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笔者认为，习近平同志与十八大报告的上述论断完全一致，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这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不会搞经济建设，只会搞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确实有失误，我们应认真记取。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不是事实。毛泽东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失误相比，成就不仅是主要的，更是伟大的。我们就从经济建设上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从1840年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至1949年这109年其间，我国对外共签订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间接掠夺了我国大量有形和无形的巨额财富。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又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旧中国积弱积贫，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形容词。

　　新中国一建立，并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过，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到美国去，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还在我国解放战争之时，西方强国便协助蒋介石政府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挥笔写就的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指出：解放区“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便实行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等西方强国对我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苏联东欧国家竟还多出500多项。但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毛泽东去世的前二十七年：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未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所有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我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此后，苏联又开列相关的所谓小打小闹的“援助”方案，不过是想重新诱骗我国在台湾主权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让步。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一直是全国生产粮食和生猪的大省。现任郑州市金水区一基层单位党总支书记的宋丰年曾告诉笔者：“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郑州市肉联加工厂生产一线劳动过。该厂连续几年每斧冬季前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运往苏联还债。”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战略核潜艇，意味着是说我国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这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话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以上两条，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的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研发，又全部是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加入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以上五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十分耗时。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又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影响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前进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说得好：“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多种场合也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将永远铭记在心。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曾吃过草籽和榆树皮等，但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由于自己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把建国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自己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忍饥挨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乃至最终形成而作出的个人极其微薄的贡献。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青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得“懒鬼”，就否认我们当年为新中国其中包括你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艰辛与血汗。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要搞垮这个国家的执政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并且花钱最少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乃至列宁。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法国哲学家、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

　　现在的网络上和有的小报小刊上，总是在否认资产阶级的残忍，宣扬他们所谓的人道和文明，骂我们共产党人残忍。这是事实吗?

　　资本主义大国、强国是如何发家的?从16世纪开始的300年历史中，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投机者从非洲运到美洲、阿拉伯国家、波斯等地的黑人奴隶，包括在猎捕和贩运过程中死亡的黑人总数，大约使非洲损失6000万人口。按照美国一些学者研究，哥伦布来到美洲的时候，居住在目前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为3000万~1亿，到20世纪70年代，按照美国官方提供的数据，还不足80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愤怒地写道：“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

　　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也有所表现。1947年，杜鲁门政府即开始实施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先后调查几百万名政府雇员。1949年，美国工业组织协会解除了11个成员超过100万人的所谓受共产党控制的组织。美国驻外大使馆里被认为有颠覆言论的书籍全部被销毁。很多公务员、学者、演员等也都受到攻击牵连。调查甚至涉及到军方高级领导。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时代”，美国当局总共抓捕甚至杀害了多少美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是铁幕，无人知晓。有人为美国当局辩护，甚至说美国没有“麦卡锡时代”的迫害。这样的人至少是不了解情况。1950年2月，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表演说，声称他手里有一份当时正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甚至连在1945年到1947年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处”、先后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马歇尔将军也受到牵连。共产党员从1947年的8万人降到1954年的2.5万人。到1956年，有150多名共产党领导被捕。被捕的阴影很快便遍及数千名美国公民。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年到1960年执政期间，进一步在各政府机构中实行清洗3002人。而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杀害约50万～100万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连当时的美国媒体也报道说，甚至河水被染成红色。而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这些史实几乎也无人知晓。1957年的反右，我国划了55万右派，无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使这些同志遭受极大的苦难，并使其不少亲属朋友受到不应有的牵连，这一深刻教训，我们当然要永远牢牢记取。但在1957年的反右当中，我们却没有因为有右派言论而处死一个人。网上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又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给笔者几次谈过：“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的特务，来刺探我们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机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曾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笔者经过批准，也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我的老领导的说法。我们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没有杀死一个，但却被他们记述成比他们在印尼杀死50万~100万人还要残酷的“历史”，相当多人都在谴责我们的反右，但他们杀死50万~100万人的这一累累罪行却几乎无人知晓，更无人谴责。我个人在这里决无丝毫之意替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他相关各级领导的失误和错误辩护，但国际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包括在我国内注册的有的网站就是这么和这样的“客观”、“真实”和“公允”吗?!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从一定意义上讲，尽管毛泽东犯过错误，但他的一生都在考虑为确保党不变质，进而确保党和党的各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7年4月开始的党的整风运动的本质，就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整风中，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也是能够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的。但也有的干部对大家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很不理解，个别的还窝着一肚子火，对在全党开展整风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实质上主要来自部分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的享受和特权思想。后来，由于1956年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迅即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我国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即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党只好被迫中止整风开展反右。但由于我们党对领导这种斗争缺乏经验，加上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某些具体背景和场合下不容易区分清楚，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对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本人对此无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有特权和享受思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对提意见的群众窝着一肚子火的各级干部，利用反右斗争这一形式，即对相关干部群众进行打击报复，使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这也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我们党和国家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除了有毛泽东本人应负的领导责任外，也与各级干部中一些人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个人建议，有关人士特别是受到冤枉的本人和亲属及相关同事认真查一查，就会发现，历次冤假错案的出现往往与有些人好心办坏事，特别是有的人假借运动之名，或挟私报复，或借以邀功，甚至篡党夺权等有着极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些人对相关冤假错案应该负着要直接甚至更大的责任。而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坚决反对这些做法的。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几次明确肯定毛泽东发动历次运动的动机是好的的根本依据。我们决不应替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但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清不同的责任。如果把我们党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全部归结为大家，而所犯的所有错误一股脑儿全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公道的。

　　上述看法，在本人拙作《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的小册子里已有较为详尽的阐发，并列举了相关的例证。比如，在毛泽东的眼皮子底下的中南海，1958年3月也发生了一起反右扩大化的“八司马事件”。就全国来说，此时的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的整风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进行。中央政治秘书室林克、戚本禹(戚本禹后来在“文革”初期做了不少坏事--笔者注)等八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认为这八个年轻干部是“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当然是件大事。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当时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很是吃惊。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这样，林克、戚本禹等八个年青人才幸免于难。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反右时任友谊医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她当年在友谊医院反右中出现的扩大化情况就无能为力的状况，也很能说明问题。对此感兴趣的同志，不妨读读。我也很愿意平心静气地与相关同志商榷。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党总是在犯各种错误中，在一些同志遭受委屈的过程中取得成就而不断前进的。毛泽东委屈过别的同志，但毛泽东本人也遭受过别的同志的不少委屈。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不实事求是地怪罪他甚至有人咒骂他。他离我们而去37年了，今年又是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他无言。但我们活着的人，就不能为他老人家讲点公道话吗?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受过委屈，就要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1994年，海外出版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笔者曾在中南海工作10多年，与毛泽东多名身边工作人员有过接触。看到此书中对毛泽东的攻击特别是所谓私生活的描述后，即找到毛泽东去世后仍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整理毛泽东图书的周福明同志。早在1960年，周福明即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兼管毛泽东的理发。周福明看了李志绥所谓的回忆，十分气愤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是恶意编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席身体很好，很少吃药。要吃就是安眠药。安眠药都是我们警卫战士去拿的。李志绥基本接触不到主席，何来他所看到的主席的所谓私生活?!”李志绥1988年到的美国，带去的仅是一本薄薄的手稿。当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人找到他，说你这一回忆录没有可读性，没有市场效应。同意润色，一种说法是100万美元，另一种说法为50万美元。至少李志绥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他所谓的回忆录即由别人捉刀代笔，变成了厚厚一本。书中把他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的时间，从1957年6月提前到1954年4月，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述他根本没有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之前的事。所谓的事实即完全的杜撰。

　　英国情报机关也资助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出版。1991年笔者见过张戎本人。2008年，笔者访问英国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几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可以不讨论张戎的书。里面的逻辑矛盾比比皆是。这本书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去讨论。”连法国一家报纸在报道此事也说：在张戎等人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声名狼藉，而毛泽东的肖像却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戎要移动这张肖像。

　　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被国际资本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不少国家出版发行。中文版也从香港、台湾等地带回到大陆不少。这两本所谓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轰动效应，现仍在国际国内都有相当的影响。笔者建议读过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伪历史著作的能够读读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克、吴旭君、徐涛为批驳李志绥谎言而写得专著《历史的真实》。我询问调查过，我们党和国家的不少高级干部读过李志绥的书，不少人对此书持将信将疑的态度，有的甚至还完全相信。而《历史的真实》知道的人很少，读过的更少。难道真要以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大苦难为惨痛代价，才能赢得历史的进步和辉煌吗?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铁的法则吗?我痛苦且“愉快”地思索着。

　　早在几年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上就明确指出，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有危害，并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我个人认为，目前国际垄断资本基于其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经验”，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十分重要的组成，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组成。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有庞大的资本支持和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认真恰当应对。

　　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辛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

　　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说过：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也说过：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还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

　　能否恰当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国际资本操纵的对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攻击，这对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抵御他们的西化、分化，以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一定意义和一定范围讲，敌人比我们“强大”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不顾人类起码的良知与道德，用造谣这一极其堕落和卑鄙的武器击人，并以“强大的资本”，给这些谣言、诬蔑和攻击插上翅膀，在全球各个角落“飞翔”。但历史的经验也已反复证明，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得越痛，谁就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攻得越烈，但广大人民群众最终会对谁越亲，把谁记得越牢。

　　不仅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同样十分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将永远铭记在心。

　　(摘自2013年第18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