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三次战略性建议，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粟裕第一次进入高层视野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10月，他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大战，是役，他消灭的敌人比自己的兵力还多。惊讶之余，毛泽东富有远见地评价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以后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马。”

　　毛泽东没有看错人。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威名大震。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兵后，毛泽东明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正司令在位的情况下，把战役指挥权交给副司令，这不仅在我军历史上是唯一的，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罕见。粟裕不辱使命，相继成功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1948年5月，粟裕被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成为华东战区最高指挥员独当一面，旋即又指挥了豫东和济南战役。之后的淮海战役是粟裕的巅峰之作。

　　在粟裕成功的多种因素中，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颇具公心与战略眼光。

　　“立德”：功名为下，公心为上

　　关于粟裕淡泊名利、功名为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两让司令”。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华中局建议由粟裕留华中任司令，1945年10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同意。粟裕收到复电后，当日即电呈中共中央表示“不胜惶恐”，他推举张鼎丞为军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并指出这样安排“更有利于今后工作”，因为“（张鼎丞）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之能及”，况且张鼎丞资历也比自己高。粟裕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顾全大局。在中央军委任职命令已经下达的情况下，粟裕主动让位实属难得，充分表现出他的公心。

　　◆1948年5月，粟裕在西柏坡留影。左起：薄一波、蔡树藩、李先念、粟裕、彭真、朱德、陈毅、聂荣臻。

　　粟裕第二次任司令是1948年5月，他奉命与陈毅一起赴西柏坡向中央军委当面汇报工作。毛泽东不但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把本欲渡江南下的三个纵队留在中原打大仗，还有意把陈毅调到中原军区和中原局工作。陈毅调动一事没有任何“先兆”，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这一调动实际是为了让粟裕放手大干一场。当毛泽东告诉粟裕“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时，粟裕感到“太意外”了，他立即再三请求让陈毅回华野，但毛泽东决心已定。最后，粟裕仍然请求保留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由他代行其职。毛泽东显然没想到粟裕会提出这个建议，但还是在“沉思了一下”后答应了。粟裕与陈毅一武一文，长期搭档，配合默契。一般来说，陈毅“主政”，粟裕“主军”，有陈毅在，粟裕能够专意于军事，并且屡建战功。陈毅现在要到中原工作了，粟裕不得不军政大梁一肩挑，但他还是请求保留陈毅的华野原职。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陈毅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粟裕不为名，只惟事业的高风亮节。

　　◆1945年11月粟裕出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陈毅和中央军委关于华中野战军作战地域的选择问题有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其实质为“内线歼敌”还是“出击外线”的战略分歧。粟裕出于公心，屡次建议“先在苏中打仗再西移”，并以成功的作战行动促使中央军委最终改变出击外线的初衷，把“内线歼敌”作为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平心而论，如果粟裕当初二话不说，坚决遵照中央军委部署，兵出淮南进行外线作战，就算失利，那也是上级决策失误，他自己并无责任。但粟裕却“斗胆”直陈自己的意见，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倘若晋冀鲁豫和山东野战军出击外线顺利，而粟裕在苏中内线作战失利，那他将成为“抗命的罪人”。现在，不少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内线作战显然比外线出击有利。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否则也太低估中央军委的决策能力了。还有人指出，粟裕之所以“执意”在苏中作战，是想“拣软柿子捏”，因为对手太弱，属于国民党军的二流部队。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实则不然。粟裕面对的的确是国民党军的二流部队，但却有12万之多，粟裕能指挥的人马则只有约3万，况且粟裕的直接对手，这12万国民党军的指挥官李默庵并非庸才，在黄埔同期同学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之说。粟裕直言完全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事业强烈的责任心，这不是每个战区指挥员都能够做到的。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几次提出重要的战略性建议，“善谏”是能力，“敢谏”则是品质。有人认为粟裕在解放战争中之所以“敢”于犯险建言，是因为他长期在南方和华东，远离中央而没有看到党内几次运动中一些错误做法。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粟裕受命深入海防进行调研，发现当时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国防工程方面存在某些严重问题，于是秉笔直书。当他于1970年如实完成调查报告时，有人提醒他说国防工程部署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但粟裕还是据实上报了。这个时候，“文革”正在进行，粟裕本人也经历了激荡起伏和人生冷暖，但他还是像解放战争时期一样“敢”于直谏，唯一的目的是对军队和国家负责，公心不改。

　　◆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左二）时，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左一）等在孟良崮战场观察地形。

　　为照顾战略全局，粟裕还能够牺牲本战区的局部利益，这集中表现在“七月分兵”上。孟良崮战役前，华东战区虽机动月余，却屡寻歼敌机会不得，形势十分严峻。对此，中央军委的态度在1947年5月8日有个“分水岭”。之前，中央军委一再指出：“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5月4日）、“不要分兵”（5月6日）。但8日的指示则起了变化，中央军委要求粟裕以6月10日为界，之前若不能创造战机歼敌，之后就配合刘邓大举出击。中央军委意图明显，即以外线出击缓解内线压力。孟良崮大捷后，中央军委的态度如两江汇一，肯定了继续内线歼敌的可能性，并要求山东战区用半年多时间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虽然暂时缓解了国民党军的攻势，但其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并未改变。中央军委认为山东内线歼敌良机难寻，于6月29日再次致电华野，再次提出分兵指示，并陈述理由如下：“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可见，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是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6月29日电只提山东军情，没有论及刘邓。这是因为在中央军委的总体部署中，刘邓出击外线是为了解救山东危局，华野出击外线是自救，而不是为了支援刘邓。其实，仅就山东战区而言，内线歼敌的机会不是没有，只是时机未到，正如粟裕所说：“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粟裕还是在6月30日即复电中央军委表示迅速执行。粟裕没有说出来，但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华野为战略全局做出了局部牺牲。对此，华野部分将士是有意见的，粟裕还向他们作了解释：“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否则）对全局是不利的。”从未在外线作战的华野外线兵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粟裕考虑更多的却是战略全局和兄弟部队的困难。1947年8月18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为此，他建议华野外线兵团的作战区域不应限制在鲁西南，而要越过陇海线，南下至豫皖苏一带寻机歼敌。这一建议正中毛泽东下怀，他于24日复电指出粟裕此意见“极为正确”，这一用语在毛泽东的电文中是极少见的。

　　“建言”：立足全局，远见卓识

　　早在红军反“围剿”时期，粟裕就认识到：“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全局和局部很好地联系起来。”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则回忆道：“他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就是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从党的最大利益出发；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考虑完成任务的最佳方案。”正是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粟裕提出了几次战略性建议，主要的三次建议分别发生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阶段，都极大地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前面提到粟裕在解放战争初期力主在苏中内线歼敌，除了公心可鉴，更表现了他独具慧眼的战略眼光，这集中体现在1946年8月1日和14日电报中。如南战斗后，海安成为双方争夺焦点，鉴于天长和盱眙难保，粟裕请求将淮南第五旅东调至苏中参战，但陈毅表示反对，并向中央军委建议“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海安保卫战后，粟裕再次向中央军委“要兵”（淮南主力），此电显示了他非凡的战略眼光：“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陈毅再次反对，仍建议“粟部迅速西调”。面对粟裕和陈毅的争论，中央军委未能及时做出决议，兵力不足的粟裕只好在予敌重大杀伤后放弃海安。李堡战斗结束后，粟裕于8月14日致电中央军委，对历次争论进行了总结：

　　◆粟裕作苏中作战总结报告。

　　“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歼敌一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

　　这些极像毛泽东语气的话居然出自一个战区指挥员笔下，实属难得。从粟裕的多封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整个战局”“战略”“战役” “内线”“外线”等关键性字眼。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再次推迟了出击外线时间，直到1947年3月才最终明确了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并指出“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可见，从1946年6月26日决定外线出击到1947年3月改为内线歼敌，中央军委用了整整八个月时间！粟裕的战略性建议和成功的战争实践对中央军委确立解放战争初期正确的战争指导方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粟裕的第二次战略性建议是解放军“问鼎中原”的关键。1947年底，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敌我双方相持不下，“你打不过来，我也打不过去”。为打破僵局，毛泽东于12月4日提出了分兵渡江计划，准备实行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第二个战略跃进。1948年1月22日后，毛泽东收到粟裕电报，该电认为应当在江北打几个大的歼灭战后视情而动。粟裕并未明确反对分兵渡江，但他集中三路军，忽分忽集，合力歼敌的建议显然包含了取消分兵渡江的思想。毛泽东与陈毅面商后，仍然坚持己见，于1月27日致电粟裕，要他率第1、4、6三个纵队渡江，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迫使蒋介石从中原调动80个旅中的20-30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筹见复”。中央军委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在蒋介石的后院放几把火，迫使其调动军队回防江南，以减轻中原战场，特别是大别山刘邓大军的巨大压力。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毛泽东已经定下分兵渡江的决心，他甚至在给陈毅的手令中明令组建东南野战军，还详细规定了该军的组织领导。二是对“熟筹见复”的正确理解。毛泽东要粟裕“熟筹见复”的并不是要不要渡江，而是在必须渡江的前提下就渡江的时间和地点询问粟裕的意见。第三，中央军委1月27日电表明粟裕1月22日的建议未被采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申述原见，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但粟裕还是于1月31日再次致电中央坚持原议，中央军委次日即复电坚持渡江。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央军委上一次复电间隔了五天，这一次复电却只间隔了一天，可见渡江决心势难扭转。有异议的粟裕该何去何从？他请求让渡江纵队休整一段时间，为渡江做好充分准备，实际上也想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再思考。深思熟虑之后，粟裕还是认为不过江，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为好，但他又怕自己的“一孔之见”干扰了中央军委的决心，没有上报。粟裕一度称自己的建议为“管见”，实际上，这是他站在高处的“远见”，正如他在回忆当时的心境时所说：“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4月初，陈毅回到濮阳，粟裕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汇报，陈毅大为吃惊。经过多次深入交换意见，陈毅支持粟裕将建议上报中央军委。4月18日，粟裕终将该电发出，第四次建议在中原打大仗。这封电报篇幅长达三千字（在粟裕电文中极少），证据充分，说理透彻，更有粟裕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看到电报，毛泽东也犹豫了，权衡了三天也无法拍板，于是通知陈毅和粟裕去西柏坡面议。毛泽东最后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同时也规定，如果华野和中野无法粉碎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华野一兵团仍要立即渡江南下。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于7月14日才明确改变了渡江计划；济南战役胜利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作出“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的决策。

　　◆粟裕主持研究淮海作战方案。右起：陈士榘、张震、粟裕。

　　将“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大淮海战役”的第三次建议对解放战争进程影响巨大，它充分体现了粟裕从全国战略全局出发，在江北大量歼敌，为日后渡江作战减轻负担的指导思想。1948年9月24日晨，济南尚未完全攻下，粟裕就提出了“小淮海战役”的建议，不过，这还仅仅是一场华野的“独角戏”。粟裕的主旨是攻敌打援，而且重在打援。按照他的部署，华野部队将分成两部，分两步走：第一步以少部兵力攻占两淮，以主力准备截歼由徐州及陇海路东段南援之敌；第二步敌若不援则乘机攻占海州和连云港。虽然“小淮海战役”规模不大，但仍然体现了粟裕深远的战略眼光：“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中央军委于9月25日复电表示赞同，并增加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役目标，将“两步走”发展为“三步走”，使“小淮海战役”成为“中淮海战役”。11月6日，“中淮海战役”打响后，海州之地迅速向西靠拢。8日，黄百韬兵团还未就歼，粟裕即向中央军建议将“中淮海战役”进一步发展为“大淮海战役”：歼灭黄兵团后，放弃“中淮海战役”原定的后两个作战目标，主力西向，进击徐（州）蚌（埠）线，包围并歼灭徐州之敌。可见，“大淮海战役”的目标与“小淮海战役”已经大相径庭，是把中原的“几口饭一口吃下去”。如果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不但将使中原局势彻底改善，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也必将大为改观，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粟裕之所以敢下这个决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正如他在8日的电文开头所说：“近来全国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显而易见，粟裕提出“大淮海战役”是以全国战略全局为出发点考虑的。“大淮海战役”截断徐蚌线和辽沈战役攻占锦州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提出攻占锦州关门打狗，但他并未提出截断徐蚌铁路，进行南线决战，这是因为辽沈战役中，四野兵力超过东北国民党军，所以毛泽东敢下这个战略决心。淮海战役中，华野和中野加在一起不过60万，要面对的却是80万国民党军，所以连毛泽东也不敢吃这口“夹生饭”。毛泽东没敢下的决心，粟裕却敢下，真是胆过姜维。

　　“立功”：独当一面，功勋卓著

　　粟裕不但为中央军委提出了战略性建议，还在上级指示未达或不及请示时独当一面。如果不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置问题，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场形势和敌情瞬息万变，通讯和交通工具也不够发达，中央军委与各战区的联系并非事事及时，时时顺利，各战区实际上成为独立的战略单位。中央军委也深知无论主观和客观上都不能对战区干预过细，只能进行“宏观调控”，于是给了战区指挥员相当的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对此，粟裕十分感怀，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毛泽东）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中央军委虽然“放权”了，但战区指挥员自身也必须具备战略眼光，能够根据中央军委总的战略决心，联系本战区实际，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特殊情况下“先斩后奏”既是无奈的，也是必需的。如果只会等、靠、要，缺乏战略眼光，就不能独当一面，不是一个称职的战区指挥员。粟裕长期转战南方，远离中央，上级的指示很多时候不能及时到达，这在客观上使他比其他战区指挥员更多独当一面和自主处置的锻炼机会。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粟裕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只好“自力更生”，他在回忆录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在我以后的作战生涯中长期远离中央，所以我对于尽可能地去了解和学习战略性问题格外重视。”

　　◆1949年5月，粟裕在布置上海战役作战方案。

　　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经常独当一面。豫东战役中，当粟裕决定放弃歼灭新五军，改攻开封时，已经来不及向中央军委请示，只好“先斩后奏”。他于1948年6月16日向中央军委呈报攻打开封的具体方案时表示：“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中央军委次日复电表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在渡江战役前，总前委经中央军委同意，制定了《京沪杭作战纲要》，它规定部队渡江后首先要站稳脚跟，然后再视情扩大战果。这一决议建立在国民党军将进行顽抗的基础上，不料江防一突破，敌人即仓皇撤退。在这种情况下，粟裕果断下令各部队立即追击，结果在郎溪、广德地区取得了歼敌五个军的胜利。粟裕当然也给中央军委作了汇报，但战机稍纵即逝，只能是先斩后奏的“补报”了。

　　许多论著在谈及粟裕的几次战略性建议时，给人的感觉是粟裕一提出建议，中央军委就立即采纳，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中央军委同意粟裕的建议是有所保留或者说有条件的，那就是粟裕要拿出“货真价实”的“证据”，在这之前，中央军委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最初的战略决心。粟裕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不但从全局的高度提出战略性建议，还以成功的战争实践证明了自己建议的正确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粟裕在渡江战役期间留影。

　　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粟裕在苏中战役中以3万人对抗12万之敌，最后消灭对方44%的兵力。苏中战役的胜利不但初步平息了粟裕、陈毅之间的争论，起到了战略侦察的作用，还创造出了成功的“盈利模式”，连毛泽东都要全军学习，他于1946年8月28日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各战略区通报苏中战役的经验：“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用这样的语言表扬一个战区指挥员，对于毛泽东而言是很少见的。8月以后，中央军委对南北两线的作战方针都进行了调整，主要以内线作战的方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大大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战略进攻阶段，粟裕连续四次建议在中原大量歼敌，并以代司令员兼政委之职全面主持华东军政工作，随后成功指挥了解放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歼灭战——豫东战役，彻底改变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不利态势。毛泽东于1948年8月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等人时高兴地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战略决战阶段，粟裕不但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还把“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并顺利实现了中原战场的大转折，使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大厦将倾之势，此战意义之大毋庸赘述。战略追击阶段，粟裕又指挥了解放上海、福建等东南重地和追歼残敌诸战役，加速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