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翻越最后一座大山宁夏六盘山抵达陕北，六盘山因此被称为“胜利之山”。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非常抉择——“北出陕甘”的前前后后》节选

　　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到达哈达铺时，得到了一个让他们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毛泽东到达鹿原里那天，召见了红一军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政治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在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只要是近期的或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1]第二天，就在中央机关前往哈达铺的路上，他就收到了先行一步到达哈达铺的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几份旧报纸。这几张一个月前的《山西日报》载有国民党军“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当党中央到达哈达铺时，又获得的《大公报》等其他报纸，其中就有大量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消息：

　　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日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2]

　　阎锡山说得更夸张：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3]

　　唇亡齿寒，阎锡山对自己屁股下坐着的这方天地也是忧心忡忡：

　　山西自身，为国民经济崩溃之身。山西国民经济已成破产之势，十室九空、十村九困。在此情形下，邪说乱言最易煽惑，此尚为肤皮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谓心腹之患者为何，即土地私有是也。……土地制度给共党露下一个大空隙，故共党于国家独制枪炮军火之下，而犹能突人城镇，组织政府，抵抗国军。且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数十倍以上的民力，数万倍以上的财力，数千倍以上的械弹补充，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充其所以然乎。今日山西共祸业已临头，确非十六年之(景象可比)。[4]

　　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井岳秀因为身临其境，说得相对比较靠谱，但仍然夸张：

　　盘踞陕北者为红军廿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子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安[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镇摄，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廿年(即1931年——引者注)之江西情形相仿佛。[5]

　　这些信息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据说毛泽东得到这些“读报信息”后，马上找来中央红军中唯一参加过陕北革命斗争本身又是陕北人的贾拓夫，详细询问了陕北地区党组织的情况。贾拓夫是红军中著名的“才子”，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他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陈。据他后来回忆，

　　毛泽东听完后异常兴奋：“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向在场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6]

　　关于红二十五军的活动情况，同日的《大公报》也给出了信息：

　　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灭，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兰[蓝]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7]

　　敌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

　　可以想见，在感受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党内分裂的所带来的重挫感后，党中央得到这个好消息是如何的喜出望外：陕甘地区不仅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在活动，而且还活动成了大气候!在全国南方各大根据地深陷危机相继沦陷或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在这片极其靠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带的陕甘地区，竟然还有着已经有十多个县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而在此前，中共中央虽然知道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在活动，但因为长期与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没有电讯联系，甚至与领导这个地区的北方局也没有电讯联系，所以他们对这个地区红军活动的详细情况仍然缺乏了解。

　　现在看来，陕甘地区的红军活动比党中央此前了解和预计的还要乐观!

　　至于红二十五军，虽然在长征前中央曾派出程子华去鄂豫皖传达中央指示，但却与他们一直没有电讯联系，对于这支红军从鄂豫皖地区开始的战略转移情况一直不明。8月初在毛儿盖地区准备实施《夏洮战役计划》时，军委二局通过敌电获悉了：“我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所部)于本月七、八两日，攻占甘南之徽县、两当等县，逼近天水并向成县进迫。”[8]虽然并不是完全准确，但总算是知道了红二十五军大致的活动地区。而现在将这个信息与读报信息综合研判，党中央也就估计出：“红二十五军已经与陕甘红军实现了会合”!

　　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没错，就在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从俄界向腊子口进军途中的9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已经在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胜利会师了。

　　《大公报》还道出了棲栖在这方土地的人们所面临的水深火热之状：

　　《大公报》1935年7月7日消息：陕西全省九十二县，灾区占三分之二，灾民约达二百余万，均辗转流离无法谋生，诚为空前浩劫。[9]

　　阎锡山也知道，这就是共产党人存在和发展的热土：

　　现社会对于共产党露有大空隙，正如上述，山西除露有此大空隙以外，而有十室九穷农村破产之坏现状，内加上左倾学说及失了统驭的教育。大家想想虽无外来之赤化势力，就是本省的赤化势力，是不是要一天大于一天，无论何人不敢说不是一天大于一天。既是一天大于一天，总有发生危险之一日，今更加以邻省既有赤化的武力.影响于共产党之气焰甚大，共产党之气焰愈高，而坏人之气焰亦愈高，若陕乱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即不堪设想矣。[10]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不正是他们大有可为，登高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之所在么?!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和干部问题，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彭德怀、杨尚昆等与会。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整编方案。会议根据张闻天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11]

　　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撤销团一级编制，改为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红一军改称第一纵队，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大队;红三军改称第二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辖4个大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称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这个时候，陕甘支队仅余8000余人，而且身心疲惫，气氛相当灰暗。

　　同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以他独有的雄辩和魅力，狠狠地给大家振奋了士气重建了信心：

　　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就是阳历10月，自从我们去年离开瑞金，到今天也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进攻，也顶住了天上飞机的轰炸。虽然前头还有数十万国民党军在准备截击我们，蒋介石不顾当前民族危机还想消灭我们，北上抗日的任务仍然艰巨，但蒋介石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了!我们已经摆脱了最困难的环境。有人看不起我们，骂我们是机会主义，但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还有群众支持的根据地。虽然目前我们只有八千多人，人少一点，但个个都是经过考验和煅练的精华，可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队伍小有队伍小的好处，目标小而且作战灵活。我们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的人数还多嘛!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年今日，我们的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会带着五、九军团的同志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来会合，一起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现在民族危机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现在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同志们胜利前进吧。[12]

　　9月23日，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调动敌人向天水集中。毛泽东亲自向一纵队司令部侦察科布置任务：查清从祁山堡、马坞之间直通会宁、静宁的沿途情况，以及左、右两翼敌情;规定调查路线图要于当晚12时以前上报。

　　此后，毛泽东每日都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敌情的任务。

　　这几天里，陕甘支队主力以一天120余里的速度急进，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并于27日占领榜罗镇、通渭城，顺利地通过了敌人渭河封锁线。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常委会议，根据哈达铺获得的“读报信息”和最新掌握的情况，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与当地红军一起，“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9月28日，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与陕甘红军会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讲了五个问题：㈠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㈡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㈢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㈣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㈤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注意扩充新战士。

　　毛泽东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同志会合![13]

　　会后，陕甘支队兵分三路，经通渭向界石铺前进。

　　党中央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几经曲折与磨难，终于由中央红军主力率先贯彻执行。

　　“最黑暗的时期”即将结束，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榜罗镇会议后，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进。

　　9月29日，进占通渭休整两天;10月2日，离开通渭继续北进。

　　行前的10月1日10时，党中央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通报陕甘支队进展情况及相关敌情：

　　朱、徐、张、陈：

　　㈠我们自击破鲁大昌占领哈达铺休息三天后，于二十七日占领通渭县。拟在此休息数天，继续北进。

　　㈡我们现用全力整理部队，因此部队日有进步，物质生活改良，体力亦逐渐恢复，扩大红军正动员中。

　　㈢胡敌集中西固附近，王均第七师在狄道、十二师在岷州，周浑元向武都，于学忠在天水、陇西线，毛、许在静宁、平凉线，均各恐慌万状，踞守不敢出。

　　㈣你们现到何处，是否乘虚进取松潘?若出此道，则你我两军配合更好，盼每逢五日连络一次。

　　林、彭、聂、李

　　十月一号十时于通渭[14]

　　林彪等在通报中提到的各路敌军“均各恐慌万状，踞守不敢出”大体属实，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开始北进时，各路敌军均不知底细，的确是畏缩消极之状，所以在翻越六盘山之前，就没遇到过值得一提的战斗：10月2日，陕甘支队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四师李英部一个连，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东西10余里;3日，毛泽东等率中央机关进驻界石铺;5日，陕甘支队进至隆德县单家集，途经静宁先圣庙时，毛泽东又指挥部队击溃追敌一个营，胜利进抵六盘山麓;6日，毛泽东等率陕甘支队进抵张义铺，当日即与林彪、聂荣臻联名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部署次日行进路线，并拟“选择适当时机、地点与追敌作战”。

　　六盘山位于陕、甘、宁交界地域，主峰海拔2928米，南北走向，逶迤240余公里。为陕北和陇中两个高原的界山，也是渭河、泾河的分水岭，因山路曲折，盘旋六重始达山顶而得名。10月7日，陕甘支队经张义铺、王套，翻越了六盘山垭口(陕甘支队跨越的这个垭口在如今六盘山纪念馆北侧约18公里——六盘山纪念馆所在的垭口是红二十五军翻越的垭口)，进抵固原县的青石咀时，与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骑七师第十九团第一、第三连遭遇。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

　　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第五大队左右包抄，第四大队正面冲击，“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毛泽东还对接受任务的指挥员们说：“我看着你们打!”

　　这话被各级指挥员们传达下去后，红军战士都异常振奋，战斗情绪极度高涨，仅半个小时内解决了战斗，消灭了这两个连的敌军，缴获战马100余匹。

　　陕甘支队用这批战马装备了一个侦察连——这也是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时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回忆说：

　　……自从离开哈达铺以来，毛主席和我们纵队首长一起，总是带着二、四、五这三个大队走在前面，每天的行军、作战、宿营都是毛主席和纵队首长亲自指挥的。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毛主席。[15]

　　眼瞅着非常接近陕甘苏区了，心情很舒畅的毛泽东诗兴大发：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这已经是在给胜利在即的长征打总结了，新的目标已是“缚住苍龙”。

　　这词的确填得够气派!填得够气派的理由是，这当口压根儿就瞅不出这位浪漫诗人有半点儿“缚住苍龙”的可能!更大的可能是这条“苍龙”缚住这位浪漫诗人，而且会把他正带着走的这支衣衫褴褛的落魄队伍碾成粉末!——就在同一天里，这条“苍龙”显然已获悉“赤匪内部分裂，毛匪已带伪一、三军团北窜入甘”[16]的信息，陕甘支队渡过渭水，经榜罗镇从通渭北出之后，他手下的追堵诸将也大致判明了陕甘支队的兵力规模：“不过一万余人，而且冻饿情况相当严重。”[17]——这个夸张了点;“毛匪泽东一股，人有七千余，昨夜由静宁向固原方面行动。奉朱总司令电，令饬向固、海方面堵截，何军长已抵西峰。宾即调集所部，分途出发。”[18]——这个更靠谱。

　　所以，陕甘支队下得六盘山之后，蒋公手下各路追堵人马，追堵得更加积极了。

　　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东北军兵军军长何柱国

　　“率骑兵第三师向毛、彭残匪寻踪，迎头痛击，务期在悦乐镇、洪德城以西全数歼灭，毋纵其通过此线，以期各追击部队会而歼灭之”，“骑兵第七师迅即穷追毛、彭股匪，务于悦乐镇、洪德城之线(线上含)以西歼灭该匪”，“各军不分畛域，不顾一切，速将毛、彭歼灭，毋使其与陕北匪合股为要。”[19]

　　然而，“毛、彭股匪”还是冲过了洪德城。

　　手中有个神奇的军委二局，此间敌情基本都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过了六盘山后，陕甘支队加快了行进步伐，经固原的牛房坪、三岔进入环县境内;13日，随前卫一纵队行动的毛泽东致电率主力跟进的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之间，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箝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20]14日，陕甘支队抢在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和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追兵合击之前，连夜冲过了洪德城——两者时差不过两三个小时。尔后，又经耿湾、木瓜城[21]、牛圈圪坨，于10月18日进抵铁边城。

　　从木瓜城到牛圈圪坨途中，毛泽东在甘、陕两省之间的分水岭上，再一次给中央红军的长征打了个总结：

　　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22]

　　两天后，追将之一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

　　“我各师连日追剿，沿途经匪洗劫，居民逃避一空，给养采购无从，日行数十百里，不得一饱，且时届严寒，棉服亦追发不及，饥寒交迫，疲敝已极，因而卧倒在路旁及落伍者沿途皆是，运输卫生诸设备尤不完备。而残余赤匪已越甘境而达陕北。”[23]

　　10月18日，张闻天在铁边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问题。与会者的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列席者有林彪、聂荣臻、王稼祥、杨尚昆。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

　　入陕作战方针主要是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成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以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24]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等还不知道，保安就是苏区!不仅保安是苏区，吴起镇也是苏区。

　　陕甘支队，已经站在苏区门槛上啦!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是：

　　过去我们决定是要到达一个地区，现在苏区已经就在前边，因此一般地说红军行军的任务已经完成，而这任务愈是接近完成，敌人对付红军的趋势也就“必从追击进至会剿”，而对这种形势，我们的任务是：“应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关于“在陕北创造苏区问题，政治局的同志无一异议”，上一次榜罗镇会议的决定应当批准。[25]

　　10月19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进抵吴起镇时，那就是一个百感交集，喜极而泣啊!

　　多年后，杨成武回忆起来还是那么动情：

　　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

　　我们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列队进入了这个镇子。我们早就听说，吴起镇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名将吴起的功绩而命名的小镇。可是走进镇子一看，除了一条小河，一排古老的窑洞之外，却看不出有什么纪念吴起的古迹，倒是一个窑洞口旁边挂着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我们。

　　啊，原来这里挂的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

　　苏维埃!多么亲切的名字啊，见了她，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可不是，自从去年离开瑞金、于都河，无论在巍巍的雪山上，还是在茫茫的草地上，不管是在怎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都惦念苏维埃。如今，在陕北吴起镇的窑洞门口，终于又见到了这个名字!

　　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同志来了，我们互相祝贺，互诉衷肠。[26]

　　杨成武还是没好意思道出当时他们那般没出息劲儿。

　　——一大堆大老爷们儿，抱着那块“苏维埃”的牌子，痛哭失声!

　　【中央红军陕甘支队青石咀战斗示意图(1935年10月7日)】

　　注 释

　　[1]《毛泽东年谱(上)》第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大公报》1935年7月29日社评《论陕乱》，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消息，《阎锡山于1935年7月22日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转引自《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大公报》1935年7月31日消息，《阎锡山1935年7月29日纪念周报告》，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2～第7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大公报》1935年8月1日消息，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周维仁：《贾拓夫传》第36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7]《大公报》1935年8月1日消息，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1935年8月10日8时于毛儿盖)》，《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19～第6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红二十五军的确于8月3日攻占过甘肃省两当县城，并此间进占过陕西省风县之双石镇(今凤县县城)和甘肃省秦安县城，但未占领过徽县县城。

　　[9]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 《大公报》1935年7月31日消息，《阎锡山1935年7月29日纪念周报告》，转引自《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1935年9月2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张闻天年谱(上)》第26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另，谢、毛二人因故未能成行。

　　[12]《毛泽东年谱(上)》第4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44～第146页，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第2版，以及其他有关老人的回忆综合整理。

　　[13]《毛泽东年谱(上)》第4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14]《林彪等关于我军北进情况及甘南敌情致朱德等电(1935年10月1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第2版。

　　[16]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7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7]向超中：《陇西地区阻击红军记》，《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军将领的回忆(下)》第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另：向超中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

　　[18]《马鸿宾关于堵截红军陕甘支队情况致邵力子电(1935年10月6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第253～第254页，档案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19]《陆军第三十七军追剿朱毛股匪战斗详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第401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电文中“朱总司令”为国民党军西北“鄛总”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

　　[20]《毛泽东年谱(上)》第4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1]木瓜城系古城堡，位于今定边县张崾崄乡冯阳庄村西500米处，仍名木瓜城。

　　[22]《毛泽东年谱(上)》第4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3]《陆军第三十七军追剿朱彭股匪战斗详报》，转引自《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7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24]《毛泽东年谱(上)》第4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5]《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69～第27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26]《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49页，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