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麦卡锡主义时代“紫色恐慌”的历史考察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造成美国社会与政坛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史学家称之为“红色恐慌”。与“红色恐慌”一样臭名昭著的还有“紫色恐慌”，在“紫色恐慌”中，美国联邦政府和军队中的同性恋者遭到调查、解雇甚至逮捕。“紫色恐慌”蔓延到美国社会，加剧了美国社会歧视甚至仇视同性恋者的倾向。“紫色恐慌”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和历史背景，产生的危害不可低估。“紫色恐慌”揭示出美国政治虚伪与黑暗的一面：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牺牲同性恋弱势群体的人权，让他们成为麦卡锡主义时代最大的牺牲品。

　　1950—1954年，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一系列指控、调查和迫害“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造成美国社会与政坛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史学家称之为“红色恐慌”（Red Scare），那段特别的历史时期被冠以“麦卡锡主义时代”。在麦卡锡主义时代，麦卡锡及其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工作人员，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超越法律之上，对他们怀疑的一切人，任意调查，恶意中伤、抹黑，给国家和受害人造成悲剧。

　　在这些被怀疑、调查和迫害的受害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性恋者或疑似同性恋者。在冷战初期，美国国内保守派指控，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是同性恋者的天堂，联邦机构内存在“同性恋政治阴谋小集团”，它同共产主义一样威胁着美国。因此，在联邦联邦政府以及内部安全机构支持下，保守派疯狂整肃联邦政府和军队中的同性恋者，并波及美国社会，从而造成了与“红色恐慌”一样臭名昭著的“紫色恐慌”（Lavender Scare）。由于同性恋荒唐地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风险”之一，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和军队服役的同性恋者因此大量遭到调查、解雇甚至逮捕。“紫色恐慌”蔓延到美国社会，加剧了美国社会歧视甚至仇视同性恋者的倾向，在美国社会所造成的长期伤害并不逊于“红色恐慌”所造成的伤害。

　　在国内外学界，“红色恐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和“红色恐慌”研究相比，美国学界对“紫色恐慌”研究不多，中国学界鲜有人提及，正如美国前参议员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所言：“麦卡锡主义时代所谓的‘红色恐慌’已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然而，对那个时代同性恋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关注却非常少……”

　　一、冷战、“红色恐慌”与“紫色恐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之间陷入全面冷战。从1948年起，美国的冷战政策接二连三遭受重创。从1948年的欧洲捷克二月事件、柏林危机到1949年的苏联核爆炸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美国统治集团的高度焦虑与恐慌，导致美国内政外交出现重大调整。美国统治集团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非常担心红色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美国。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必须加强联邦政府核心部门以及军队的抗渗透能力，必须确保联邦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军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早在二战结束没多久的1947年3月22日，杜鲁门总统颁布《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公务员对国家绝对忠诚，在联邦政府内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了严格执行杜鲁门总统的“忠诚令”，美国参议院开始着手在美国国务院等核心部门清查那些不忠诚的员工。

　　随着冷战政策的接连失败，共和党政客把矛头指向执政的民主党，把美国的一系列失败归咎于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以及“政府里有共产党人”。1950年2月9日，默默无名的参议员麦卡锡在弗吉尼亚惠灵市突然抛出所谓的“205人共产党人名单”，他大放厥词，指责共产党人混入了美国国务院，并危言耸听地说名单上的人至今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由于美国国务院是冷战最前线，名单一出，全国顿时大哗。然而，这所谓的205人共产党人名单本来就子虚乌有，就连麦卡锡本人也无法确定，他一再修订、变更这份名单上的共产党人数目。为了“坐实”自己的指控以及利用这份名单打击民主党，麦卡锡等政客绞尽脑汁，于是，他们盯上了美国外交队伍里一群特定的弱势群体——同性恋者。为什么要让这些人做替罪羊呢？原因如下：首先，同性恋者本身就不符合美国文官委员会（U．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的用人标准。联邦政府一直要求联邦雇员具有优秀的品德，从历史传统来说，同性恋者一直被排斥在外。美国联邦政府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指导各联邦机构拒绝一些特殊申请者进入联邦政府工作。早在1941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就发布规则，把那些有“犯罪行为以及做过伤风败俗的、不可靠的、道德败坏的和非常可耻行为”（criminal，infamous，dishonest，immoral，or notoriously disgraceful conduct）员工开除出联邦雇员队伍。其次，和抓捕美国共产党员相比，同性恋者更容易抓捕。迅速查出共产党人和对国家不忠之人，这个任务几乎无法完成，因为“某人对国家是否具有不忠的倾向，从外表上无法判断，无法根据外在的体貌特征而把某人从政府部门赶走，不像征兵，可以根据一些体貌特征，如平足、钩虫病或梅毒等，拒绝某些人进入军队。美国国务院面临着如何把公务员队伍中风险人物驱逐出去的压力。由于当时雇员都是清一色白人，使得这项任务更加困难”。麦卡锡既然不能嫁祸于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只能嫁祸于白人同性恋者。最后，在当时美国社会，同性恋者普遍不受欢迎，就连当时最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都支持联邦政府把同性恋者赶出联邦雇员队伍。在麦卡锡看来，同性恋者等同于共产党人，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构成美国“安全风险”。麦卡锡最后罗列了“81宗忠诚风险”案例。他对每个案例进行评估、甄别与考察，其中第14号和62号涉案当事人具有同性恋倾向。第14号案例涉及到一位男翻译，他和其他同性恋者交往很深，他们不仅是同性恋者，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属于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Yong Communist League）的成员；而第62号案例涉及一群同性恋联邦政府雇员。麦卡锡等人坚信：同性恋和共产主义紧密关联或者同性恋群体中很多人就是共产党人，因此，冷战伊始，“红色恐慌”的边缘就被镀上一层薰衣草（紫）色。

　　在以麦卡锡为首的共和党人的猛烈攻势面前，以杜鲁门为首的民主党政府为了避免留下“对共产党过软”的把柄，也努力表现他们的反共狂热，于是也把矛头指向同性恋者。麦卡锡和杜鲁门政府似乎达成了以下默契：反同性恋就是反共产主义的一部分。1950年2月28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接受国会质询时这样界定国家“安全风险”：任何人从事间谍、泄漏保密信息、参加共产党或纳粹组织都可以被视为安全风险；同性恋当然也包括在“安全风险”范围之内。副国务卿约翰·普里福伊（John Peurifoy）甚至在国会承认：他手中掌握了91人的可疑名单，其中大部分人是同性恋，并已遭到解雇。副国务卿的“坦白”似乎坐实了麦卡锡的指控，即同性恋和共产主义关系密切，它们都是美国“安全风险”。三天后的1950年3月31日，共和党参议员亚瑟·米勒（Arthur L．Miller）在参议院一般辩论中突然掺入一个修正案，禁止同性恋者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务院。米勒认为，同性恋就像“骨架上挂着散发恶臭的皮肤”一样，令人恶心，它严重威胁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估计在首都华盛顿生活了大约5000—6000名同性恋者，其中75%在联邦政府工作。他甚至认为，美国国务院“91名同性恋者”恰恰证明了民主党杜鲁门政府“堕落腐败”，有理由担心“性变态者”已充斥了整个联邦政府。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Guy Gabrielson）甚至向全美各地数万名共和党党工发出内部通告，警告他们要提防“这些性变态的人……最近几年他们已经渗透到我们政府内部”，他们“实际上和共产党人一样具有危险性”……在以麦卡锡为首的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攻击下，美国联邦政府和军事单位不仅笼罩在“红色恐慌”中，而且也笼罩在“紫色恐慌”中，很多员工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艾森豪威尔他上台后，变本加厉地执行“紫色恐慌”政策。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颁布《10450号行政命令》，取代了杜鲁门总统的《9835号行政命令》。和《9835号行政命令》相比，《10450号行政命令》有以下两点不同：一是强调调查所有联邦雇员的思想品德。该行政命令第八部分第三条规定，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可以对联邦机构内存在的“任何犯罪行为，伤风败俗、不诚实及不道德或者彰明昭著的可耻行为，习惯性酗酒、沉湎吸毒、性变态”人员进行调查。二是《9835号行政命令》重点适用于美国国务院和军事部门，而《10450号行政命令》则拓展到联邦政府所有雇员，尤其是军事部门。随着冷战的升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行政命令扩大了反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助推了反同性恋运动。

　　由于麦卡锡在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自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麦卡锡被委以重任。但是，麦卡锡居功自傲，飞扬跋扈，攻击完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后，又开始攻击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很多政府高官都成为他诽谤中伤的对象，后来发展到大肆在军队中搞忠诚调查。然而，美国统治集团不能再容忍麦卡锡胡作非为，最终把麦卡锡赶下了政坛。

　　二、“紫色恐慌”产生历史原因与背景

　　麦卡锡主义既是一场闹剧，又是一场悲剧。麦卡锡为了反共的政治需要，为了达到肃清共产党人的预期目标，利用当时人们存在的“恐同症”（homophobia）心理，把同性恋和共产党联系起来，把同性恋者视为共产党人，大肆迫害同性恋者，因此“同性恋者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替罪羊”。

　　自人类诞生那天起同性恋就已存在，同性恋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例。[iv]在人类漫长历史过程中，特别中世纪以来，同性恋者一直被主流文明排斥，长期遭受迫害，美国当然也不例外。随着19世纪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为独立自主的个人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情感和亲密关系也更多地进入个人选择的范围，同性恋者在一种新的象征秩序中获得结识和认同的身份感”。美国开始形成同性恋亚文化的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同性恋亚文化逐渐发展，以纽约市、洛杉矶市和旧金山市为中心形成了密集的同性恋社区。然而，同性恋亚文化形成不意味着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容忍、接纳同性恋者，美国社会依旧普遍存在着“恐同症”。囿于当时科技水平和传统的道德伦理，同性恋者往往被视为“性变态”，他们被烙上“异类”的标签，和“大脑有病”、“有犯罪的疯狂”、“道德败坏”那些人一样，被列为不受欢迎的病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各州对同性恋管制非常严格，很多州有一套完整的刑事法律管制同性恋行为，这些州法“禁止鸡奸、公开淫乱以及其他伤风败俗的行为，这些州法无疑都适用于同性恋，直到1946年，美国每个州都有这样的法律”。直到2003年，美国才真正废除同性性行为禁令，实现同性恋“去罪化”。

　　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遏制住同性恋亚文化的发展，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由于美国内外时局的变化，美国同性恋亚文化却蓬勃发展。首先，一战之后，美国文官制度日趋完善，联邦政府机构体系迅速扩张，特别是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机构增加很多。“1930年—1950年，首都华盛顿人口增加2倍，联邦政府机构增加4倍，导致联邦政府机构选聘文官时相对宽松自由。”在这一背景下，有一些同性恋者进入国务院、国防部等联邦政府部门工作，在联邦政府内部同性恋亚文化因此也蓬勃发展。有学者认为，正是联邦政府官僚化，机构变得臃肿，“联邦机构成为反常的人的天堂……在这股可怕的潮流之下，同性恋者很自然地混入了联邦雇员队伍中”。其次，由于第二世界大战美国人力资源相对紧张，导致对联邦政府机构的同性恋者监管并不严格。甚至在二战期间，因为具有同性恋倾向而被拒绝入伍的人也不多。尽管当时已经建立相关制度防范同性恋者进入军事部门，但是这些制度“漏洞百出”，再加上当时作战部队人员紧缺，事实上美国近1800万人体检中只有4000—5000人因为具有同性恋倾向而被拒绝入伍。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全社会动员起来，颠覆人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方式，大量男女处于非家庭状态，“促发了人们放弃传统的神圣的性别意识和角色，加快了战后都市同性恋亚文化的形成”。709在二战这段特殊的时期，美国同性恋者数量进一步增加，同性恋亚文化进一步发展；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氛围使得同性恋这类国内社会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乃至美国社会并不认为国务院存在同性恋问题。当时的美国大众甚至认为，国务院由一群出身富有、毕业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组成，形象健康，只是偶尔可能觉得他们中有部分人粉脂气很足。194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舆论研究室曾做过调查，结果发现舆论对国务院工作人员持肯定态度，大约77%的被采访者赞同美国的外交服务部门工作很出色。所有这些和同性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性取向、性行为或者“道德问题”之类，并不是当时人们所投诉和关注的对象。

　　然而，冷战开始后，由于国际冷战、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同性恋和共产主义“捆绑”在一起，同性恋者被臆想为性格阴柔，易受控他人，易背叛国家，是国家的“安全风险”，政客们在麦卡锡主义的熏陶下开始正式地、处心积虑地在政治上迫害同性恋者。同性恋者进入麦卡锡的视野，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乃至西欧国家同性恋者中的确有部分人是共产党员，其中有的人还充当了苏联间谍。例如，1948年，美国《时代》杂志编辑兼作家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坦承，他曾是同性恋者，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做过苏联间谍，后来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1951年曝光的英国人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和罗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不仅是同性恋者而且充当苏联间谍。所有这些个案都被麦卡锡等人串联起来去“印证”同性恋者、共产党人以及叛国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联。另外，麦卡锡等人发现，美国一些同性恋社团组织和美国共产党也存在某种关联。例如，成立于1950年的美国第一个同性恋组织“玛特欣协会”（Mattachine Society）的三个创办人哈利·海伊（Harry Hay）、查克·罗兰（Chuck Rowland）和罗伯特·赫尔（Robert Hull）都曾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二战期间，他们在美国策划发动过美国左翼运动和工会活动并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这个协会采用了美国共产党类似的组织架构进行秘密活动，发展同性恋者入会。尽管哈利·海伊等人创立该社团时已不是美国共产党员，该社团纯粹就是一个同性恋社团，从未进行过颠覆美国的活动，但是，麦卡锡等人全然不顾事实，依旧把该社团和美国共产党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很多政客患了严重的狂想症，总是担心共产主义的渗透，随时会对美国发动攻击。

　　其次，在长期的“恐同症”氛围中，同性恋者不断被丑化、遭受一系列污名化。麦卡锡等人错误地认为，同性恋者性情柔弱，意志薄弱，最易受到国内颠覆者教唆，出卖国家利益。麦卡锡等人认为：“同性恋者和美国共产党人有很多相似的特质：包括道德腐败、心理发育不全、有能力混在普通美国人中不易察觉；更重要的是，同性恋者和共产党人都是‘被奴役’的对象：同性恋者被自己对另一个男人的激情所奴役，而共产党人容易受到苏联主子的奴役；不论是同性恋者还是美国共产党人都缺乏男性自主性（masculine autonomy），没有男性自主性如何能确保对国家忠诚？”1106麦卡锡等人的逻辑是：预设同性恋者由于性格缺陷变得无比懦弱，易受到敌对势力的敲诈勒索，因此出卖国家，这又加深了人们的战后“恐同症”，而“恐同症”反过来又加深了同性恋者懦弱的印象。只要把潜在的不忠诚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同性恋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差别就模糊了，麦卡锡用“美国战后文化和政治的内在逻辑”一套说辞把共产党人和同性恋性变态混为一谈。

　　二战后的美国，俨然成为“西方文明的火炬手”。美国人要的是高度发达的文明而不是腐朽堕落的文明。显然，美国同性恋文化严重偏离了美国建设西方高度文明的轨道，同性恋文化严重抹黑了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火炬手”的光辉形象。这是“紫色恐慌”产生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在冷战时期，打压同性恋文化显得非常必要。“‘紫色恐慌’不仅反映了谁将控制美帝国未来的一场战斗，而且也反映了美国对它的现状、对它的文明感到不安。根植于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美国人非常害怕战后道德的沉沦。”保守的政客错误地认为，同性恋会摧毁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例如，1971年，尼克松就曾把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灭亡归咎于同性恋，他非常担心同性恋文化会毁掉强大的美国。他说：“大体上，同性恋、吸毒、无道德行为等等都是我们富强社会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和一些左翼分子要积极推动这些。他们试图毁掉我们的文明。”麦卡锡主义尽管过去近20年，美国社会风云变迁，经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但是，尼克松依旧把同性恋、社会腐化堕落和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另外，为了领导西方同强大的苏联对抗，美国努力要表现出强汉的模样。他们认为，在冷战中，美国人（尤其是政治领导人）应该是铮铮铁骨、刚毅坚强。如果美国表现出阴柔懦弱，缺少男人气概会损害美国的世界地位，威胁到美国国家道德的基础。因此，在冷战背景下，迫害同性恋者成为一项伟大的使命，关系到东西方制度竞赛、文明的发展以及美国的领导力，反同性恋和反共产主义在冷战中殊途同归。

　　三、“紫色恐慌”的危害与历史影响

　　麦卡锡主义时代的“紫色恐慌”对美国历史影响深远，它并没有随着麦卡锡的垮台以及“红色恐慌”的消失而寿终正寝，“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上百万人都受到波及”，它不仅极大地伤害了美国同性恋等性弱势群体，也损害了美国的民主与法制，但同时也助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

　　首先，“紫色恐慌”加剧了美国战后的“恐同症”，联邦政府内和军队里的同性恋者首当其冲遭到调查、被迫辞职甚至逮捕。从1947年1月到1950年4月，针对性变态问题，联邦政府调查了了192名联邦员工。在接下来的7个月中，共有382名联邦职员接受政府审查，其中大部分人被解雇或勒令辞职。1947年1月至1950年4月，每个月平均有5个同性恋者从联邦公务员队伍中被清理出去，而1950年4月到11月短短7个月中，每个月被清理的同性恋人数平均达到60人，然后每月保持两位数的水平一直持续到1955年。1950年后，同性恋者在联邦政府求职困难重重，1947年到1950年，因为“曾有同性恋记录或其他性变态”等原因联邦政府拒绝了1700人的工作申请。同样，美国军队也大力整肃同性恋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平均每年有2000名军人因为同性恋而遭受军事指控。从1950年起，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开始针对政府雇员在全美各地进行调查，甚至可以基于同性恋等“道德问题”实施逮捕。1952年，艾森豪威尔行政命令颁布后的两年内，因为“档案信息显示他们性变态”，超过800名联邦员工被迫辞职或者终止工作……

　　其次，“紫色恐慌”导致反同性恋运动扩大化，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波动和恐慌。事实上，在社会层面，媒体和公众更加害怕道德败坏的“性变态者”而非联邦政府内的共产党人。例如，麦卡锡“205人名单”曝光后，引起社会极大恐慌，公众感到没有安全感，大约25000封寄给麦卡锡的信经初步筛选后发现，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关注“红色渗透”，而余下的四分之三人则“表达了对这些性变态者的愤慨”。随着反共产主义力度的加大，“紫色恐慌”逐渐向其他领域蔓延。1950年之后的几年中，麦卡锡和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共产党运动，而且在兵工厂、“美国之音”等新闻机构、驻外机构、联邦政府印刷局等等要害部门大肆调查。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外交官、教授、作家、工人领袖以及其他进步社团领导人遭受任意诘问与调查，与此同时，成千上万被怀疑有同性恋倾向的人遭受调查、质询，他们被政府和私人企业主解聘。由于联邦政府和私有企业主分享同性恋者相关信息，“这导致一个人由于同性恋或者性变态遭到联邦机构指控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上了私人企业主的黑名单”。一些同性恋者被政府驱逐之后，难以找到工作，生活难以为继，有些人甚至不堪屈辱和生活压力而自杀。同样，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开始排斥同性恋者进入美国。1950年，美国由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Patrick McCarran）领导的参议院移民委员会重新起草了《麦卡伦法案》，该法案重点把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颠覆分子”排除在国门之外，该法案也排除所有“倍受精神病折磨的人、同性恋者或性变态者”进入美国。“紫色恐慌”在美国下层社会发酵、蔓延，很多人被卷入无端的调查甚至被逮捕。以1955年—1957年爱达荷州“博伊西同性恋丑闻事件”（Boise Homosexuality Scandal）为例，在该事件中，首府博伊西市的反同性恋运动被人为扩大化，被怀疑为同性恋的人受到有组织的打击和逮捕。在该事件中，大约1472名男性遭到调查，16人面临指控，其中15人被宣判从缓刑到终身监禁不等的刑罚。在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城，这个数字耸人听闻。

　　最后，“紫色恐慌”毒化了美国政坛生态，即政敌之间利用性污点或性丑闻相互抹黑。1952年之后，麦卡锡在党内外四处树敌，开始遭到政敌的抹黑与打击。麦卡锡的政敌为了把他赶下政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控麦卡锡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和男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以及大卫·沙因（David Schine）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性恋关系，顿时谣言四起。[vii]当时美国的政治生态是，“不管是自由派政客还是保守派政客，相互利用同性恋议题抹黑、丑化对手”。美国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和诡异，不管麦卡锡、科恩还是沙因是否是同性恋者，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他们的政敌把他们打入同性恋的行列，然后又让他们“出柜”出丑，对其抹黑、污名化。一直独身的麦卡锡战战兢兢，他赶快结婚并收养一个女孩，但终究回天乏术，“麦卡锡的性道德污点使得麦卡锡作为爱国者的化身轰然倒塌”，他的政治生命很快结束了，并于1957年匆匆死去，最终沦为清洗同性恋者运动的牺牲品。麦卡锡的垮掉说明了美国政治生态的险恶，麦卡锡性丑闻开了一个坏头，性隐私可以成为两党政治斗争的一张王牌，学界称之为“性麦卡锡主义”（Sex McCarthysism），即为了打垮政敌，调查政敌私生活，发现、搜罗或甚至炮制性污点，然后把性隐私放到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抹杀政敌的人格，从而达到抹黑政敌的目的。“性麦卡锡主义”至今依旧笼罩美国政坛。

　　“紫色恐慌”对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残酷迫害同性恋者导致了美国同性恋者的激烈反抗。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同性恋者也乘着这股东风，走上抗争之路，经过一系列就业歧视诉讼案件的审判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同性恋者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相继赢得就业歧视案件的胜利。1969年6月27日，纽约发生的同性恋者对抗警察的“石墙暴动”被认为是美国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的迫害性弱势群体的实例，也是美国乃至世界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从那时起，同性恋权利运动为拥有“同性恋公民”所应有的权利而不停斗争，通过他们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战果：20世纪70年代全面禁止联邦政府部门在就业中歧视同性恋者。1975年，美国文官委员会最终宣布把某些“不道德行为”（immoral conduct）从联邦雇员行为考核目录中删除，在“评估性行为时，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采用了相同的标准”。1994年，克林顿签署《13087号行政命令》，要求在考评雇佣时把性倾向排除在外。2009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备忘录，承诺给予同性恋者应有的福利待遇，消除歧视，并代表美国政府对以著名的同性恋活动家弗兰克·卡曼尼（Frank Kameny）为代表的同性恋者进行了道歉，1957年，联邦政府指控卡曼尼“性变态”并解雇了他。

　　“紫色恐慌”对同性恋者所造成的不公正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所遭受的苦难。这两起事件具有很多相似点，在缺乏足够的颠覆国家的证据与法律程序的条件下，臆想某些弱势群体可能颠覆国家，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联邦政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肆迫害这些弱势群体，稳步推进侵犯人权的政策，给他们带来了严重后果，致使他们成为了时代的替罪羊。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