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的高粱地已经消失，高粱作为我国曾经被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呢?’草桥关民’发表的《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归结于“包产到户、人们追求‘精致生活’，于是高粱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正确的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光辉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还会发现这个观点渊源高贵，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可历史是怎样的真相呢?本文就以’草桥关民’所津津乐道的“高粱”为脉络，通过对华夏6000年农耕文明生态演变的描述，作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公元3世纪编著的《博物志》对高粱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上溯至西周早期，延续止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史上占据了长达3000年的时间?而偏偏就是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

　　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象‘草桥关民’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水稻、谷子，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粟(谷子)以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作物。人们种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种植高粱面积5019.1万公顷，总收获7745.2万吨，折算单产仅为不足103公斤/中国亩。中国的情况好于世界，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为191公斤/亩。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按照同样算法(略)，中国的水稻为356.5公斤/亩，小麦为198公斤/亩、玉米为236.4公斤/亩，谷子为101公斤/亩。

　　除了产量，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到不是因为高粱所含营养低，它的营养成分和玉米相近。原因是高粱种皮里含有大量的单宁，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单宁就是生柿子所含的那种东西，它导致高粱味苦涩。单宁的另一个作用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胶体，胶体极不易消化;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现在虽不吃高粱了，但很多的《生活小常识》之类的小册子都劝戒人们：不要吃生柿子，容易诱发胆结石。由于胶体沉淀，喝高粱面糊糊是不能动筷子的，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难吃还在于它和玉米、谷子相比，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谷氨酸”顾名思义就是“谷子里的氨基酸”。这些谷氨酸有什么作用呢?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丝毫没有玉米、小米的香适味觉。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甚至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既产量低又质量差的粮食在中国的农耕、餐桌、灶头活跃了3000多年。我们不禁要再一次追问：是什么原因支持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从先民的聚落和“洼地”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丈夫孙喜旺的一句唱词，非常脍炙人口，中原一带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的是：这句唱词中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诸多省份的中国北方农村有稍微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洼”字的使用是极为广泛的，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2000人的较大村庄，甚至有“东洼”、“西洼”、“南洼”、“北洼”的情况。

　　村民们相互打招呼：

　　“去哪里?

　　“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些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来了一个人问路：

　　“去七里营怎么走?

　　“一路向东，

　　“有多远?

　　“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了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1洼的距离约等于1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衡单位的事物，必定是与人们最为密切相关和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复数形式fee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义就是一个男人身高的长度，故有“丈夫”之说;据说当时是按大禹的身高为标准确定的。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的“尺”发生了变化，使得10尺(1丈)的长度到今天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经大不相符了，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词汇。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那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是以公里作为尺度的。

　　“洼”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出“洼”的定义：“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洼”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了中国6000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态元取代。所谓“生态元”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7000---8000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的东北丹顶鹤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年份表面积水，在降雨量小的季节或年份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急剧繁衍起来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变迁，相对于人类文明史来说是极其缓慢的，这就意味着在以千年为度量的时间段里，华夏的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的力量介入，这种状态就依然缓缓延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是《诗经.卫风.氓》所描绘的、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的大平原3000多年前的生态景观;这个“隰(xi)”就是低洼积水地。直到距今800年，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了大象的踪影，但在京畿大型鳄鱼还时有活动(何新考)。可见前、后生态之稳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们是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呢?首先必须面对人类不是“两栖”动物的现实，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用于种谷子。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从西周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很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能够拥有一件出产于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围绕着这种宝贝，经常有很多血雨腥风的传奇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品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的田边地头栽种桑树是西周就已经非常普及了的传统和习惯。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老婆---嫘祖，在此2000年前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故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征服或开发而形成一个聚落的早期，这种田地往往是参加战争和开发的聚落成员按人头可以分得的，并可以传之后代。这些田地官府造册登记、岁亩征赋。为了宣誓产权，居民常会在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标;20世纪曾经活跃于中国政坛的“蒋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于此。

　　“榆”即榆树。榆树耐旱不耐涝，虽成材周期长，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有所设想。

　　关于洼地在北方平原是不是大规模存在，我可以说一说北京，因为大家对北京相对了解的多一些，我单说我这里大家不知道。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的经纬度是北纬40度/东经116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整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北京大年正月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 ...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讲，那是“多了去了”。

　　这个“甸”就是大片的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意思是：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为：“甸方八里”，意思是：一甸是八里见方。可见“甸”的度量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清代的北京地区仍沿用“甸”作为地名，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相比中原要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50岁的老北京人都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区西北郊区大片的低洼积水。上面说到的“厂甸庙会”就有《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芦苇”也是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的。

　　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和“桑田”相对，距离聚落较远的就是“洼地”，那里是不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由于地势低洼，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的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有读者要把这些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的词汇连接起来，实际的情况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昂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带来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洼地“盐碱化”的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从四面的台地涌来，将所有的可溶性盐分搬运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水面上漂浮着从聚落冲来的生活垃圾死鸡烂鸭;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能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的浅层水盐分逐步累积。我们把以上的溶解---搬运---富积---储存---累积的过程称之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在阳光辐射的帮助下，将表层土壤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量已经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了。要命的是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它们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继续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累积在土壤表层。整个洼地，在冰封来临之前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的堆积厚度可达10cm以上。

　　洼地、盐碱地的耕作价值与“桑田”不可同日而语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农业耕种，始终处于荒芜状态。那里通常只有很少量的几种杂草可以生存，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对人类文明史有过一些了解的网友，往往会联想起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莎草纸”(顺便说明：“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它的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可以作为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1米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做“观赏植物”的，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这个幸运。在土壤、水源条件良好的环境下它可以长到30cm高，在高度盐碱化的土壤中，它的高度不超过10cm。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化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的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个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源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上天为了怜悯华夏子孙们抗争盐碱的一次次失败所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注：豆腐的发明者汉.淮南王刘安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火药配方的最早记录者唐.孙思邈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

　　洼地里几乎不存在轻度的盐碱化，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业作物，它的野生种即使是在现在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就是“狗尾巴草”。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了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拔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即使是后来它们也非常活跃，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还依然被作为主粮种植。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它适应于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平原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洼地不可种植。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视野。

　　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有野生高粱发现，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印度的途径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什么看中了高粱呢?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高粱非常耐干旱

　　这对于适应中国北方夏季的高温干旱是必要的。为了说明高粱的耐旱，这里我们引入一个简单的农学专用名词：蒸腾系数(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

　　蒸腾系数亦称需水量。高粱的蒸腾系数是320，也就是说高粱每生成1克干物质须消耗水分320克;谷子为250，而玉米为370，小麦为520，水稻为680。

　　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和不同的水、气环境中，植物的蒸腾系数会随之改变，因涉及过于专业的知识，不宜深入讨论。

　　除了蒸腾系数，“植物形态学”也能说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极为发达，有利于吸收深层水分，在秋季狂风暴雨后常常会看到玉米倒伏，这种现象在高粱就很少见，这就是庞大根系的锚固作用。高粱的茎、叶光滑坚实，表层充满蜡质，有利于保护水分(高粱茎干光滑坚实的这个特点，使它担当了竹子、苇子、藤类的部分功能，成为“泛编织”材料。另外，高粱穗冠分枝很长，使它广泛被用于扎制扫帚、炊帚等。这些就是‘草桥关民’“精致生活选择论”的全部理论依据)。在干旱过度的情况下，高粱的叶片可以纵向向内卷曲，尽力减少暴露面积;如果干旱进一步扩大，高粱敏感的气孔会即时调节整个株体进入休眠状况，一旦遇水立即恢复生长发育。关于叶子卷曲，有很多网友通过电视报道，看到了重庆大旱玉米叶卷曲的景象，高粱的整片叶子可以比玉米叶卷得更结实。

　　高粱极耐水涝

　　特别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于气空发育完整，即使被水长期浸泡也不影响正常生长，而玉米当土壤水份超过85%时就不能正常生长，一旦被明水浸泡，玉米就会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就是洼地的积水期。“漂着盆子收高粱”是北方农村的一大景观。

　　这里我有一个家族故事讲给大家：这是我奶奶讲的。据说民国31年(1942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个妯娌，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家里断粮已经多日。这一家春天刚丧了男人，留下20多岁的寡妇带着一个刚刚7、8个月的男孩“熬寡”。这一天大雨刚刚有点止住，看着饿得嗷嗷哭叫的孩子，奶水已经干涸了，想到北洼地还有一小块接近成熟的高粱，想收一点回来给孩子打“糊糊”吃。她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就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带家庭所能使用的最大陶盆，可盛水100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推着盆前进，把用镰刀砍下来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为舟”，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农民无奈中的创举。

　　这天，一直到晚上，我的这位本家奶奶没有回来。第二天，人们找到洼地，她已经死了。是被驻扎在临近村庄的鬼子在村头炮楼上用枪打死的。孩子的身上没有枪伤，是子弹把大盆打了一个洞,沉“船”淹死的;她当时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装在“船”上。我们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这样完了。

　　高粱极耐盐碱

　　先说酸碱度，就是PH值。玉米适合生长的酸碱度为PH5-8;高粱为PH5-8.8。这个看上去差别似乎并不大，但在耐盐性方面高粱和玉米之间的差别就变得不可逾越。

　　高粱可以在含盐量高达5/1000的水环境中生长发育，5/1000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接近海水级别的概念。大连近海的含盐量为30/1000，远海的含盐量为31.3/1000。玉米在含盐量超过2/1000时就会枯死。

　　以上分析使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面积种植高粱是由中国北方的农业生态决定的。这里没有选择，除了高粱，再找不出一种粮食作物能够在洼地种植;至少，中国的先民没有找到。按照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度、日照条件类比，很晚才传入的玉米比起谷子更是高粱的理想替代作物，但洼地的积水和盐碱是玉米的种植禁区。

　　怎样才能在中国北方的洼地种植谷子、玉米甚至水稻呢?

　　中国的先民屡屡向苍天发问、祈求;

　　苍天，没有回答。

　　二、斥卤生粱说轮回

　　从洼地开发的轮回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洼地的开垦与耕种一直是处于周期性轮回状态的。伴随着战乱、灾荒的发生和止息，时而中断，时而荒废，时而又起。

　　当一个时期处于天下安定，人口增长的时代，洼地的一个开发周期就来临了。通常是以聚落或家族为单位和其他聚落、家族争夺开垦权，争夺激烈就械斗解决。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这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分布极不对称的原因，常常是一个村子的耕地在一个方向上延伸几里甚至十几里，而在另一个方向却被其他村子占领到村边。

　　在归属划定后，理论上讲，参与争夺的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开垦权，但实际上经济能力低的家庭所能开垦的土地要比大户小许多。有没有牲口?有没有农器具?有没有种子播种?这些都会成为制约开垦能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撅头刨，一个是3头骡子双铧犁，二者的效率是不可相比的。大户也会雇佣人力、畜力来开垦。

　　洼地即便被开垦出来也不意味着具有了“永业田”的意义。洼地的耕作风险很大，如果这年雨季前提，在高粱的幼、壮苗期洼地就开始积水，即使是高粱也照样会颗粒无收。洼地距离村子都较远，看护困难，成熟的庄稼被其他村子“盗收”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为了降低渡荒风险,通常会放弃洼地的耕种，“搁荒”久了就会被他人重新开垦。一些经济薄弱的小户，即便是生、老、病、死、婚、嫁的正常变故，也会以极低的代价将洼地转让他人，他们宁愿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边的田里。土改分地时，我们这里是按5亩洼地顶1亩桑田来计算的，就这多数人还不愿要。相比较而言，经济雄厚的大户更喜欢整块的洼地：一是类似于保险业遵循的规律，大户可以通过“大数效应”来规避风险;二是适合大骡子大马的连片耕作。这些原因使洼地成为最容易被兼并的土地。

　　永业田里经常可以看到的坟岗、墓碑、柏树这些象征历史传承的标志在洼地是看不到的，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将来很有可能不属于自己的水坑里浸泡。榆树也没有，有的就是柳树。柳树主干低矮不堪大才，但极耐水涝，插枝成林，冠枝发达、生长迅速。很容易让栽种者在3、5年内收获“把”“柄”“杆”“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适合洼地的积水和所有权不稳定的状况。是不是可以把洼地称作“柳田”呢?古文献未见有此说法，姑且作为笔者的“发明”吧。

　　每当大规模的战乱、自然灾害发生，整个洼地的开垦耕作就会完全停止，重新进入荒芜状态。洼地一经进入荒芜周期，其时间多以百年为单位。比如，以大家都知道的小岗村为例，1194-1855黄河南下夺淮，然后北归，在小岗附近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无人洼地，仅燃灯寺一片就有近20万亩;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再度进入开发周期。

　　从聚落的“繁殖”说起

　　以大的时间段作为考察对象，我们会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跨度内，洼地开发在总体上陷于周期性的重复轮回，能够巩固下来的开发成果十分有限，能够延续的开发进程也非常缓慢。这些可以在地名的历史沿革与聚落的“繁殖”中窥见蛛丝马迹。

　　“村”是最常见的通用地名，是先民较早建立的一批聚落。在汉之前聚落连同它周围某此特定的田地名的“桑田”“洼地”一起被称作“野”，“野”反映了当时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面，笔者谈到了洼地的兼并，在兼并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节省往来时间和庄稼看护，大户就会在洼地里或洼地边沿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长工、养牲口、打晒庄稼、收晾粮食---形成是所谓的“庄院”。长工也要娶妻生子，庄主也会有失地的三亲六戚来投靠---这就是所谓的“庄户”。如果老天开眼能让他们在高地附近打出可饮用的“甜水”，一个新的“桑榆之地”就会渐渐形成。这类被“繁殖”出来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个通用地名---“庄”。

　　一个新聚落的诞生并不代表和这个聚落相关的洼地被改造成了“桑榆之地”。洼地是广大的，若把洼地比作大海，聚落与“桑榆之地”不过就象一座座岛屿;一个新聚落的出现，不过就是一个“无人岛”转化成了“有人岛”而已。

　　洼地依然还是洼地，洼地的本质是“积水”和“水机制”造成的“盐碱化”。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人们就只能面对“海”一样的洼地不断感叹。

　　“庄”的形成是先民们靠民间力量对洼地自发开发的标志性成就，也是靠民间力量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一个“庄”的诞生过程是十分曲折、漫长的。一方面，它需要诸如：有没有和平环境保证兼并达到规模?洼地里有没有象样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等诸多苛刻条件;另一方面，它在形成之初的100---300年内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庄户”成员大多都和“母聚落”保持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和宗法(家族、祠堂、祖坟、社团等)联系;一旦遭遇比如水灾过大新聚落高地被积水淹没，战乱期因庄户成员过少难以抵御匪盗，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等情况;“庄”就会随时瓦解，成员返回“母聚落”---村。一般说来，一个“庄”能够作为稳定的聚落传衍需历经300---500年。

　　除了民间自发进行的开发，国家也会对洼地投入开发力量。在大规模的战争、自然灾害、瘟疫过去后，国家为了恢复经济，为了调整人口的失衡，会强制性或政策性移民。距我们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洪桐移民”，据考证就有数百万的山地居民被驱赶到大平原安家落户。然而，数百万人对于广褒的大平原、对于大片的洼地只不过是“沧海一栗”耳!据“地方志”、“地名志”记载的史料，这些移民大多补充、并入了现成的聚落，他们只需和战后遗存的原居民共同复垦荒芜了的“桑榆之地”，并不会对洼地开发造成根本的改变。正是这种和原居民的混杂、同化才制造了“洪桐移民”被无限夸大的“野史”。

　　国家有时候会将退伍的军人，俘虏的敌人，收编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编制开赴洼地垦荒，这就是所谓的“屯田”。和“庄”的产生过程类似，“屯田”也会产生新的聚落，由此产生的新聚落通用地名就是---“屯”。

　　“屯”和“庄”的产生记录了北方先民征服洼地的艰辛足迹。一次次的开荒、种地，一次次荒芜、湮没;一次次的再开荒、再种地，在无数次的重复轮回中才能有极少数的“庄”、“屯”存留、延续下来。步履何其缓慢?道路何其曲折?

　　笔者查阅了当地的《地方志》和《地名志》，发现在大清朝的270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庄”和“屯”产生，出现的几个新聚落都和洼地开发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涉及交通，有的是寺庙等宗教产物。所能查明历史的庄和屯均为明朝以前。是当地已没有荒地、洼地了吗?不是。直到1958年，“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就是江泽民任副主任的“一机部干校”所在农场)还跨越县境、跨越丹河到距我们村子仅2公里的地方开垦了1000多亩的洼地，可见洼地之广。是当地的人口密度不够吗?不是。所处焦作地区一直是有信史以来北方平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没有开发所必须的和平环境吗?不是。清王朝历时270年，其中就有连续的100多年号称“康乾盛世”。

　　是什么原因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里我们不惜再重复一次：洼地的本质是“积水”和“水机制”造成的“盐碱化”。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先民们进行的所谓“开发”实际上就是“开荒种地的周期轮回”，根本不涉及洼地的本质。这种停留在最浅层意义上的开发，势必决定它的成果少而又少，进程慢而又慢，270年停留在原地踏步不仅是非常正常的结果，而且就是必然的结局。

　　那么，怎样才能把洼地彻底开发出来，使它成为万顷“桑田”、成为“永业”传世于万代子孙呢?方法很简单，历史上也不乏个别的成功先例：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位邺令，不知是西门豹还是史起组织百姓凿沟渠，引漳之水溉邺之地，人民歌颂曰：“终古斥卤生稻粱”。“斥卤”就是盐碱，这里的“粱”不是高粱而是“低粱”---谷子;何止是谷子，只要引来活水连水稻都可以种植。

　　(注解：《史记·河渠书》曾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说：“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吕氏春秋·乐成篇》则说这个工程是魏襄王时邺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后，“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

　　他们总结的经验是：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灌溉的“溉”古义即为“洗涤”)

　　“洗盐碱”就是通过沟渠将洼地里的含盐积水排去，再引软水灌入，当水溶解了土壤里的盐碱后再排去，再灌入软水...通过反复排洗，土壤就会脱去盐碱。“洗盐碱”并不需要停止种植专门排洗，只要保证排水渠道畅通，积水就不会停留在洼地“晒盐”，地表水位也会下降数米，这时只要引水灌溉，软水、雨水下渗会将盐份带入深层。水分下渗的脱盐机制我们称之为“压盐”。一般说来，整个脱盐过程需要3年左右。田地脱盐后，如果排、灌系统遭到破坏，田地就会再度盐碱化，我们称之为“返盐”。

　　“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说着简单做起难。

　　“涝”往哪里排?

　　往低处排。

　　哪里低?

　　大海。

　　哦，

　　小河往大河里排，大河往黄河里排，黄河往大海里排。

　　没有小河不能排，没有大河也不能排，挖了小河、大河还是不能排。

　　哦?

　　黄河河底比平原高你怎么排?

　　“谁来挖小河?谁来挖大河?谁来挖黄河?”

　　先民们屡屡向苍天发问、祈求;

　　苍天，没有回答。

　　三、万流归海见桑田

　　晋.葛洪在《神仙传.王远》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王远路遇仙女麻姑，询问麻姑的年龄，麻姑回答：自成仙以来，已经三次看到东海变成了桑田，于是我们有了“沧海桑田”的成语典故来形容巨大的变化。我们不是神仙，自然没有麻姑的造化，但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经历了一次“洼地变桑田”的巨变;这里没有“形容”，没有“比喻”，没有“夸张”;这是一代人确确实实的亲身经历，整个过程历历在目。

　　1952年，朝鲜尚在热战之中，就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毛泽东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此，每当冬季农闲，大河两岸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在20多年里总共使用了7.7亿立方米的泥土和1400千万立方米的石头把黄河牢牢地夹在原地。在这之前它是年年决口，岁岁漫堤。7.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高1米厚1米的围墙绕赤道20圈，相当于修筑4条万里长城。

　　与此同时，“根治海河”、“修好淮河”两面拉开，使这两条水系的总排海能力扩大了4倍。从1949年的1.03万立方米/秒扩大到1976年的4.3万立方米/秒。

　　顿时，涛声止息，幅原千里的黄淮海大平原水落田出。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总共有3亿多亩的低洼易涝土地露出了芬芳的土壤，仅此一项就是埃及所有耕地的10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华夏大地何时发生过如此剧烈的变化?

　　然后就是筑大坝筑水库、修河渠修堤堰、引黄灌溉、引淮灌溉.....

　　随着水利设施的兴建，大片大片的洼地得到了彻底的改造。靠积水、盐碱才神气奕奕的高粱渐渐远去。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喝高粱糊涂是小学三年级，推算来应该是1972年。以后还喝过几次，不过不是在家里，是在生产队的“忆苦饭”上。

　　低产、难吃的高粱退伍了，取而代之的也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谷子;是玉米、是水稻。水库碧波荡漾，河渠哗哗奔流，田头水泵轰鸣，靠耐干旱耐贫瘠而倍受喜欢的谷子也风采不再。(小米很香甜但产量太低还需要“歇年”---今年种了谷子的地，来年就不能再种谷子，否则容易“野化”)

　　黄河两岸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浓厚的黄河水哺育出了优质的“黄河大米”，最著名的当数“原阳大米”---这是由1958年兴建的“人民胜利渠”浇灌出来的;黄河母亲面对伟大的儿子毫不吝啬地淌出她金色的乳汁。

　　那个时代到底兴建了多少水利工程?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如果一一统计、一一介绍写成文字将汗牛充栋。但是有几个数字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一览梗略：194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2.4亿亩，其中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7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7.1亿亩，其中黄淮海平原地带占1.8亿亩。

　　说说“淠史杭”

　　说到农业水利工程，读者大多会想起“红旗渠”和古代的“都江堰”，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1958年---1976年中国有一个工程比“都江堰”更激越，比“红旗渠”更磅礴，它就是“淠史杭灌溉枢纽工程”

　　“淠史杭灌区”坐落在大别山麓，构架在山峦起伏的皖豫丘陵大地上,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人工灌溉工程。

　　到底有多大?灌区内包括有5座大型水库、23座中型水库、1043座小型水库、21万处塘坝、总库容86亿立方米，灌溉引水能力为年200亿立方米;大型河渠总延长2.5万公里，可通航河道总延长1100公里;设计灌溉面积1023万亩，1979年完成灌溉面积800多万亩，80%属于高渠自流灌溉。

　　以上数字意味着什么?先说它的库容，86亿立方米，这个数字基本是1949年中国所有水库容量总和的2倍。三峡的防洪库容也只有221.5亿立方米，三峡的水是不能用于灌溉的，假如要把三峡的水通过沟渠网络用于灌溉，工程将扩大数倍。

　　再说它的面积1023万亩，著名的“都江堰”是平原灌区，经过2200多年历代王朝的扩建，到1950年它的灌溉面积只有288万亩,经扩建到1979年灌溉面积为1000万亩。另一处著名灌区“河套灌区”，1950年的灌溉面积是290万亩，经扩建到1979年灌溉面积为700万亩。可以这么说：在“都江堰”这些工程里，现代成分已经大大超过了古代成分。和“红旗渠”怎么比呢?“淠史杭”1天的水流量比“红旗渠”1年的水流量还大。

　　再和外国对比：

　　世界上最著名的尼罗河灌区，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总面积为3000万中国亩，这是埃及的全部耕地，这里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它靠的是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峰漫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筑渠引阿斯旺高坝水灌溉。

　　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因皮里尔”灌区，年引水量为35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为300万中国亩。始建于1901年，经过100多年的不断改造，目前还未找到理想的灌溉模式。

　　说说我家乡

　　数字是枯燥的，还是让我从一个“生态元”的变化说起。

　　我们村土地改革时期的人口是600人左右，拥有“桑田”旱地400亩，分布在村子周围。另有洼地1000亩。村子南面紧靠沁河，也有一些滩地，随主河道变化，面积很不确定。

　　沁河大堤自古就有，据老年人讲以前的堤豁口很多，一遇大水就会在村上游不远的地方漫堤，几乎每3--5年就会出现一次。1954---1957年，作为治理黄河的一部分对大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修。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1982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峰，发生了一次漫堤。

　　村北不到1公里处，有一条季节河，平时涓涓细流，汛期奔腾咆哮，由于没有提防，洪水四溢，经常漫进村子，为了抵挡它和沁河上游漫堤的水害，清朝时期也许是民国早期，人们又在村边修了一道围堰，和沁河大堤组成半月形，村子就坐落在里面。1958年，刚刚建立人民公社，上、下游2个公社的农民为这条河修筑了提防，集体力量第一次在家乡的土地上得到了显现。从此这条河的水患得到了治理。

　　趟过这条河就是洼地。洼地很大，周边有十几个村子和这片洼地相关。属于我们村的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

　　解放初期村子里有砖井4眼为饮用水，由于水层很浅，根本不需要什么辘轳，有时候人可以趴那直接用桶提水;村外有土井几眼靠人力杠杆汲水浇菜园用。还有2眼不知建于何年的水车大井，村民习惯称为“大洋井”，也称水车为“洋水车”，用牛拉水，水很小，也是用来浇园子的。这两个大井一直使用到1971年被机井取代。

　　以上是我村解放初期的基本人文、水文状况和所有水利设施。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了对洼地的改造，在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的矩形地带，开挖3条南北走向，2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河，群众称之为“小涝河”。“小涝河”是相对于县里组织的排涝干渠“大涝河”来说的，“大涝河”从洼地南端穿过，把“小涝河”排出的水带走，到下游进入沁河。“大涝河”每段由所在地段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开挖，大队之间由公社协调，县里只负责规划组织、测量划线。大、小工程历时3年，正好是三年灾害时期。村史资料记载我村共开挖土方12万立方米，全村青壮劳力每人平均近千立方米。从此洼地变成了旱地。

　　据参加过“大涝河”会战的老干部回忆，寒冻腊月里打破冰凌茬下水挖泥，全线展开竞赛，进度快的插红旗，最慢的插黑旗。工程刚开始后，据说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要来视察，省长吴芝圃亲自坐阵指挥，看工地人员太少，要求老人、妇女齐上阵。工地上拉着大标语“老人赛似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还要把剧团里的行头借来穿上，还要化装，老年人化个大黄脸(黄忠)，妇女化个大红脸(穆桂英)。几分诙谐，几分壮烈。

　　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人民公社，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工程怎么完成?

　　1969年，为了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再次对整个工程进行改造，干渠源头筑坝引水，沿途加高河堤，建桥筑闸，变单一的排涝工程为排、引一体工程。工程完成后，洼地变成了良田。

　　这个时候不但高粱被玉米取代，而且具备了向水田演化的条件。1972年我父亲因为是右派，因为戴着眼镜;于是就很有学问，于是就受命带领7名社员试种水稻(突破生产队，以大队为单位)。父亲一时间热情焕发，什么“水稻育秧法”“波尔多液的配制与应用”等农技书籍堆满桌子、床头。最后改造出了70亩水田，全村人口每人每年可分得净米40斤。那个时候的政策鼓励创新，改造田3年不用交公粮。为了蓄水应急，还开挖了2亩大的水塘，鱼和莲藕混养，往日的洼地变成了江南水乡。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篇课文：

　　小河流过我门前,

　　我留小河玩一玩;

　　小河摇头不答应,

　　急急忙忙去浇田。

　　这确实是我们家乡的真实写照，村前河渠环绕，大地稻谷飘香。

　　前文里笔者说过：新聚落的出现，是人们开发洼地的标志性成就，本县在大清朝的270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和农业开发有直接关系的新聚落出现。

　　1949后情况怎样呢?

　　1958---1976年，仅在这个和我们村相关的大洼地里就有4个具有聚落性质的新据点出现，当然能不能稳定下来还要看历史的演变进程。

　　据点1：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分场(现存)

　　据点2：县苗木林场/种畜场(现存)

　　据点3：社办工厂/公社小农场(现为乡镇企业园区)

　　据点4：青年队/新农村示范点(后被政策性撤消，现被一个从无水山区迁移下来的小村子沿用)

　　以上4个聚落目前均正常存在，人口有增加趋势。这个指标佐证了那个时代农业开发规模及水平的异峰突起!

　　一个个类似于我老家的变化，一个个“生态元”的改变，使中国农业的大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缓缓延续了6000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在1958---1976年间突然展开了翅膀，飞跃般地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期间，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谱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盐碱，“贴上膏药扎上针，开沟排水冲卤灰”(注：“贴上膏药”，用黏土覆盖沙丘;“扎上针”种上柳树、泡桐和植被;“卤灰”，盐碱)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劈山造田，使“沟坡变梯田，荒山变粮川”

　　…… …… …… …… …… …… ……

　　埃及有句谚语：“时间战胜一切，金字塔战胜时间”。时间是无限的，历史是不朽的;但总有一些人和事使历史显得渺小，使时间变得短促。毛泽东作为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最后的巨人，他伸出硕长的手臂穿越4000年、5000年的时空和大禹、神农相握;时间仿佛凝固在一瞬。作为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位巨人，他转过身来，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等待有出息的子孙;但愿不要漫长。( 此文转载于2006/10/08因为博客被封，作者名字没有记住，特向作者致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