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与“南陈北李”的交往

　　所谓“南陈北李”，是指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1919年6月11日晩，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遭北洋政府逮捕入狱。这件事引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要求保释陈独秀。98天后的9月16日，陈独秀取保获释。1920年2月，李大钊为防止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再遭拘捕，亲自护送他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了相对安全的南方。在由北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共同商议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从而为党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那么，作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后与“南陈北李”有过怎样的交往呢？值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特把毛泽东与“南陈北李”的交往概述如下，权当纪念之。

　　党的一大召开前：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时，“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编入该校预科一班学习。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先被编入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八班读书。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1918年6月，随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间的临近，毛泽东面临着道路选择。恰在这时，不久前从长沙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老师杨昌济从北京来信，传回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等人，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口号，倡导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接到信后，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赴北京筹备。6月23日，蔡和森离开长沙。到北京后，他连续给毛泽东写信，告知在京接洽情况，希望毛泽东尽快赴京。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25名青年，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随即改乘火车，于8月19日抵达北京。刚到北京，毛泽东即前往位于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十五号的“板仓杨寓”，拜访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要么留在北京大学读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暂时住在自己家里。

　　来到北京后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请老师杨昌济帮助寻求一份工作。当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李大钊一口应承：“好，好，你请他来。”翌日，杨昌济便领着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并说：“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毛泽东默默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曾与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李大钊的主要助手张申府登记过图书目录等。而此时的李大钊，不仅热诚地称赞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而且与《新青年》杂志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旨在及时发表评论时政文章的周报《每周评论》，并注意收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图书、报刊及有关资料，开始着手进行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与李大钊结识，并在他身边工作，不可能不受到他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的影响。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回忆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以上见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七号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重，他“不得不赶回服侍”。再则，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准备启程出洋。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南京，14日抵达上海，17日送别了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停留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其中有三四个月和李大钊共事。由于勤奋敬业、谦虚好学，毛泽东深得李大钊的器重，他不仅与李大钊经常接触，还阅读了很多当时的新书。

　　1919年4月，回到长沙的毛泽东经省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周世钊的引荐，到长沙修业小学高小部当历史教员。此间，毛泽东在教好课的同时，还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活动上。5月25日，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任文牍股干事。后来被李大钊称为全国“最有分量，最有见解”的由毛泽东任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就是毛泽东在修业小学教书期间创办的。7月14日，其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该刊办至8月中旬，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共出版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9月，毛泽东开始主编从第七期起的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出版的周刊《新湖南》，出至第十期被张敬尧查封。11月8日，毛泽东被1915年9月1日在长沙创刊的《大公报》（日报）聘为该报馆外撰述员，并由此开始为该报撰稿。12月初，毛泽东（修业小学教师代表）同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联在长沙开会，决定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作请愿活动。12月18日，毛泽东任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驱张代表团一百多人到达北京。到北京后，毛泽东住在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一个喇嘛庙中，不但组织了七次请愿活动，而且为扩大驱张宣传还于22日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并亲自担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京、津、沪、汉等地。这次毛泽东在北京停留了又有将近半年的时间。这次来北京，毛泽东第一个想见到的是李大钊。李大钊见到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他正在筹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有关情况，并介绍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希望毛泽东好好研读。李大钊还同毛泽东商谈了关于组织青年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随后李大钊还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热心引荐下，毛泽东有幸结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刚刚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在北京，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他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在福湘女中找到了已从北京回长沙读书的杨开慧（其父杨昌济已在北京病逝）。离别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这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举行了婚礼。

　　党的一大召开前：陈独秀交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17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繁体字“毛澤東”笔划加起来为二十八画）为笔名，在4月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这是迄今发现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但那次并没有与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新青年》杂志主编的陈独秀见面，是陈独秀独具慧眼从众多邮寄的来稿中筛选出来发表的。因为《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毛泽东办公的报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因为陈独秀已经知道了他面前的这位青年人，就是曾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的“二十八画生”，有了这种渊源，毛泽东拜访陈独秀也就没有障碍了，而毛泽东的谦虚诚恳态度，也给陈独秀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陈独秀当时就夸奖说，你那文章写得好，特别是“盖天地惟动而已”这观点有创见。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当他回到“板仓杨寓”后，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的1936年，在陕北的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曾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1920年1月初的一天，当毛泽东知道了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已被保释正在家养病的消息后，便前去探望。在此之前，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等人就曾为营救陈独秀大造舆论。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可见此时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之至。这次探望，毛泽东与陈独秀交谈了什么，没有史料记载。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再次从北京乘火车去上海。此行一方面是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驱张运动。沿途，毛泽东用二十多天时间考察了各地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于5月5日抵达上海。毛泽东到上海后住在由新民学会出面租住的哈同路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5月8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此次在上海，毛泽东多次拜访居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其时，陈独秀已将《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至上海编印发行，正与共产国际代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寓所，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在北京大学深受李大钊演讲和文章的影响、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会；陈独秀则讲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酝酿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的计划。他们坦诚交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商议筹划“改造湖南联盟”计划。在离开上海前，毛泽东又一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同陈独秀告别。陈独秀交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便于他们开展工作，陈独秀还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上海机器工会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答应给他寄去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陈独秀满怀期待地对毛泽东说：“你们的计划若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1936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6月11日，“驱张运动”告捷，张敬尧逃离湖南。7月5日毛泽东离开上海，7月7日，毛泽东由上海经武汉回到长沙。7月27日，参加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起草了会章，当选为文牍干事。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会上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正式开业。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书社特别交涉员。（因该书社主要销售马克思主义书刊，1927年8月7日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下令查封）9月，由他的老师，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当时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易培基举荐，毛泽东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主事（校长）。9月16日，毛泽东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人筹备的“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的“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在成立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干事。1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彭平之等6人在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了名，成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的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通知后，向当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易培基请了假，于6月29日，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小火轮到武汉，再转乘长江轮船前往上海，于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后，入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事先安排好的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参加了党的一大并担任大会记录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故没有参加党的一大。8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易礼容在长沙市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处砖木结构的房子（现长沙市八一路538号）给公开身份是“教员”的毛泽东居住。10月10日，毛泽东在长沙首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并任书记。杨开慧及母亲向振熙就从老家板仓村来此协助毛泽东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至此，毛泽东辞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的职务，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党的一大召开后：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李大钊与毛泽东默契配合，并肩战斗

　　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6月，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于6月12日至2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起改称“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五届一中全会改称“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当时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的李大钊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与李大钊再度相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李大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与李大钊有一次比较默契的配合。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李大钊率先驳斥，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在大会气氛有利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从而使方瑞麟的提案被轻易否决。会后，李大钊主要负责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担起负责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重任。后来，为促成国共合作作出卓越贡献的李大钊再也没有南下，而在国共合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毛泽东亦再未北上，这使两人直至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没能再见上一面。

　　后来，毛泽东在讲话或谈论中，曾多次说到建党前后的李大钊：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六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联系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老一辈革命家成长的历史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见1981年7月16日《光明日报》）194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赶往北平。当行进的队伍快到北平时，毛泽东远远地看到古都城垣，十分激动，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党的一大召开后：陈独秀专门调毛泽东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二人共担重任

　　1923年1月，在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忙于着手筹备党的三大的工作，决定调毛泽东来上海中共中央工作。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来到上海，来到陈独秀身边工作。6月下旬，党的三大在广州结束。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局秘书。按照“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规定，从这时起，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在中央工作，开始了一起共事的日子。毛泽东与陈独秀有了实质的接触。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毛泽东和陈独秀同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陈独秀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也很多，现举两例对陈独秀在建党前后的评价：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