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苏联怎会顷刻解体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

　　钱昌明

　　1991年12月25日，随着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告辞职，这个在历史上已存在了69周年的国家——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轰然倒下，顷刻解体。

　　1917年11月，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原有的沙俄帝国瓦解，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纷纷宣告独立;以后，经过四年多的艰苦斗争，出于各民族苏维埃政权的共同利益，1922年12月，按照列宁提出的“平等、自愿”原则，由俄罗斯联合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5年后，又有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摩尔多瓦等陆续加入;1940年6月，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再被并入，最终使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成员増至15个。至此，除波兰、芬兰独立建国外，苏联的版图大体上又恢复到原先沙俄的面貌。

　　苏联建立后，历经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和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到1937年，苏联的钢产量已达1770万吨，其工业生产总值比沙俄时代的1913年增长了11倍，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几乎是全凭自己一国之力击败、埋葬了德国法西斯，并与盟国一起最终取得了整个反法西战争的胜利。二战的战火锤炼了苏联，使它成为雅尔塔体系——美、苏两极世界的一极;加上战后的发展，它终于成为冷战时期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然而，恰恰正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超级大国，1991年底竟然会在毫无战争硝烟的平静中，瞬间消亡。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世界各国的政治界、学术界诸多人士，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从内因到外因，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探索与研究，发表的著述和论文，堪称林林总总，观点各异。鉴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故其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

　　西方学者大多持“内因论”，认为是共产党的集权体制导致丧失民心以致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左派学者则多持“外因论”，认为苏联解体是长期来西方对其搞“和平演变”的结果;也有持“叛徒葬送论”的，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硬是葬送了苏联;……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苏联的形成、发展与解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它是由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复杂因素综合演变的结果，决不是一个武断的“内因的集权体制说”，或一个简单的“外因的和平演变说”所能解释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客观地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去加以探索，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民族分离主义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因此，研究苏联解体，首先还得从研究苏联的解体过程为切入点。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不外乎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因国与国的矛盾被外国强力所肢解(如俄、普、奥瓜分波兰);

　　二、因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被地方割据势力所分解(如中国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

　　三、因国内民族矛盾被民族分裂势力所瓦解(如塞浦路斯土族与希腊族的分治，南斯拉夫的崩溃)。

　　对照之下，苏联的解体显然属于第三种，它是因国内民族矛盾激化致民族分离主义恶性发作所结下的苦果。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宣布恢复立陶宛独立，改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立陶宛共和国，并且选出了第一位非共产党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开始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1991年4月9日，紧接着是格鲁吉亚宣告独立;8月20日，爱沙尼亚独立;8月22日，拉特维亚独立;8月24日，乌克兰独立;8月25日，白俄罗斯独立;8月27日，摩尔多瓦独立;8月30日，阿塞拜疆独立;8月31日，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相继独立;9月9日，塔吉克独立;……最后是12月25日，俄罗斯宣布把“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更改为“俄罗斯联邦”，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历史正式终结。

　　那么，以立陶宛为首的各加盟共和国，为什么都纷纷要闹分离呢?这就得从历史的与现实政治两方面去寻求答案。

　　历史上的苏联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形成的，因此，要真正了解苏联的民族问题还得从沙俄的历史讲起。

　　公元9世纪，居于东欧地区的斯拉夫各族，形成以基辅为中心“基辅罗斯”，建立留利克王朝，这是最早的东斯拉夫人的国家。1237年蒙古人入侵，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征服东欧地区，建立“金帐汗国”。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摆脱蒙古的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1547年伊凡四世(伊凡雷帝)自称沙皇(“沙”，托借罗马凯撒大帝的名号)，沙俄帝国由此起歩，不断向外扩张，16世纪下半期即跨越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又历经彼得一世、叶卡特琳娜时代的强力扩张，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高加索、摩尔达维亚，中亚，西伯利亚，波兰，芬兰等相继被并入沙俄版图。从区区280多万平方公里的莫斯科大公国起家，经过三个世纪的不断征战，沙俄帝国竟然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国土面积达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封建军事大帝国。被沙俄帝国征服兼并的地区实际上都沦为殖民地，境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一直非常复杂与尖锐，所有的反抗均遭到血腥镇压。列宁称沙俄帝国为“各民族的监狱”，认为“受沙皇专制制度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未有的，因为沙皇的专制制度同欧洲和亚洲的邻国比较，又是最反动最野蛮的国家制度”。

　　依仗着军事扩张构建起来的沙俄帝国，其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在全国人口中占比不到一半，境内的少数民族倒有130多个，且具有10余种宗教信仰。为维护其专制统治，沙皇政府一直推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对各少数民族实施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推行强制性的掠夺与同化政策，不惜采用武力镇压、强取豪夺、强行迁徙、强制性推广俄语、限制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等手段，直至不惜采取大规模的种族清洗。

　　19世纪80年代，沙俄政府为掩盖激烈的社会阶级矛盾，转移视线，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案，故意挑起民族矛盾，自上而下地掀起大规模的排犹浪潮。在这一浪潮中，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财产被洗劫，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犹太人被驱赶，排犹浪潮迅速扩散到整个东欧地区，导致达250万犹太人被迫逃离东欧。

　　再如，1916年发生沙皇政府残酷镇压中亚各少数民族自发反抗的事件。该年7月，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吉尔吉斯人因抗拒执行沙皇政府的动员令，爆发骚乱，随即蔓延到中亚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沙皇政府组成讨伐队，实行武力镇压，将成批的吉尔吉斯人赶入山中，如猎杀动物般地进行消灭。讨伐队有计划地消灭妇女和儿童，乘镇压骚乱之机竭力将俄罗斯族和吉尔吉斯族从民族、地理上进行隔绝，将吉尔吉斯变成一个纯俄罗斯地区。

　　由于当局的挑唆，加上长期推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恶劣影响，上述事件极大地激化了俄罗斯族与中亚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进一步导致中亚各民族的当地人与外来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移民之间大规模血腥的民族冲突和仇杀。这场种族灭绝式的民族冲突，使吉尔吉斯人陷入恐怖境地，被迫背井离乡大批逃亡到中国避难，这段历史在吉尔吉斯民族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至今难忘，史称“恐怖逃亡”。

　　1905年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芬兰、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等地区曾发生过反对沙皇政府、谋求民族独立自主与解放的斗争，存在着强烈的分离倾向。

　　1917年二月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专制制度崩溃，俄国境内的被压迫民族人民掀起了争取解放和独立的运动，各少数民族人民强烈要求实现民族自决，俄国实际上已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同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政策，它使沙俄境内的各民族浴火重生，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从1917年底至1921年，在原沙俄帝国境内先后建立了60多个民族国家和民族自治政权组织。这一形势迫使列宁放弃原先想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张，改为建立民族联邦制国家方案，最终促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应该说，这是列宁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政策的胜利，也正是这一正确的民族政策缓解了原先激烈的民族矛盾，化解了当时的民族分离主义危机。

　　1925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接了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虽身为格鲁吉亚人，但他却是一个强烈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者，这使他未能坚持列宁的正确的民族政策。

　　斯大林摒弃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论述，鼓吹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否认一些弱小民族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美化沙俄历史上的民族征服与民族同化政策;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简单化地视民族矛盾为阶级矛盾，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左倾观点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提出“民族主义同机会主义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极左观点;如此等等。

　　1934年7月，斯大林出于为沙俄的对外扩张和民族征服政策辩护，公然推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恩格斯的理论权威，认为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对沙俄的批判，是“忘记了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实”，是“片面地夸大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性”。

　　二战期间，斯大林在招待红军将领的一次讲话中，多次宣扬“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领导力量”，只字不提其他各民族的牺牲与贡献，赤裸裸地反映出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

　　1952年在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斯大林重申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用武力收复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强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归并苏联，收复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是符合历史的。变相地宣告：历史上凡是被沙俄征服过的领土理应归入苏联的版图。在斯大林言论的影响下，苏联的理论界、史学界公开鼓吹沙俄“侵略有理论”：宣称沙皇征服中亚各民族“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是给他们带来了“进步和文明”(参见苏联科学院院士安·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认为1801年格鲁吉亚等民族归属于俄罗斯帝国，是把他们“从伊朗和土耳其的奴役下获得解放”;竭力为沙皇征服少数民族行径辩解，宣扬沙皇是俄境内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救世主”。

　　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实质上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同化和对少数民族不信任的政策。苏联虽然是个民族联邦制的国家，可是斯大林完全无视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权利，使民族自治实体徒具虚名，各联盟主体根本无法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斯大林否定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强制推行，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受到严重破坏，引起大规模饥荒，造成大批死亡或被迫迁移国外的少数民族达数百万人。

　　在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斯大林出于对各少数民族的防范与猜疑，以反对民族主义为名，整肃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局局成员竟然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有644名代表，后来竟有554人被逮捕、流放和监禁;40年代，为防止犹太复国主义，又大规模地清洗犹太人。

　　为实施民族同化政策，斯大林采用行政手段推广俄语，搞文化单一化。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强行将一些少数民族整体迁徙、并使之分散居住，破坏了这些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民族习俗和文化，激起了少数民族强烈的不满。

　　纵观整个苏联历史，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其民族理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的超越阶段的思想。斯大林认为：民族矛盾的根源是阶级矛盾，无视民族矛盾的特点以及不同矛盾之间的不同性质。就在1936年颁布的“斯大林宪法”中，就认为苏联社会的阶级已经被消灭，苏联各民族间的互不信任心理已消失，各民族、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从根本上否定了少数民族问题。

　　赫鲁晓夫在60年代也提出，苏联已完全解决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苏联境内原先的民族已经消失了，已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断言，“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已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苏联今后的民族政策应该是实现各民族的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这种极“左”的民族理论，实际上激化了潜在的民族矛盾，进而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其“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推出，随着政治控制的放松和民族政策的继续失误，这种潜在的民族矛盾便迅速表面化了，并最终成了促成苏联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自从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就意识形态而言，毋庸置疑，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便成为一对“天敌”。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新生的苏维政权的诞生那天起，以英、法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就组织起反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神圣同盟”，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可是都失败了。苏联建立后，它始终处在世界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只是到了1942年，面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昔日的死敌——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的美、英等国，才走到了一起，组建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迅速结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暂短“蜜月”。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重新激化。次年，美国总统推行杜鲁门主义，这样，战后以美、苏为首两极世界的“冷战”格局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国家集团，各自扩张势力范围，除尽力避免诉诸战争(热战)以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激烈又紧张的对抗。它们之间互以对方为死敌，明争暗斗，互挖墙角，你有“中情局”，我有“克格勃”，均欲置对方于死地。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正是这一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早在1945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会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就曾明确地提出过一个完整的瓦解苏联的“和平演变”方案：

　　目的：

　　“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我们以将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手段：

　　“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途径：

　　“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通过他们，“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让“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

　　办法：

　　“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不断地促进官員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让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取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時宜的东西”;

　　“制造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上引文均见艾伦·杜勒斯：《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讲演》，转引自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一章)

　　杜勒斯的讲演至少证明了一点：打自二战结束即1945年起，美国就有了一个“和平演变”苏联的方案，以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展开，这一“和平演变”方案的实施也是毋庸置疑的。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毋庸讳言，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共产主义(公有制)，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不同世界观与价值观体系，它恰好反映了人性的两面：

　　人，天生是一个个的个体，自然就会有个人利益，或称“私利”;人同时又是集体的、社会的，因为人离开了集体就不可能生存，这就必然会产生集体利益，即所谓“公利”。人的这种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对立统一，决定了人既存在个人“私利”，同时，又离不开集体的“公利”。人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在人性上就表现为：善与恶的两面，也即“半是天使半是魔鬼”。

　　资本主义是一种主张“私利”驱动的世界观价值体系，认为“追求个人幸福”天经地义。极而言之，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它强调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发展，并在个体发展中实现集体发展。

　　共产主义则是一种主张“公利”驱动的世界观价值体系，认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极而言之，叫做“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以此保证整体的发展，主张在整体发展过程中实现个体利益与价值。

　　私利、私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是感性的产物，它是自发的;反之，公利、利他，则是人类后天的东西，是理性的产物，它是教育的结果。由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前期自然形成的;反之，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理性水平提高的结果。

　　正如列宁所说，“工人运动不会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义是靠“灌输”而发展的。

　　所以，对任何未经过理性教育(包括未受剥削压迫经历)的人而言，他天生就具有亲资本主义世界观价值体系的倾向。因此，如果推行资本主义必然是内在自然(和平)演变的;那么，推行共产主义就一定需要依靠外力(革命)变革的。

　　五千的文明史业已证明：历史上私有制的产生总是和平演变的;凡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则是靠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世界观价值体系的上述特性，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方案提供了从理论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核心，就是要让人“把脑子弄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艾伦·杜勒斯：《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讲演》)。通过抺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动摇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利用人性的弱点，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价值体系。用杜勒斯的话说，就是“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年身上”，向他们“灌输性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即叛国者)。

　　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手段，主要采取思想渗透的途径，利用新闻媒介、书报影视等大众传媒，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利用“人员来往”和各种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交流活动，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培植代理人。

　　1947年2月17日，作为对苏“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美国之音”，开始对苏联广播，每天24小时，从不停息。以后，又有“自由柏林”、“自由欧洲电台”和伦敦BBC等电台参与其中。这些电台披着“自由”、“民主”、“人权”的美丽外衣，打着报道“真相”的旗号;不择手段地用最无耻的谎言，进行一场最为激烈但没有硝烟的“攻心战”。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之音”归属美国情报部管辖，具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与步骤。

　　历届美国总统都非常重视这场特殊的战争。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

　　“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量可达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过一封给布尔加宁(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来这里，费用由我们支付，并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国家”。

　　这位总统为何如此“大方”?他的答案直言不讳：“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西方的“和平演变”很快在苏联取得了实效。

　　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西方的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就在苏联境内流传，到上世纪60年代，爵士乐、扭摆舞等西方艺术尤其已在青年中广泛流行。在爱沙尼亚、拉特维亚和立陶宛，爵士音乐演奏已成为它们每年都要举办的固定音乐会。

　　196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的书，这是由一批曾经留苏的日本留学生撰写的反映苏联社会实况的见闻。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苏联影响广泛的《文学报》，居然有人公然撰文提出，认为“托瓦利什”(同志)这一称呼已经“陈旧”、“不雅”，主张停止使用;鼓吹改用古代西班牙上流社会的“塞尼亚尔”(先生)和“塞尼亚里达”(对女士、小姐的尊称)，或用沙俄时代贵族使用的称谓取代：“苏——达利”、“苏达鲁尼亚”(即老爷、太太)。表面看来，这只是对“称呼”问题讨论，实质上却是苏联的革命意识已开始在知识界遭到鄙视。它反映了在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下，苏联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除了上述“挖心战”以外，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还集中在民族问题上。

　　1995年5月31日，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访问中国时谈到，从60年代中期起美国一直在实施一个从内部瓦解苏联的计划，共花费了3万亿美元。美国先是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遏制苏联在社会领域优越性的发挥;后又挑起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通过舆论搞乱人民的思想，并从内部搞垮苏共。

　　到80—90年代，西方主要利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困难，联合苏联内外一切反共势力并在苏联上层寻找反苏反共路线的推行者。美国前总统布什及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录表明：美国政要在各方面所做的努力就是要使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地。

　　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各种颠覆活动。针对苏联是多民族大国的特点，千方百计地插手各地的民族分裂活动，煽动民族情绪，支持苏联境内的任何民族分裂活动，外交上拒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拥有主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支持当地群众闹事，等等。“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时间长达500小时以上，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给予舆论支持，极力吹捧苏联国内“民主反对派”。

　　戈尔巴乔夫时期，西方进一步强化了对苏联“和平演变”的力度，除了传统的做法外，还直接派遣了大批苏联移民重返苏联，其中安插了不少间谍。这些人回到苏联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推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视听，组织各类政治组织，大肆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造势，直至苏联解体，这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不用战争却达到消灭苏联的整个“和平演变”。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民族分裂主义也好，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好，归根到底，对苏联解体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在于苏联、苏共内部，在于苏共内部的领导核心，在于苏共的末代领导戈尔巴乔夫身上。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于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一个农民家庭，俄罗斯族人。早年在边疆区机械与拖拉机站工作，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获法律学位。毕业后历任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边疆区党委部长、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1970年6月起连续当选为最高苏维埃第八至十一届代表。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78年入选中央书记处，主管农业工作。1979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为正式委员。1984年4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85年3月继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8年10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年任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戈氏上台，苏联正面临着严重危机。其时经济增长已降至二战后的最低点，农业连续5年歉收，生活必需品日益匮乏，居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政治体制僵化保守，教条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严重，领导层腐化和特权问题惊人。所以如此，既有斯大林体制遗留下来的历史原因，更是苏联长期来(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扩张主义，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恶果。

　　苏联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随后是赫鲁晓夫掌权10年。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间长达18年，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强化了与美国的争霸斗争。

　　20世纪60年代，勃氏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困境，积极推行全球战略攻势。为改变核军备劣势，大力发展核武器，在1962年——1972年10年间，苏联的核武器猛增了10倍(同期美国增长了1倍)，核弹头数量超越了美国;积极扩展军备结果，到1978年，苏联的常规军事力量亦超过了美国，其军费开支跃居世界首位!期间，为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四处伸手：在欧洲，通过“华约”继续与“北约”对峙，同时严控东欧盟国，粗暴干涉各国内政，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在亚太，遏制中国，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1979年，又入侵阿富汗;在中东、非洲，插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争端，力求扩大其政治影响┄┄。苏联的这种强势全球进攻战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庞大的军费，极大地加重了经济负担，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另外，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特权阶层已完全形成，上层领导集团的腐败愈演愈烈。在干部路线上，勃氏排斥异己，用人唯亲，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他的亲信、校友、亲朋好友，无一不受到提拔重用，委以重任;反之，则随时会遭到清洗。苏联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我们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突然从这里出现，有的人突然在这里消失。”

　　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诺夫，原是一个平庸的上尉军官，因担任勃氏千金加琳娜的警卫被“公主”看上，遂匆忙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当上了“驸马爷”。从此，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短短几年，接连被提升为内务部政治部主任、内务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并被晋升上将。不久，他又成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成了苏联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勃氏本人追求享乐，用公款营造豪华别墅。据他的翻译苏霍德列夫回忆，他最热中的两件事是打猎与开车。他曾亲眼看见勃氏在打猎时一枪命中野猪心脏。1973年勃氏访美时，尼克松送了一辆“林肯”轿车给他。他立即拉着尼克松坐上车，在狭窄的道路上狂飚，把尼克松和坐在后座的翻译吓出一身冷汗。勃氏在执政后期，总是泡在家里看电视、电影，然后邀来他喜欢的演员，给他们颁发各种奖章和勋章。

　　历史告诉我们：集权政治体制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勃总书记的表现如此，上行下效，苏联上层特权阶层的腐败现象也就愈演愈烈矣!

　　还是以那个“驸马爷”丘尔巴诺夫为例。此君一旦得志，凭借手中特权，就大肆贪污受贿。自1976到1982年前后6年，丘氏总共受贿现金折合美元达110万，超过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此外，他还接受、索要大量珠宝文物等珍贵物品。丘氏利用职权，调动国防部工程兵为自己建造豪华别墅，仅建筑材料费就花了3.3万美元。丘尔巴诺夫对给了自己特殊地位的妻子加琳娜感谢万分，给了她价值48万美元的财物。此案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5年的1987年才被揭发送交军事法庭审理。

　　也正是这一时期，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大规模侵入到普通苏联社会。迪斯科、爵士乐等西方文化已成为年轻人的时尚，一度根绝的吸毒现象风靡一时，社会治安恶化。据统计，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由于社会风气败坏，已形成的黒手党组织有2400多个，这些黑社会背后大多都有官僚背景。

　　在经济上，勃氏当政时期的苏联，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致使重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虽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经济总量也能保持世界第二;但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主要民用消费品长期短缺。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耕地，但粮食却连年歉收不能自给，只能靠花外汇大量进口;苏联的宇宙飞船可以到达月球和火星，但轻工业产品质量低下，产量严重不足。

　　1982年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总书记;1984年安氏又病逝，契尔沃年科继任苏共领导人;没想到不及一年，1985年契氏再病死。短短四年内，苏联接连死了三位领导人，历史与现实的各项矛盾交集在了一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项积弊，急待解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走马上任。

　　如果戈氏是一位杰出的改革者与政治家，作为苏联领导人，这时其实正是其大显身手、创造光辉业绩的大好时机。可惜，他不仅不是这样的人，相反却是一个缺乏主见、生性软弱、摇摆不定，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庸人。戈尔巴乔夫虽然21岁加入苏联共产党，并历任共青团和苏共各级领导，当上苏共总书记时已有33年党龄，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他一上台所以要急忙地进行改革，实际上是只是为了应付内外危机。

　　人所共知，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工程，它要求改革者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步骤和周密的实施方案，应有不同的应对预案。面对复杂的形势，戈氏在自己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情况下，就匆忙上马，搞起了他的所谓“改革”，他提出的所谓“新思维”，直把自己和东欧共产党人都搞得晕头转向，以致迷失政治方向，最终以亡党、亡国，直至身败名裂下场。

　　戈氏改革，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3月——1987年11月，推行“经济加速战略”，即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第二阶段，1987年11月——1990年1月，从发表《改革和新思维》到允许多党制，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阶段;

　　第三阶段，1990年1月——1991年9月，摇摆动乱时期，从社会政治危机加剧直至苏联解体，即崩溃阶段。

　　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改革，实质上是要改变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以调动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可是，戈尔巴乔夫对此心中无数，在经济改革中，根本没有触及那些应该改革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模式;相反，却“拍拍脑袋”提出：要实现“经济集约化和加强科技进步”，“改革管理和计划”，“提高组织性和纪律性”。对三项要求的实施，恰恰又是通过中央行政命令的形式去要求各级官僚执行的，这种空洞的号召，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毫无效果。戈氏第一阶段“改革”折腾了近三年，经济却越搞越糟，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由1981～1985年的3.3%和3.2%下降到1986～1990年的1.8%和1.0%，成为历史最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百姓怨声载道，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

　　经济改革的失败没有让戈尔巴乔夫清醒，相反，却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是现存的政治体制阻碍了他的改革”，这又促使他着手进行政治改革。这一次戈氏对自己将要进行的改革确实做了一番“深思。其时，又以美国出版商的稿约为契机，立马把自己封闭了几个月，撰写他的得意杰作《改革与新思维》，并于1987年11月在美国、苏联同时以英文与俄文出版。

　　《改革与新思维》全书18万字，分7章，其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对内要在苏联实行“民主、自由”的改革;对外希望与西方国家全面和解，建立新关系，保障世界“和平”。戈氏的“新思维”实质就是欧洲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关系上充满了幼稚的政治浪漫主义幻想。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陷入绝境，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其唯一出路就在于让“社会一切领域广泛的民主化”，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并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戈氏政治改革的途径就是“民主化”与“公开性”，借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股压力，揭露阴暗面，从而使整个社会达成“改革”的共识，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

　　戈氏的“新思维”犹如在政治思想领域爆炸了一颗“核弹”，它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让普通民众感到一派茫然;“公开性”让包括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苏联埃敌人的著作合法出笼，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全部苏联历史抹得一团漆黒;“民主化”很快使东欧与苏联的政治局势陷入一片混乱，加上西方的“积极参与”，一时际打着“民主”旗号的各种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据统计，到1989年，苏联境内的政治组织已猛增到6万个!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公开反共的“民主反对派”已能合法活动了。

　　经过这一番“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后，在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成了“异端邪说”，列宁、斯大林成了人们唾弃的“暴君”;美国和西方各国成了“民主”、“人道”的“样板”，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

　　1988年6、7月间，在苏共第十九次会议上，党内已明显形成三派：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新思维“主流派”。

　　鲍里斯·叶利钦，1931年2月出生于俄罗斯的斯维尔德洛夫州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建筑业任技术员、工段长、总工程师。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历任建筑局局长、斯维尔德洛夫州建设部长、州委书记，198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84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85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推行改革，赏识叶利钦的激进主张，遂将其调往莫斯科出任苏共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建筑部长、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等要职。1986年又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戈氏第一阶段改革的失利，促使苏联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叶利钦看准时机，1987年10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公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责难，开始挑战戈氏权威。随后戈、叶矛盾显现，11月，叶氏被解除苏共莫斯科市市委第一书记职务，1988年2月和5月，他又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职务，但仍保留建设部长职务。

　　1987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即政治改革时期。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提出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扩大权力机关的代表性。为此，1988年12月，进行苏联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叶利钦破釜沉舟，毅然辞去建设部长职务参加竞选。他以激进的“民主改革派”面目，抨击时政，揭露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尽力树立自己“廉洁奉公、从政为民”的形象，1989年3月，终于如愿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它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全面实践的标志，是苏共、苏联走向崩溃的重大转折。同年3月，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上，戈氏决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并当选为首任总统。

　　同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叶利钦以“民主纲领派”名义在会上公然向党提出“三放弃”要求：放弃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以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苏共建设成一个社会党。他的这些主张未被大会接受，于是他在大会结束时就公开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势力”也迅速膨胀，国内外反对势力相互呼应，否定苏共、苏联的喧嚣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整个1990年，除了立陶宛已公开宣布独立外，先后又有11个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次年4月，格鲁吉亚又正式宣告独立;联盟形势岌岌可危。

　　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就苏联的存废问题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虽然大多数公民仍主张保留联盟;然而，在8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还是规定各共和国拥有本国领土内的全部主权，改国名为“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8·19”政变。这是“传统派”在最后关头企图扭转局势的一次“反击”，但不到3天，政变就归于失败。此后，苏联形势急转直下。12月3日，叶利钦以俄罗斯联邦总统下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次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5日，苏共中央解散;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11月5日，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苏联共产党从此解体。

　　1991年 12月8日，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名义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三人，在明斯克签署了一个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要求苏联停止存在，宣称苏联的法律和其他一切准则在三国内不再适用。21日，俄罗斯等11个苏联前加盟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联合体首脑会议。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并将核按钮交给叶利钦。当晚，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升起。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他为什么要瓦解并亲手埋葬苏联?

　　对此，戈氏后来在不同场合自己作了回答：

　　“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转引自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苏式)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地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的报告》)

　　看了戈氏以上的自白，如果站在不同的立场，人们自然会得出“共产主义的叛徒”和“伟大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可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来说，他确凿无疑就是一个叛徒、罪人!

　　那么，毁掉整个苏联的真的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作用吗?还有叶利钦呢?说“一两个人能毁掉一个国家”的结论，似乎明显有悖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里，不妨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以客观地揭开本文的谜底：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曾写过一本叫《自上而下的革命》，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作过分析。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

　　这一结论，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近代西方的“兴”与“衰”》连载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