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三大战役打得漂亮，是军队攻守态势的神奇转换，是蒋家王朝的瞬间垮塌，是人民政府的传檄而定天下。
至于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人们深思不多。
在影视剧中，人们往往乐于见到叱咤风云仗义亮剑的英雄、思维缜密临危不惧的潜伏高手，甚至误以为这些就是共产党取胜的原因。
凤凰网等网络媒体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策略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假如没有***，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偶然事件，把偶然事件和历史人物夸大为历史本身。
解放战争中确实在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事迹确实令我们倍感自豪，但仅仅这些是不足以说明历史的。
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有430万人，且有美国军械支持。解放军连同地方部队在内，也只有120万人。但打到第三年人民解放军总数达到400万人，国民党军总数则下降到约200万人。这个变化显然不是英雄人物本身能够做到的。
更为深刻的变化是，解放军新增加的兵员大多数来自原国民党军。同是当兵吃粮的这些士兵，为什么成为解放军以后就判若两人，昨天是俘虏今天就变成英雄？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现代性追问上来。
1947年秋天，西北野战军两次围攻榆林均未成功。
撤围之后，彭德怀部队的将领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两次打榆林为什么都没有成功？
358旅政委余秋里奔走于部队干部战士中，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人说是因为思想上轻敌，对敌情估计不足，战役组织准备不够充分。也有人说是因为马鸿逵、傅作义的部队来得太快了等等。
余秋里觉得这都是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原因。
在715团的座谈会上，有人说，除开外部的原因，主要是部队的斗志不强。
余秋里问：为什么斗志不强?
有人说是思想不坚定。有的同志看到仗越打越大，担心今后战斗更加激烈、艰苦、残酷，个别干部不愿靠前指挥，甚至有编造假情况、打滑头仗的问题。还有的说，现在战士成分变化太大，“解放战士”数量激增，部队靠俘虏来补充减员，他们的觉悟程度直接影响到战斗力。
听到这里，余秋里说：“刚才在操场上集合，我一看，好家伙，黄乎乎一片(当时国民党军穿黄军装)。你们这里‘解放战士’的比例平均占多少?”得到的回答是：70%左右，有的连队在80%以上。
余秋里的思路开始清晰起来。
打仗靠什么?除了指挥的正确，就是士兵的勇敢。在“解放战士”已占兵员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不提高他们的觉悟，不把他们转变为一个自觉为人民解放而战的人民战士，提高部队战斗力就是一句空话。
冬季整训开始后，714团2营4连“解放战士”路新理在一个深夜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查铺的指导员发现了，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上去。
这个路新理是蟠龙之战后解放过来的，怪话怪事不断。
只见他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停住了，从怀里掏出一个纸牌牌插在土坎上，点燃带来的蜡烛和供香，跪下磕了3个头，叫声娘，就开始说话，说着说着就成了哭诉。
指导员慢慢听明白了，他在向死去的亲娘诉说自己的伤心事。指导员的心也酸了，上前去和路新理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原来路新理在整训中听了别人诉苦，顾虑自己是俘虏兵，一贯爱发牢骚、讲怪话，怕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得不到同志们的同情和理解，这才跑到野外来哭的。
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上台诉说自己的遭遇。他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扛长工，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4口人。父亲被活活累死后，他和母亲掩埋了尸体，领着妹妹来到晋南的夏县给盐场晒盐。后来，母亲病饿交加也离开了人世。自己没钱埋葬，还是一起逃难来的乡亲们凑钱才将母亲草草入了土。有一天，国民党军队到盐场抓兵把他抓走了，而他的小妹妹是死是活也不知道……路新理说到这里号啕大哭起来。
接着他说：“解放过来以后，我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当兵，当解放军也是当兵，反正都是打仗，现在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为我的亲人报仇!”
典型的说服力是巨大的，余秋里把714团2营的经验在全旅推广后，358旅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715团和716团也都有了自己的典型和创造。
358旅开展诉苦三查的简报送到西北野战军总部后，立即引起了彭德怀的极大关注。他对政治部的人说，最近毛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解放区正在搞土改，焕发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极大热情。军队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
彭德怀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到358旅，听各团政委、主任的汇报，找干部战士座谈，详细了解情况，还参加了诉苦大会。当听到716团通讯连指导员刘传喜汇报“解放战士”于德水在通过诉苦三查后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时，彭德怀说，“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临走的晚上，彭德怀又对余秋里说：“你们搞的诉苦三查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发展。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引导群众从根本上提高觉悟。部队士气旺盛得很，完全可以跟敌人拼命。你们要下决心抓下去。要注意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注意总结经验。”
彭德怀回去以后，西北野战军总部发出了关于推广诉苦三查的电报，野战军的诉苦三查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余秋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听他谈诉苦三查的情况。
余秋里从如何组织诉苦，让苦大仇深的典型引领大家诉苦，把群众发动起来，讲到如何算账，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家王朝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
余秋里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到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分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穷。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得很，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
听到这里毛泽东站了起来，说：“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
彭德怀回忆：
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
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
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
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做到了官兵互学。
对于干部的任命，采取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第一野战军中，在瓦子街战斗以前，感到干部很缺乏，特别是连、排、班长三级。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战士阶级觉悟以后，提出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解决了干部缺乏问题。推选的条件是：阶级觉悟，长处短处，指挥能力。推选和被推选者，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起，进行反反复复的评比。这是一次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加强了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团结。
事实证明：被推选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上级机关原先内定的某些人，有些是不好的，而且还有坏人。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这种诉苦会的形式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仅仅停留在不虐待俘虏的层面上，这些做法使政治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很显然，一支军队的现代性不仅仅是现代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现代军人的意志品质。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包涵着共产党深刻的人民性宗旨。而这种现代性从来都是公开的，即使告诉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他们也买不到学不会，因为他们与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本来就不是一个阶级，存在着天然的对抗性。
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人民军队的现代性开始于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发轫于井冈山的官兵平等，成型于古田会议对新型军队的定性，发展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哲学升华，完成于七大以后形成的全党全军的高度团结统一。
在20年的建军实践和党内思想斗争以后再来看人民军队的本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轨迹：从为工农得解放到为人民服务，从共产党的初心到人民军队的宗旨，从“兵民是胜利之本”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民二字贯穿始终。
以人民为“上帝”，以服务人民为最高理想，毛泽东认为，“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把它概括为“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他分析总结说：
“我们所实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工作，我们的敌人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1947年冬至翌年2月，全军(在大别山作战的刘邓兵团主力除外)进行第一次大休整，利用这一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一是诉苦。从阶级教育入手，动员士兵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开一个诉苦会，各诉各的苦，大家的心在诉苦中不知不觉贴近了。同时，解放区是如何搞土改的，蒋管区农民有什么苦处，八路军有哪些好传统好作风，大家也通过诉苦了解了。这种会开上一两天，全班人的阶级觉悟都提高了。
二是开展“三查”、“三整”。就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揭发干部所犯错误乃至严重问题；赋予士兵推选下级干部、待上级委任的权利；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等等。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之目的。
三是开展群众性练兵。在部队内部挖掘射击、刺杀、投弹等能手，采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军事民主方法，借此提高了指战员的军事技术。
再就是推广某些部队提高战术水平的做法：作战时连队在火线上开会，发动士兵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战后，再组织全连官兵检讨作战的优缺点。
华中野战军一师二团搞的“为人民立功运动”是号召全解放区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竞赛，普遍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作过精辟论述的朱德说：
“过去我们认为，共产党打仗，红军打仗，都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必要表功呢?最近开展了立功运动，的的确确有很大的好处。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
立功运动在全军很快开展起来，一些领导机关立即制订了评功、记功、报功制度，有的颁布了立功条例，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后方广大军民的士气，促进了团结。此外还有以团结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王克勤运动”，以学习军事技术为内容“赵章成运动”。
到1947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晋冀鲁豫军区有关实施党委制的经验和文件。自此，被取消了15年的党委工作制很快在各部队恢复起来。
新式整军运动一直延续到1948年夏。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除刘邓兵团主力深入大别山外，全军都开展了这项运动。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对军队的领导，新式整军运动以及拥政爱民、严明军纪，使人民解放军成为正义之师，成为人民的子弟兵。
各地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第一印象是从军队那里获得的，共产党重视整肃军纪，翻身农民分得土地，就有了保卫土改果实的自觉。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深化了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认识与感情，故而毅然决然地爱党爱军。
1947年春，仅冀南永年县，在10天内就有4839名青年报名参军，组成一个“翻身团”。在山东解放区，民众全力拥军支前，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口饭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芭蕾舞剧《沂蒙颂》讲述英嫂用自己乳汁营救解放军伤员的故事，就是取材于发生在山东临沂的真实故事。
辽沈战役是在1948年秋打响的，罗荣桓在总攻锦州前夕召开政工会议，在强调群众纪律时特意指出：“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要吃，这是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结果，参战部队都做到了这一点。激战间隙，又饥又渴的战士们坐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下休息，但没有一人摘果。
九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讲到此事。他说：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在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达543万人次，共向前线运送6000万斤粮食、1460余万斤弹药。陈毅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1949年5月27日，华东野战军攻克上海。时值江南梅雨季节，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市区马路两侧。这一幕使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看到后，不禁唏嘘：“看来，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这就是现代性。是人民的现代性，是革命的现代性。
美国军队号称是武装到牙齿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武装到精神的。
这种现代性是建立在阶级认同基础上的个体自觉和主动创造，以阶级感情为纽带把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连接在一起，是内在的自发的，形成了世界军事史未曾见过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这样的现代性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达到过的新高度、新境界。
所以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必然的，而绝非偶然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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