢狱生活的尼古拉斯·纪廉（1902–1969年）把握住了古巴人民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对革命进程解救他们于饥饿、社会等级等苦难的渴望。他1964年的诗歌《我有了》（Tengo）向我们宣告，革命的新文化是一种质朴的感觉：不用向上司点头哈腰；告诉办公室里的同事，他们也是同志，不是“先生”“女士”；作为黑人在走进酒店时不会被人拦住。纪廉的伟大反殖民诗歌提醒我们文化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我有了，瞧瞧，

　　我有了阅读、

　　算数的能力。

　　我有了写作、

　　思考、

　　以及欢笑的能力。

　　我有了，是的，我有了

　　工作的地方

　　赚到了吃饭

　　要有的收入

　　我有了，瞧瞧，

　　我有了必须有的东西。

　　阿贝尔·普列托在本期汇编前言结尾处写道：“我们必须将反殖民的意义变成一种本能。”请就此思索片刻：反殖民主义不仅是终结正式的殖民主义统治，而是一种更深刻的进程，它必须在本能层面扎根，使我们发展解决基本需求（比如消灭饥饿、扫除文盲）的能力；建立一种警觉意识，即我们所需要的文化是要让我们得到思想解放，不再受制于充满昂贵商品的浮华世界。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