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全面分析

　　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全面分析

　　在中国，有关抗日战争的话题看样子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尾，最近又有点火热，不少人想借蒋否毛，不少人想调低一下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意义。

　　日军侵华初期，全中国人都主张抗日，蒋介石自不敢公开反对，但随着战争进程地不断发展，抗不抗?谁抗?怎么抗?确实发生了很大分歧，从而也就给后来的几代人制造了争论的空间。

　　在我看来，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应当从下几点进行分析：从两岸分裂现状的客观性分析;从抗战不同阶段的历史实事分析;从未来国家统一的民族立场分析;从中美日三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真相还原。

　　从两岸分裂的现状来看，历史书写有分歧实属正常。

　　大陆教科书不完全承认国民党当年的抗日成绩，台湾历史教材完全不承认共产党的抗日成绩。毛蒋时代，两岸相互攻击，实为战争后遗症。今日后辈，如果置历史客观性于不顾，一味地去骂某一方也相当缺乏历史思维，都不承认对方，说明都存在党派陈见。大陆教材强调国民党逐渐走向“消极抗日”，并没有说国民党完全不抗日，台湾教材却是只字不提共产党抗日。部分精英偷换概念，污蔑共产党教材是在给大陆人洗脑，谎称大陆教材不提蒋介石抗日。

　　网络时代，少数知识分子又绞尽脑汁寻找过去的记录片并做广泛传播，以证明国民党确实打过仗。他们不但要证明国民党有功，还要反证共产党很坏，反证共产党执政的不合法性。再说得简单点，就是认为共产党偷了国民党的战果。换个角度看，如果执掌天下的巨大优势随随便便就让共产党给偷走了，就算把中国交给国民党，它又能坚持多久?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教材已经对抗日实事写得很全面。

　　从抗战不同阶段的历史事实看，说国民党消极抗日并不为过，初期的抵抗性战役并不能掩盖后期消极的大过程，更不能用个别战役的胜利来将国民党英雄化。

　　国民党在抗战打响时，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抗战是它的基本义务，不可能要求共产党军队首先冲在前头。就算共产党愿意，蒋介石也不会同意。事实上，共产党并没有抵触抗战，一开始就同意由国民党改编军队，成立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打了几个有影响的大胜仗，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几乎所有国民党高官都承认这一点，就连《宋美龄传》(美国作者米莉·哈根著)中也明确承认了共产党军队的积极贡献，东条英机临死前还念念不忘骂共产党。蒋介石本人于1937年9月23日亲自对共产党接受改编发表声明称：共产党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放弃暴动与取消赤化，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批评共产党一开始就消极抗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站不住脚。

　　到了1938年底的时候，国共开始关系恶化，原因很多，国共两党记载各有不同。尤其是在武汉沦陷以后，两党关系更趋恶化，国民党实际上已经没有把精力放在“集中力量抗日”上，而是更多的关注共产党军队的活动。至1939年，国共两党的战时冲突已经引起了国际关注(《中美外交关系史料》122页述)。艾奇逊在战后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1938年时，国民党开始失掉当初以创立该党的朝气和革命热情，而中共的热情则变成了一种狂热，在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认定日本必败，以为自己有机会借美国来改变它的地位，并和中共作最后决斗，共产党在混乱中似乎获得了战前所不能获得的控制权。到了1943年，国民党已经堕落，争夺地位权力，依赖美国赢得战争并保全他们的无上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开始逐渐消失了(《美国国务院资料汇编》1949年4月30日)。

　　1943年到1945年期间，关于中国大陆的抗战实质上是悲伤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赫尔利、高思、台维斯、谢维斯等人的备忘录均有记载，国共两党均无较大建树，“以拖待变”的情绪极为浓厚(《中美外交关系白皮书》587页-599页，详情略)。

　　大陆国粉目前歌颂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最重要看点是“远征军”。对于“中国远征军”参战的客观实事，只要是中国人，就没有理由不承认他们的贡献，更没有理由否定这个实事的存在，尤其是必须铭记那些为国牺牲的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但是，把“中国远征军”的成绩说得那么神乎其神也不合常理，绝不要夸张成“战无不胜”的军队。“二战”史书，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一本书专文论述过“中国远征军”，在《二战后的世界史》和《东条英机传》等书中也只有几句话一笔带过，在美英史书和一些二战将军的传记中也极少提到。 “远征军”的功绩要承认，但这支军队不能说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整体伟大，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己的军队没有对日本构成实质威胁，这种悲剧性结果连日本人至今仍不承认败在中国军队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军队并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本人会抽空专文谈远征军历史，跟近些年出版的吹捧书籍可能会有较大不同)

　　从未来国家统一的立场来看，抗战历史必须重写。

　　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讲，找不出中国永久分裂的理由，两岸应当统一，国共应当言和，虽然台湾其它地方政党并未卷入抗战争论。但是，一日不统一，国共两军抗日的历史观不可能统一，国共两党的历史观更不可能统一，只有实现了大中国的统一，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观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才能合编出一部相对客观的历史记录本。几十年过去了，两岸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历史已经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过去，再也不可能找到所谓的绝对真实，顶多只能按照历史背景中留下的档案资料以求同存异的态度编撰历史，只要符合历史梗概也就能反映粗线条的史录。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统一，国民党军队也好，共产党军队也好，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实无争论之必要。再往未来推进1000年，子孙回头再看，20世纪至21世纪，中华儿女共同经受住了日本侵略者的考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内战，又有外战，既有漫长的分裂，又实现了最终的融合，中华民族总能在挫折中保持着大一统的整体性。这就够了，今天打破脑袋的争论，在子孙看来，其意义甚微。

　　蒋介石到底是否曾经消极抗战?

　　从初线条视角评判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下面就从中国史料、日本史料和美国史料三个方面来侧面且更加细致地了解一下他在不同关键时刻的思想脉络。

　　【中国史料】

　　1931年，9·18事变之后，张学良不抵抗的理由是依蒋介石铣电行事：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吉林文史资料选编》第1辑，1964年第137页)

　　1932年2月5日，何应钦特急密电：因日机轰炸闸北、吴淞一带无抵抗之市民，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对日海军决不投掷炸弹，请铁城兄设法告知英、美、法等国.....(摘自《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二十五卷2983—1)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可驻扎上海，而中国军队不能驻守上海周围，由警察接管治安。(摘自《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884-886页)

　　1932年9月。冯玉祥答记者问，冯答：中国对东三省政治宗主权实际上名存实亡，政治家意在欺骗国民，事实上就是不抵抗主义。(摘自冯玉祥选集》第81页)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平津危急，“长城抗战”民意沸腾。蒋介石于7月发表“三天亡国论”：日本只要下个一号令，不要说十天，三天之内就可以让中国灭亡。然后，“溏沽协定”签署，中国军队一律撤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越过该线。(协定译自《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274页)

　　1933年9月。冯玉祥在纪念9·18文章中指出：国民党政府侈言多谈抗日者杀无赦，言谈和文字不准提“抗日”二字，故只能用“××”代之。(摘自《冯玉祥选集》第139页)

　　1935年1月13日，蒋介石派王宠惠赴日亲善，宣布国民党政府取消抵制日货令。27日，明令修改教材有碍中日关系的内容。5月17日，将日本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6月10日，国民党颁布《敦睦邦交令》，禁止发表抗日言论，禁止组织抗日团体，禁止出现“抗日”字样，如有违者，定予严惩，报纸若提“抗日”，只允以“抗×”来表示。(摘自《中华民国史》第250-252页)

　　1935年6月-7月，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意旨签订“何·梅协定”。河北、察哈尔两省主导权丧失。尤其可怕的是，协定第九条规定：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选人用人上面，不选用破坏中日关系之人物，对协定实施，日本可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编》第173-174页)

　　1935年6月27日。“土·秦协定”签订。条款耻辱至极，详略。

　　1935年夏，蒋主席正在四川一带讨伐红军，作宾遂赴重庆面谒，派丁绍仞氏携“和平方案”来日本，提案内容为：1、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2、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之上，中国停止排日教育;3、以平等为原则，中日经济提携;4、缔结军事协定。(摘自《文史资料汇编》之《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第11-12页)

　　1935年11月，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未作强硬反映默认。(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编》第180-200页)

　　1935年12月9日。北京6000余学生突破封锁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16日，又爆发了超过15000余人的示威游行。(摘自《中华民国史》第261页)

　　1935年。冯玉祥愤怒地讲：“日本人称，哪有象中国人这种懒骨头民族?人家为什么这样子看不起我们?唯一的原因是咱们不抗日啊!”(摘自《冯玉祥选集》第235-236页)

　　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大公报》西安分馆编《领袖抗战建国文献全集》1939年版第115页)

　　1936年10月。一个忍耐，两个忍耐，三个忍耐，到了敌人把我们看成奴隶的时候，依然还是忍耐。(摘自《救国会》第174页)

　　1936年11月24日。绥远问题发生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关头，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可说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境地。然而，我们的领袖却被当局无辜加以被捕。(摘自《全救会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

　　1936年-1937年。毛泽东从这一年开始至“7·7事变”之前共致信国民党及民主人士二十多封信，请求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分别有：致高桂滋(36年5月)，致阎锡山(36年5月)，致杜斌丞(36年8月)，致杨虎城(36年8月)，致宋哲元(36年8月)，致傅作义(36年8月)，致宋子文(36年8月)，致易礼容(36年8月)，致邵力子(36年9月)，致朱绍良(36年9月)，致宋庆龄(36年9月)，致章乃器、陶行知等(36年9月)，致蔡元培(36年9月)，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熙(36年9月)，致蔡铤锴(36年9月)，致张学良(36年10月)，致许德珩(36年11月)，致蒋介石(36年12月)致冯玉祥(36年12月)，致阎锡山(36年12月)。

　　1937年10月25日，抗战三个月，国民党政府在国防会议上密议“停战问题”，共形成三个方面看法(略)。(国民党政府外交档案，第016号分档第1号卷，转录外交学院)

　　1937年8月13日至10月底，国民党抗日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历史事实，在何应钦和刘斐等影响下，淞沪抗战开始放松，然后宣布撤退。但蒋介石听说“九国公约”将有利于中国，又改变主意继续打淞沪抗战，结果撤退中的中国军队突然转向，混乱不堪，节节溃败，不得不面对南京保卫战。在军事会议上，只有唐生智主张打南京保卫战，蒋介石对德国人陶德曼寄予幻想，以期获得和平，以这样的思想指导抗战，战略战术的准备上必然是被动的、投机的。(摘自《文史资料汇编》之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13-30页，宋当时为78军军长)

　　1937年10月，国民党将领龙云(原云南军阀)回忆：张群告诉我，蒋介石听到德国调停人陶德曼的条件后直言，这些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可以接受，交王宠惠去答复。陶德曼要求答复必须赶在日本御前会议召开之前到达东京，王宠惠醉卧不起，拖了一天才答复，日本悉决定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蒋介石非常着急，召集汪精卫和孔祥熙商讨对策，决定重新宣言抗战。(摘自《文史资汇编》之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记忆》第60页)

　　1939年-1940年3月，“香港会谈”举行，陈超霖和章友三为主要谈判代表，谈判形式为绝密，这是应蒋之要求。基本共识有九条，主要有：中国承认满州国，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和领土完整;中国放弃抵抗日本;日、华共同防共等。(摘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70-71页)

　　1940年年6月，受蒋介石授权，宋子良、陈超霖和章友三再次与日本在澳门谈判，简称“澳门会谈”。两次谈判后，形成三点意见，主要集中在承认满州国和以密约形式驻兵问题。会谈因日本国内政变未能进行下去。(摘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74-79页)

　　【日本史料】

　　1934年。日本外务省对华制定了三项政策：一是建设满州国;二是推动日中经济合作;三是采取反共政策，共产党在华北的活动让人担心。(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28-130页)

　　1935年2月。中华国民政府正式严禁排日宣传言论的命令。(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31页)

　　1935年6月10日，签订了“何应钦-梅津协定”及“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将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势力逐出华北，下一步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组织政权的工作。华北分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动摇了中国经济的基础。(摘自(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37页)

　　1936年2月26日。华北局势继续不稳，以共产党为背景的抗日活动日益壮大，直接影响到满州国境。另一方面，与国民政府继续举行谈判。我乘船去天津港时，中国军乐队奏日本国歌十分热烈。((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42页，147页)

　　1936年12月。当时华北一带是延安共军势力范围，而共军已经向日宣战，正以全部力量对日军进行公开和地下战斗。窜入共产势力范围的张学良与共军完全一致，结成抗日战线，张学良与周恩来力劝蒋介石联合抗日。但蒋介石不与共党妥协，于是张学良12日扣押了蒋介石。((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46页)

　　1938年。武汉冬季作战。当时，七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被敌军一百多个师包围，预料敌军会发动大规模攻势，但由于敌军统帅无能，到处被我军击退，在如此大的战役中，敌军各自为战，是我军的一大幸事。(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13-415页)

　　1942年，我到北京工作，周围几乎没有蒋介石嫡系部队，我军对国民党军采取诱降，效果很好，至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降。这些将领对我讲：“我们不是叛徒，共产党才是叛逆，我们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27页)

　　1944年12月。桂、柳作战，无论怎么说，示受敌军多大抵抗，缴获了大量军需品，特别是美式武器。((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89页)

　　1945年8月。停战以后，中国官兵对我等日本人态度出奇地好，总的看来令我意料之外。(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3页)

　　1945年3月17日，在抗战对中方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派私人代表缪斌与日本东尔迩举行议和谈。(东尔迩《我的日记》第75-90页)

　　1945年8月，冈村宁次回忆，蒋介石军队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集中于接近中共延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7页)

　　1945年8月16日。停战撤兵期间，延安方面若有侮日行动，则断然予以讨伐。((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5页)

　　1945年9月8日。冈村宁次回忆：何应钦是我的中国好友之一，这让我记得1935年初次相见，约我吃饭，并约定不谈政治，我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68页)

　　1948年。汤恩伯杞记中写到：我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反对判冈村宁次有罪，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介石批准。另外，东京军事法庭要求将冈村宁次列入战犯，中国政府借口有病予以拒绝。((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60页)

　　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了以下宣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族战线之一翼，与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强迫之下不得不屈从，加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心。(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5-26页)

　　1937年底。蒋介石新成立了大本营，在会上，比胡、高等以更高的调门表决心：“我决不是不想和平，但是，日本的要求没有止境，最初，我们因为日本要满州，就照他们的想法办了，但接着又说要华北，这次如果任其所为，必定又说要广东和上海了。”(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1页)

　　1938年1月。蒋介石派董道宁和高宗武来日，蒋介石对高说明：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后再行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6页)

　　1938年11月20日。下午7时，在日华协记录和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也决定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处理方法。该密约共六条，第一条是防共，承认日本军队驻扎中国，承认满州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权等。汪兆铭叛逃重庆后生变，共产党进行猛烈攻击，重庆与日本不再沟通。(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3-105页)

　　1939年度-1940年3月。蒋介石派陈超霖和章友三与日方香港进行和谈，达成主要共识有：中国承认满州国，日华共同防共。备忘录共有八条，主要是共同防共、日华合作及日本在华便利，其中要求中国自日本招聘军事和经济顾问。到5月17日夜晚，宋子良邀请秘密会谈时说：“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表面上不谈，目前，重庆内部反对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对于国民党反对派冯玉祥，已准备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4-161页)

　　1945年7月26日。蒋介石在河南会谈后不久打电报给波茨坦，表示他主张维持日本的天皇制。(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37页)

　　1945年8月21日。飞机到达芷江机场，一个极其普通的机场，但是，分散在周围各处的飞机却有不下百架之多，与日本空军落后的现状相比，不得不惊叹敌空军之雄厚。(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56页)

　　1945年8月22日。国军党受降代表冷欣中将要求我方提出书面，对其安全加以保证。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领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未免有些滑稽。但他依然反复要求，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靠盟国取胜，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有这类行为，总觉得有些不恰当。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64-265页)

　　【美国史料】

　　1942年5月底。史迪威：“我承认我们打了大败仗，但中国报道的是在缅甸对日作战辉煌胜利，我们仅仅是从缅甸逃出来，真见鬼的耻辱。”(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7页)

　　1942年6月初。蒋介石对战争的全局不感兴趣，他希望日美打起来，同时又能向他提供物资以备战后对付任何向他政治地位提出的挑战。((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8页)

　　1942年8月1日。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当傻瓜作弄，不尽本分地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9页)

　　1942年底。马歇尔：“中国的领导人对战争抱着让别人去打的态度，他们希望用美国建立航空队的努力来代替中国军队。军队营养不良，毫无训练，无人关怀，贪污腐化，不断让步这个怂委员长，他只要坚持，我们又会退让。”(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3页)

　　1943年11月。亚洲最大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将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对亚洲的前途各有分歧，丘吉尔不愿意把中国看成大国，蒋介石的主要兴趣在于消灭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唯一领袖。(摘自美国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第670页)

　　1944年初。蒋介石厚颜无耻地要求援助10亿美元，罗斯福很气愤，要求蒋介石立即全力抗战。(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3页)

　　1944年1月。摩根索：“他们中国人简直是一群无赖，我不会去国会给他们请求一个五分钱镍币，蒋介石正拿着一支枪对着我们的脑袋。”(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5页)

　　1944年6月。当中国人无法抵抗日本的春季和夏季攻势而溃退的时候，蒋介石却约有50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在北边封锁着同样数量的共产党军。(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8页)

　　1944年6月28日。华莱士对摩根索说：“我想要弄明白的是，中国军队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打?蒋介石拒绝调动任何他的嫡系部队上阵。”(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701页)

　　《美国国务院资料汇编》(1949年4月30日由美国出版)有关蒋介石军队的描述在前面有部分节录，不再重复。

　　现代美国历史教科书《McDougal Littell WORLD HISTORY》中有关蒋介石抗日态度的论述就更加直接明了，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三章的论述篇幅很大，腐败无能、残忍邪恶、消极对日等都是高频词汇。

　　罗列到此，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总结，也不必下结论，这个结论应该由读者自己去理解。不管最终大家得出什么结论，有些基本原则仍不要丢失：不能脱离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批评和褒奖都要适可而止;脱离当时的国际背景，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不客观;不能脱离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整体落后性和腐朽性，这个局面需要蒋委员长本人负总责。

　　永远不要试图用蒋介石来矮化毛泽东，他达不到那个高度。

　　附说明：有人问及我对《外商投资法》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进一步实现内外资统一，这不只是有利于真正的外资，还有利于本就已经外籍化的原中国资本人士，待遇走向平等，减少各方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