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承晋：胶东抗日少年先锋队纪事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组建“胶东抗日救国少年先锋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抗日少年先锋大队”。两支抗日少先队担负不同的使命和任务，隶属不同的建制。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受民间传说的影响，不少研究者多将二者混为一谈。应当澄清历史真相。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省委、东北特支以及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都在胶东地区积极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以烟台为中心，主要集中在学校（中学、女子中学、教会学校以及各地的乡村学校等）。秘密参加党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当时10来岁、20来岁的青少年学生。这是胶东抗日少先队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例如，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1937年“一二•二四”天福山起义前后，烟台第八中学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胶东特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烟台总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高四级学生吕志恒（1911年出生）、柳运广（1918年出生）是特委领导，高五级学生林江（1918年出生）是民先领导，姜茗（1918年出生），王云波（1918年出生）、姜丕之（1920年出生）、徐中夫（1916年出生）、牟惟豫（1923年出生）等，都是当时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或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分子。

　　我的父亲牟闵，原名牟惟豫，曾用名穆敏、牟敏，1923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芝水村（现属烟台市芝罘区芝水街道）。1936年秋天，父亲13岁时，升入烟台中学（原第八中学）高中，是当时年龄最小的高中一年级学生。

　　1937年9月初，民先领导的“烟台中学留烟同学读书会”成立，王云波为会长，我父亲为秘书股长，上百名高初中同学参加，组织歌咏队和话剧队宣传、鼓动抗日，排演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唱“流亡三部曲”、“救国军歌”、“上起刺刀来”等救亡歌曲。我父亲还在我爷爷（牟传薪，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员，时任《东海日报》社长、主笔）的支持下，在《东海日报》出刊了由读书会主办的《号角》副刊，并把《号角》的稿件抄写成大字报，每天夜深人静时，张贴到所城的四个门洞和闹市区的街道上。还协助民先，在保安队和警察中秘密宣传抗日。

　　10月，民先领导人薛次萧（薛峩）介绍父亲秘密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M.G.S.），并要求父亲做好准备，随时跟他一起到农村参加武装起义。

　　二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志孚中学的学生马竞（马镜，1921年出生）、张春钥、宋彦君在民先的安排下，第一批秘密前往参加天福山起义部队。

　　1938年正月初四的凌晨，入侵青岛的日军第五混成旅占领了烟台。薛次萧带领我父亲、志孚中学的学生胡治兴和医生寇秋凯，连夜奔赴天福山。在文登大水泊，找到了起义部队的领导机关，见到了胶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

　　我父亲被编入刚刚成立的三军二大队担任文书兼通讯员，大队长是1935年胶东“一一·四”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于得水（又名林东海，1906年出生），政委是林胡笳（林乎加，1916年出生）。那时，父亲还不到15岁。大队长、政委和领导们都叫他“小牟”，父亲则分别称呼他们“大队长”、“老林”。40多年后，林乎加还是习惯、亲切地叫我父亲“小牟”，叫我“小小牟”。

　　二大队当时只有二、三十人，发展迅猛，没几天就有六七十人了，人多枪少。军政委员会决定向附近几个大乡镇的乡农学校和地主富绅家借枪。部队每到一地，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趁着夜色，有目标地包围那些乡农学校或者有枪户，派人进行谈判，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抗日救亡道理。兵不血刃，先后借到许多不同类型、不同口径的步枪、手枪、猎枪等，武装了部队。我父亲当时是最活跃的抗日宣传员，也是所到各村老少乡亲们喜爱的“孩子王”。

　　正月十三，部队进驻昆嵛山西麓的崔家口，这里曾是“一一•四”暴动之地，当地群众热情地欢迎“红军”回来。父亲见到了先他从烟台到部队的马竞，俩人喜出望外。

　　夜晚，他俩挨在一个地铺上睡觉。马竞兴奋地告诉我父亲，他刚被军政委员会任命为“胶东抗日救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拿出盖有胶东军政委员会大印和理琪主席签署的命令，以及用木头刻的少先队的长条印章给父亲看。当时的“抗日救国少年先锋队”还没有正式队员。马竞信心百倍地告诉我父亲，他打算组织各村的孩子成立少先队、儿童团。他俩彻夜未眠。

　　马竞受命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少年先锋队”以及儿童团，与当时特委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抗日先锋队”，都是各乡各村的地方群众性抗日组织，是非武装建制的民众少先队。其基本任务，是配合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及青抗先、妇抗先宣传抗日和动员民众。

　　前些年，威海市的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发给我一张“胶东人民抗日救国少年先锋队”的旗帜图片，据说，这是他们收集到的马竞亲自设计的队旗。

　　我父亲1941年5月奔赴延安，马竞1943年8月作战时牺牲。少年战友，天各一方。

　　三

　　攻克牟平县城、雷神庙战斗之后，我父亲任二大队的政治助理员。二大队扩大到200多人。不久，同五大队一起，展开在烟台南边的栖霞、福山两县交界的山区，掩护三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西进蓬（莱）黄（县）。二、五大队扩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路”，高嵩任指挥，林胡笳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政治助理员的工作，除了教部队唱歌、学习时事和文化（扫除文盲）外，还向部队驻地及附近村庄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发动群众参军，组织妇救会、少先队、儿童团支援部队。经常同父亲一起做群众工作的有胡治兴、宋彦君、王顾明等，在林胡笳、刘汉等三军总部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她）们学习扭胶东大秧歌、唱秧歌调，并先后排演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新小放牛》等节目，向群众宣传抗日。

　　1938年的清明节刚过，在三军第一路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二、五大队和一支队进攻烟台。4月7日黄昏时分，二大队进抵芝水。我父亲时任二大队秘书兼一路政治部民运股长，向导部队进攻所西门伪警察分局，从通伸岗下插进市区。午夜，二大队、五大队和一支队同时在烟台市的东西两边打响，所西门外的伪警察分局和西沙旺的伪警察所先后被攻克。各路我军在完成袭敌任务后随即撤出战斗。

　　二大队和一支队又于烟台至福山县城的夹河桥设伏。天刚拂晓，一股日军沿烟潍公路向西搜索，先头部队乘坐的两辆汽车首先驶进伏击圈，遭到我军突然袭击。十几名日军还未来得及还击，即被打死打伤，两辆汽车被击中起火，夹河桥也被我军烧毁。我军迅速撤出战斗，利用地形地物，安全地撤到芝阳山下。这次胜利，更加振奋了胶东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胶东各地工农商学、男女老少，纷纷聚集前来，我军迅速扩大。

　　四

　　1938年5月的一天，林胡笳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告诉我父亲，总部决定成立武装的少年先锋队，隶属三军建制，要父亲去任副大队长，并特别叮嘱父亲要和大队长崔敏、政委高铭悦一起做好工作。

　　随着我军的迅速扩大，一些十来岁的少年儿童，最小的才七、八岁，也跟着父兄参加了部队。三军总部决定，仿照红军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组织“少共国际师”的做法，把这些孩子单独编成一支武装建制的部队，执行站岗、放哨和宣传群众的任务，命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抗日少年先锋大队”。为区别于地方民众少先队，一般习惯地称为“武装少先队”，把已有的100多个男女孩子编为三个中队。

　　武装少先队（抗日少年先锋大队）和民众少先队（抗日救国少年先锋队），不是一回事。根本的区别，武装少先队是直属三军总部的正式建制部队，民众少先队是党领导的群众性组织。马竞没有在武装少先队任过职。

　　当时十八岁的崔敏，是武装少先队的大哥哥。他是莱阳人，因为家里贫穷，小时候父母带着他到烟台谋生，不幸先后病故，他被送进恤养院（孤儿院）长大，读了几年书，学会了织袜子、织毛巾的手艺。党的地下工作者将他教育培养成为一名少年共产党员，后来，从烟台出来参加了部队。崔敏圆圆的白晰面庞上总是露着笑容，令人感到朴实、可亲。

　　高铭悦当时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清秀的脸上闪耀着一双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和智慧。他是民先队员，蓬莱人，是从三军二路调来的。

　　我父亲当时还不到15岁，因为在烟台八中参加过几个月的系统军训，分工抓武装少先队的军事训练。记得当时的少先队员有：王虎（于绍生，曾任南京军分区副司令员）、荣梓（江华，曾任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荣模、李平（1988年授中将）、于平等，大多是十来岁的少年。紧张、炽热的军事生活，使这些愿为反抗日寇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男女少年，更加热情奔放，意气风发。

　　我父亲生前看过马竞设计的民众少先队的队旗图片。父亲说，武装少先队的队旗，就是三军总部统一制作的军旗，样式同三军总部的军旗是基本一致的。白色的旗杆套（旗裤）由上到下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行字，旗面上是“抗日少年先锋大队”一排大字。

　　我父亲说，按照三军总部领导的要求，武装少先队以红军时期的《少年先锋队歌》作为军歌。据说，这也是少共国际师的军歌。武装少先队走到哪里，军歌就唱到哪里：

　　走向前进啊

　　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稳着脚步

　　要高举少年的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当时一些活泼调皮的武装少先队员，总是爱扛着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中，故意地将最后一句唱成“我们是崔敏和穆敏的少年先锋队！”

　　六月初，武装少先队奉三军总部命令，由大辛店进驻蓬莱县城，驻进城里的中心小学。蓬莱阁成为经常操练和嬉戏的地方。六月下旬，武装少先队随三军总部移驻黄县石良集，奉命去龙口慰问兄弟部队。

　　不久，党的胶东特委和三军领导机关分开，胶东特委改称“胶东地方工作委员会”留驻黄县，三军总部南下掖县，与三支队会合。武装少先队中一部分年龄较大的男孩子，由崔敏和高铭悦带领跟着总部去了前方，称为“前方少先队”；一些年龄较小的队员留在后方，称为“后方少先队”，父亲任后方少先队大队长，夏戎为指导员。

　　留在后方的队员们成天吵着要上前线。于是，组织决定又让我父亲带着第二批30多名男队员去掖县。他们从黄山馆出发，以战备行军的队形沿着烟潍公路一天急行军100多里，终于到达掖县前方总部，兴高采烈地同前方少先队会合。这时，前方少先队已经接受了三支队的一些孩子，加上我父亲带去的第二批队员，又有上百名队员了。

　　1938年9月18日，胶东三军部队奉命在掖县沙河镇进行整编，正式改番号为“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下辖19、21、25旅，军威大振。

　　武装少先队也整编得更加精干，跟着五支队司令部行动。不久，崔敏、高铭悦和我父亲先后调出。崔敏到19旅主力部队任连指导员；高铭悦调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来去了《抗战报社》工作；我父亲调任21旅政治部救亡室主任。

　　五

　　1938年11月6日，日军会同伪满军赵保原部，在平度大青阳一带与我军激战。是役，我军毙伤敌200余人，自己也伤亡数十人。

　　刚调到战斗部队任连指导员的崔敏，在追击敌人时不幸英勇牺牲，胸部几乎被机枪子弹打烂。傍晚，烈士的遗体运到平（度）掖（县）交界的高望山，我父亲所在部队正驻扎在那里。父亲亲手给崔敏换上一套整洁的军装，同其他同志一起，将崔敏和其他烈士们的遗体一一装殓入棺，掩埋在山坡的松柏丛中。父亲痛哭不已，向自己亲密的少年战友和伙伴崔敏，行了最后的告别军礼。

　　不久，父亲从21旅政治部救亡室调到国防剧团，团长是虞棘（1916年出生，曾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父亲曾在“布袋队”等戏里当过演员。年底，父亲奉命去鲁南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39年11月，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到胶东视察工作，我父亲也随行回到胶东，被分配到胶东《大众报》社工作。在那里，父亲遇见了武装少先队的战友高铭悦，他告诉父亲，前方少先队早已撤销了，后方少先队也改成了“孩子剧团”，由原来的一部分队员和后来由各地参军的一些孩子组成，“胶东青联”（胶东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简称）领导。

　　胶东青联主任林江，是文登下徐村人，原名丛祺滋，是我父亲在烟台八中读书时的高年级学长。学生时期的林江便投身革命，1936年曾是烟台“民先”的领导人之一，抗战爆发后，党派他去延安学习，1938年又从延安回到胶东。在党内，他当时是胶东区党委的青委书记。1942年冬在反“扫荡”中，他不幸牺牲于掖县大泽山区，年仅24岁。

　　1940年4月，我父亲调到青联，先任宣传部专职干事。宣传部原任部长丁方明调走后，林江直接领导宣传工作。我父亲被选为胶东青联执委，并被任命为宣传部的副部长，直接上级就是林江，联系最多的是孩子剧团。

　　当时青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文体部、军事部等部门和孩子剧团。青联的副主任鲁光（1918年出生，曾任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是莱阳人，秘书洪庶是文登人，先后在青联机关工作过的有仲侃伯（1919年出生，曾任山东化工学院党委书记）、张超、王文俗（1917年出生，曾任惠民军分区司令员）、林球、李文耀（1925年出生，曾任国家体委办公厅主任）、赵铎（1915年出生，曾任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祝即吾、鲁继声、丁方明（1921年出生，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等同志。

　　孩子剧团的团长为王顾明（女，曾任浙江省文化局长），副团长为滕中勤（沈西牧，曾任大连市文化局副局长），指导员王文俗。团员有李平（1925年出生，曾任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副政委）、于平、于江（所云平，1928年出生，曾任总政话剧团团长）、于乃昌（1927年出生，曾任南京政治学院院长）、徐非光（1929年出生，曾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李恕（曾任解放军画报社副社长）、王哲南（1926年出生，曾任湖北黄石市委书记）、刘光礼（女）、宋光华（女）、木列儿（女）、赵华（江新蓉，女，1927年出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菊（女）、吕广（女）、张志永（女）、陈志昂（1927年出生，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助理兼文艺部主任）、丁宁、宋钢夫、王广汉、曲方明（曲汉，1922年出生，曾任中央党校教授）等三四十个男女孩子。

　　我父亲负责办一份两张蜡纸版面的油印小报《胶东青年》，自己编辑，自己刻写蜡纸，同志们帮助油印。印好的小报通过各地县青联和区村的“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分发下去，深受青年的欢迎。

　　为了对敌占区宣传的需要，还另外编印一份名为《团结》的小报，通过地下组织，秘密寄往敌占区城市。

　　我父亲当时17岁。孩子剧团是父亲的主要帮手，也是父亲最亲近的青少年朋友和战友。日伪军“扫荡”最紧张的时候，青联机关和孩子剧团曾掩藏到招远和龙口交界的玲珑金矿，和工人们一道敲、碾矿石，等“扫荡”的敌人退走，才又回到根据地。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父亲和孩子剧团的青少年们相熟相亲，一起唱歌，一起欢乐，一起擀面烙饼、压面条，几十个兄弟姐妹亲如一个大家庭，人人精神愉快、饱满。战争环境，不能洗澡，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大家身上都生了虱子。我父亲、李文耀和孩子剧团的一些团员生了疥疮，起初用土办法治，总也治不好，后来找了个农村“郎中”，给每个患者打了一针（据说是牛奶或羊奶制的针剂），疥疮竟好了。

　　当年秋天，参加山东人民各界代表大会的胶东代表团从鲁南回来，我父亲创作了一首《欢迎曲》，孩子剧团在欢迎会上唱出：

　　长途跋涉，辛苦了同志们！

　　新春正月，你们衔着重大的使命，

　　离开了胶东。

　　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穿过了顽占区，

　　千辛万苦为革命，你们真英勇！

　　如今你们回到胶东，亲爱的同志们，

　　胶东人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孩子剧团的小指挥（当时13岁）陈志昂，后来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曾组织重唱了《欢迎曲》，并录制了光盘。

　　父亲还以歌曲联唱的形式，为孩子剧团创作了一个小型歌舞剧《建设新胶东》。当父亲离开胶东时，把多次修改过的剧本交给了林江，把对故乡的眷恋之情留给了故乡的战友们。

　　六

　　1941年5月下旬，我父亲同区党委直属单位及东、南、西、北四个地区选送的200多名青年干部一起，离开了胶东，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与青联和孩子剧团的同志们、伙伴们依依惜别。李文耀将自己仅有的一条灰色棉毯一剪为二，送给父亲带走一半。纯真的同志心、战友情，令父亲一生难忘。1942年，孩子剧团改编为胶东大众剧团。

　　武装少先队政委高铭悦建国后曾在北京市园林局工作。后方武装少先队指导员夏戎建国后曾在四川省农委工作。当年不怕牺牲、不怕艰苦、坚决抗日、浴血奋斗的少先队员，都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鞠躬尽瘁。孩子剧团当年的“孩子”们，后来也都成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当了将军，有的成了戏剧艺术家、作家，也作古久矣。

　　无论武装少先队，还是民众少先队，都是我党我军胶东抗日革命历史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坚强力量，都是中国少年面对外侮和侵略不屈不挠的光辉见证，都是中华民族长江后浪推前浪永远的骄傲和榜样！

　　【2021年5月31日，据牟闵回忆录及口述再次修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