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西安事变的教训：蒋介石为何鼻青脸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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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西安事变爆发82周年!

　　82年前的今天，凌晨5点，正在华清池五间房“行辕”酣睡的蒋介石，忽然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情急之下，顾不上戴假牙就从后窗跳出，但年已半百的蒋介石身手显然不如当年暗杀辛亥革命元勋陶成章时灵便，他摔伤了后背，踉踉跄跄地爬到后山一块大石头下躲了起来。

　　不久，搜山的东北军士兵发现了他，在“再不出来就开枪了”的威胁下，这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满脸沮丧地走了出来，他又冷又惧，浑身发抖，束手就擒。

　　后来，胡宗南在蒋介石被抓获的地方修了一个亭子，起名“正气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捉蒋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真是个一切都平反的年代——又改为暧昧的“兵谏亭”。

　　亭子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

　　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西安事变意味着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他本人毫无尊严地被抓获，正是他推行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02

　　“攘外必先安内”做为一项政策，并不是蒋介石发明的。

　　最早的出处是北宋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折子提出的：“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赵普巴拉巴拉，说得振振有词，宋太宗也频频点头，似乎找到了长治久安之道，但从北宋的历史来看，却既没有安内也不能攘外，最终反而被“外”给“攘”了，在靖康之变中，连徽钦二帝都被金兵捉到东北苦寒之地坐井观天去了。

　　但皇帝和精英集团接受历史教训的能力是很低的。

　　北宋身死国灭的悲剧，并没有使他们变得聪明起来，南宋在农民起义与抗金战争之间也选择了先平“民匪”，最终为元所灭;

　　晚明朝廷更是将精兵强将用于剿灭农民起义军，结果自己反而被李自成剿了;

　　晚清政府面对列强束手无策，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却不惜耗尽举国之力，但最终也不能挽救自己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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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蒋介石非常了解的史迪威将军，给他起了个外号“花生米”——这是美国三十年代报纸上一个流行漫画的形象，特点是智商不高，但喜欢自作聪明——看来是恰如其分的。

　　蒋介石也不是善于接受历史教训的人，面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他同样把“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

　　1932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演说中说： “攘外定要先安内”。

　　1934年7月，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所作的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中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准备工作，现在御侮救国、复兴民族惟一要道，就是先求国内的和平、安定、统一、集中。”

　　国民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才是“抗日来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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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安内”与“攘外”的先后顺序之后，蒋介石就全力“安内”。那么，蒋介石要“安”的“内”有哪些呢?

　　一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

　　蒋介石一再说：“日本是藓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不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安内“第一是赤匪” 。

　　为了消灭中央红军，1933年，蒋介石竟然置已经占领东北，正在觊觎华北的日军于不顾，调集百万大军发起对赣南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可以说是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行到了极致;

　　二是国内其它进步力量和爱国民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一味妥协退让，压制民众抗日运动，自然遭到其他党派团体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国民政府厉行内政改革、保障民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一来，他们也同样成了蒋介石“安内”的对象。

　　1933年，蒋介石指使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1935年，镇压了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11月22日，又将救国会“七君子”以“赤匪外围”的罪名加以逮捕。

　　现在在一些影视作品中颇有些“铁血爱国”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其实抗日无能，“剿共”也无能，最大能耐是镇压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

　　三是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如“改组派”)和地方实力派。

　　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等等。

　　看一眼这张清单就明白，如此“安内”，蒋介石实际上把自己“安”在了国内所有爱国进步力量的对立面，把自己变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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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与题目》一文中讽刺到：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在红军经过长征已经到了抗日前线，并且已经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蒋介石依然穷追不舍，坚持“剿共”到底，的确是“安内而不攘外”的“汉奸”行为;

　　要知道，这个时候，日本不仅已经中在东北站稳了脚跟，建立“满洲国”，并且也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西安事变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到了尽头，遭遇反弹则是必然的。

　　蒋介石不在华清池被抓，也会在别的地方被抓，他能够在和他有不错私交并且轻信宋氏兄妹忽悠的“小六子”陪同下安全返回南京，已经是最大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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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蒋介石到了台湾，还在耿耿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他的“剿共”大业功败垂成，不肯释放已经毫无“危险”的张学良;

　　这意味着他至死也不明白，在世界进入民族主义时代，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欺侮、入侵的情况下，能够团结一切力量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维护国家的主权与人民利益，才是最好的“安内”之道!

　　蒋介石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在事关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了错误选择，理所当然地被碰得鼻青脸肿。

　　蒋介石的“花生米”脑袋变成了花岗岩脑袋，他最终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但我们今天纪念西安事变，则必须对“攘外”与“安内”的辩证法与历史教训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